黃河青山沒有特定地點：只不過是歷史學家的反省(4)

沒有特定地點：只不過是歷史學家的反省(4)

　　為維持龐大的軍隊、公務人員及其家人，國民黨政府在內陸省份實施「田賦征實」（以實物納土地稅），至於如何進行，幾乎沒有留下記錄。就我們所知，其過程不可能井然有序。從背景因素來說，稅籍不過是一堆混亂的舊資料，幾乎沒有兩個縣採用同樣的編排標準。有些地區明白承認，原始資料是明朝時留下來的。徵稅時通常算出穀物有多少擔，折合成銀兩後，再換成為法幣的元及分。基本稅率很低，但有無數的附加稅捐，每個地區都不一樣。而且，佃農還進一步劃分他們的小塊土地，加以出售或抵押，但沒有同時移轉納稅義務。

　　這些習慣行之有年，唯一的結論就是，許多納稅人僅能口，稅後所得要分配給地主、承租戶、佃農和債主，人人只分到一點錢。這些背景因素造成土地稅收一開始就很微薄。雖然回歸以實物納稅，但無法避免在無數情況下稅負忽然大幅增加。地方官吏和村長不知用何種公式定出地區的配額，這種方法無異要求用中世紀的制度來承擔現代戰爭的主要財政負擔，悲劇的下場一定很常見。白修德報道，河南有一次發生饑荒，國民黨軍隊仍然向人民徵收食物，使饑荒更加惡化。情勢使然，類似的情況一定曾發生過。

　　美國加入太平洋戰事後，華府贈予中國三億美元，以穩定通貨。部分的錢用來在美國購買黃金，再運過「駝峰」，在中國市場出售，換成法幣。這個措施的好處是可以抑制通貨膨脹，但很少人提到。不過，美國大眾卻常被提醒，這批貴重金屬落入和國民黨關係密切的有錢人手裡，最後轉入美國投機市場，並在西半球購置不動產。重慶國民參政會中的部分成員大為震驚，竟天真建議，請美國列出這些人的姓名及資產，以便課稅。但見識較廣的同事告訴他們，這種請求絕對得不到西方民主國家的尊重。

　　為什麼國民黨不能像共產黨一樣，積極運用鄉村的資源？下一章會有完整的回答，部分原因和共產黨的本質有關。但簡單的說，中國土地持有制度是過去數百年來法律和社會制度的產物，符合當時封閉和不具競爭的地位，問題大到無法片面改革。如果沒有重整村落，就無法在行政上擴大稅收。在抗日期間，共產黨算是部分成功，原因在於他們可以不必靠上層結構來運作。他們的核心幹部並非官僚，徵兵和賦稅不必符合以都市中心為網絡的組織要求。由於這層關係，共產黨的戰爭行動必須有選擇性，而且要零星。然而，其特殊的動員方式已和國民黨產生衝突，因為後者必須守著「法治」的綱領，才能維持內在的凝聚力以求生存。

　　我隨著朱世明將軍到臺北時，更加肯定我原先的想法：蔣介石必須包容身邊的各種元素和人物。如果蔣介石比實際上能做主，他可以逮捕朱將軍，或是讓他繼續當國民黨的外交官。讓一個自己信任的副手被吼出辦公室，又私下表達對他的個人關懷，這樣毫無邏輯可言。這次事件的意義必須對照蔣的個性來看：他並非沒有決心的人。孫中山去世後，他在廣東的作為充分證明他善於採取迅速的行動，不論是否有父親告訴我的許崇智這一段故事。1927年4月，他突襲共產黨，再度展現他的敏捷。即使是毛澤東，回憶起與蔣在江西的五次對戰中時，也只差沒公開稱讚他，在起初的挫敗後，還能迅速集結軍隊，繼續作戰。上海之戰並非失誤，而是一次賭博。也就是說，局勢需要蔣採取行動時，他不曾猶豫過。

