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河青山沒有特定地點：只不過是歷史學家的反省(3)

沒有特定地點：只不過是歷史學家的反省(3)

　　一個對革命持這麼負面看法的人，必須證明自己曾盡心努力過，才能鞏固他的立場。我知道父親不是懦夫，但我希望能從別人口中得知。我青少年時，他會看著報紙的人名，指出他還在國民黨的早期朋友。我清楚記得戴愧生這個名字。（字面上是「活在羞愧中」，反映當時革命黨人的情懷。）因此，約十五年後，戴先生進來辦公室，需要在東京的交通工具時，我在安排妥當後膽怯地問他，是否還記得黃震白。「黃震白，當然！」他大叫。後來我請他和幾位朋友吃晚餐。能夠從他那裡聽到先父青年時期的事蹟，實在很欣慰。但我知道，體力的勇敢絕對不是我們家族的特徵。父親一定努力證明過，在逆境時他如何正直可靠，就好像我辛苦證明自己不是戰場上的懦夫一樣。

　　想起父親，不覺勾起傷心的回憶。1936年，我獲得南開大學減免學費的獎學金。當時他一定認為，多年心願就要達成，眼看兒子可以走向不同于自己的人生道路。但次年對日本開戰，全國一片混亂，他的夢想也被戳破。然而，戰事發展成全面的戰爭時，他雖然不安，卻更高傲，送走兩個志願從軍的兒子。「這場戰爭我們絕對不能輸。」他以複雜的情緒說。他來不及知道珍珠港事變，更不用說抗日勝利和中華人民共和國。慶倖的是，弟弟從國民黨軍隊的交輜學校畢業，從軍三年，最後又回到學校，完成大學學業，經過一連串的長期奮鬥後，從斯丹福大學獲得機械工程的博士學位。父親至少有個兒子實踐他的夢想。

　　父親如何影響我成為歷史學家呢？他讓我自覺到，我是倖存者，不是烈士。這樣的背景讓我看清，局勢中何者可為，何者不可為，我不需要去對抗早已發生的事。在安亞堡居住多年後，我又去除了自己的一項壞習慣，不再對歷史的呈現方式生氣，因為此舉不會增進知識，只