　　蔣介石最大的敵人來自後方。為求繼續作戰，他必須團結一群各省強人和政客。由於他不曾完全掌權，因此不可能有更大的決策力。他接掌政權時，中國還沒有經濟或財政基礎，不足以像現代世界統一的國家一樣行動。一般認為他無意改革，但其實剛好相反，國民黨政府在他統領之下開始許多革新的計劃。在抗戰前，農村信用機構和合作社都已設立，鄉村改造學校已準備就緒。國民黨的中央政治學校下設農鄉管理系，我的朋友范長江一度就學。在戰爭期間，也採取類似的措施。在湖南的南嶽，甚至還有一個遊擊訓練班，除傳授機動戰爭的戰術外，還設有鄉村動員的課程。這些努力全都一敗塗地，原因很熟悉：在中層階級沒有足夠的社會關係，無法據以建立有效的指揮管道，而在鄉村地區，整體的下層結構近乎明代時的架構，不像20世紀應有的組織。

　　蔣為求心安，安撫以前敵人，疏遠他的朋友和追隨者時，無法得到外國觀察家的尊敬。我從《史迪威文件》首次得知，即使他的妻子和妻舅，也被他視為只能信任一半的政治夥伴。難怪史迪威不屑地形容他是「花生米」。

　　我起初尊敬蔣介石，也許正如郭沫若所說的，因為我是他的「忠誠信徒」。但隨著時間進展，崇拜轉成同情的瞭解。身為歷史學家的我最後終於看到，對於國民黨運動和其領導人蔣介石來說，命運賦予他們的行動範圍相當有限。

　　書寫這些段落時，我完全清楚，蔣介石很容易被抨擊，不太容易替他辯護。我無法替他1927年4月12日在上海的行動辯解，當時他沒有預警就逮捕共產黨員和勞工工會分子，隨後將這些人加以處決。我看不出他的恐怖統治有何智慧，連左派作家都被詛咒成一般的罪犯。即使我看出他維持秘密警察有其技術上的需要，我還是無法認同這群缺乏思考能力的人所犯下的殘暴惡行，我也提不出蔣不應負責的證據。但這些都無法阻止我澄清蔣介石的歷史地位。他跨出大膽的步伐，正吻合歷史向前進的脈動。因此，即使失敗了，國民黨並非一無是處，更絕非只是退化的象徵。也因為這些原因，許多中國的飽學之士雖然沒有政治的野心或興趣，卻願意替蔣介石的國民黨貢獻心力。

　　我認真思索，得到以下感想：與其說蔣介石在領導公共事務時投注自己的性格，以求自己的滿足，不如說他準備好迎接註定的命運之約，以求領導公共事務。我初次看到他是在1939年。在成都中央軍校，我們聽到「我們的校長」要來時，整個學校一片騷動。我們把整個學校裡裡外外翻了一遍，四處擦擦洗洗，給每個器具上油，預期他會來檢查。但最興奮的是，我們即將有機會和傳奇般的偉大人物面對面。我們全都知道，蔣介石有一度和幫會扯上關係。即使是我們的政治部主任鄧文儀少將，身為親近蔣的弟子，都不諱言，他曾在上海股市中賺了一票。

　　在我們的印象中，蔣是大膽無畏的英俊年輕人。這樣的印象大半來自經常被刊登的一張照片，拍攝時間是黃埔軍校成立時，照片中的他擺出很帥的姿勢，整理他的手套，似乎象徵他隨時準備行動。這時我們也已讀過王柏齡將軍的回憶錄。他在書中揭露，蔣不僅以個人信用借錢來維持軍校，而且還親自設計國民黨的軍服，包括非常僵硬的環孔，讓帽子向上翹，展現革命軍人的精神。他有一度甚至想讓第一期生在三個月內畢業，認為再稍微拖延，中國就沒有機會重生。到此時為止，依我們的標準而言，他具備偉大名將的種種條件：敏捷堅定，愛冒險，有想像力。即使只是名義上，但能當他的學生就讓人心滿意足了。

　　等到我們見到本人，失望到了極點，簡直無法以文字描述于萬一。雖然教官事先警告，校長來時，如果誰弄亂了隊形，就是犯了嚴重的過錯，一定會遭到禁閉的處分，但校長致辭時，一些學生傾斜身體，希望能看清楚演講人，後排的學生則踮著腳尖。但他們的熱誠並沒有得到報償。蔣介石的態度既不敏捷，也不堅定，他動作緩慢又刻意。他的演說既無冒險精神，也欠缺想像力，只有枯燥無趣。我們期望是軍人對軍人間的談話，像關起門來討論當今局勢，或是多少提到他過去的光榮歷史，但這些期望全落空。他花了一個多小時告訴我們，要嫺熟基本工夫，只要熟練基本戰術即可，如果費心去思考戰爭的信念、概念，甚至戰略，都是浪費時間。如此這般，我們仰賴領導我們贏得孤注一擲的戰爭，進而改寫歷史的人，談話竟然像是教練班長一樣尋常。他還老遠從重慶來講這些東西！在和他同地位的戰時領袖中，沒有人像他一樣發表如此無趣的演講，不過也沒有像他一樣身兼所有軍校的校長。

　　等到我們要朗誦「軍人讀訓」時，他又親自當起教練班長。不過，他卻缺乏教練班長的體力和壓迫感。「我念一則時，」他輕聲說：「不要和我同時念。等我念完後，你們再複述一次。」他如此講究細節，追求完美！但是國語的「服從為負責之本」在他濃厚的浙江口音下卻成了「屋層外無炸資崩」。後來我們就以嘲笑和模仿可憐的校長為樂。我可不願當蔣介石的公關人員，即使是最能幹的新聞官打造出的公眾形象，他本人都可以輕易摧毀。

　　又有一次，站在講臺上的蔣突然發現，身為軍校董事的戴季陶居然站在台下的聽眾中。他停下演講，請戴和他一起站在臺上，但戴客氣婉拒。邀請愈來愈急迫，但戴非常謙虛，以同樣的決心拒絕。其後數分鐘，我們聽到麥克風傳來我們的校長蔣介石的聲音：「嗯嗯，請，請！」戴的聲音沒有連到麥克風，但從延長的懸疑氣氛中，我們可以推測出正在進行某些對話。這場謙虛的拉鋸戰終於結束，戴順從請求，走到臺上，蔣才又繼續演說。站在聽眾中的我心中懷疑，這些就是我所崇拜的人物嗎？如果在數千名頂著鋼盔、站在太陽下的軍校生之前，都無法避免虛華不實的形式主義，在處理更重大的事件時，他們的優先順序只會更值得質疑。

　　多年後，我讀到司徒雷登（John Leighton Stuart）的有趣記載。司徒雷登博士曾任燕京大學的校長及美國駐中國大使，他知道抗戰勝利後，蔣介石喪失了中國年輕一代的向心力。他於是去見蔣，建議他採用對年輕人更有訴求的計劃。他建議，蔣可以啟動任何「危險」的計劃，點燃學生和年輕知識分子「喜歡冒險的熱情」，讓他們轉而成為他的「自願宣傳者」。整個故事顯然很矛盾，因為司徒雷登博士是傳教士般的教育人員，理論上應當教導人和平生活，而他建議的對象不僅領導全國投入歷史上風險最高的豪賭中，而且自己在一生中指揮一場又一場的軍事戰役，從不間斷。平靜安寧絕非他生命的特色。

　　這些事件的不可解，以及整個蔣介石現象的謎題，只能放在更大的參考架構中，才得以就技術方面來解釋。我要重申，公平地說，蔣應該被視為歷史的產物，而非操縱一切的人物。就某一方面來說，我在成都見到的他，不再是數年前在廣東創設黃埔軍校時的他。蔣設立現代化政府的外觀後，也替自己創造出最尷尬的處境。他無法製造出讓政府系統運作的下層結構，只能讓一切維持現狀。戰爭爆發前，在南京政府掌控下，國家經濟的現代層面或許還有希望擴大成相當的規模。但1937年戰爭開打，一切的可能就此被打碎。司徒雷登提出建議時，蔣已經變得更絕望，因為在八年的求生奮鬥後，內戰竟接踵而來。

　　至此一切都很清楚：中國的命運系於鄉村改造所產生的突破。這個主題雖然常被討論，卻可以證實一個例證豐富的解釋，解決長久以來的指控，因為直到現在，國民黨和蔣介石仍被指責在這方面有所疏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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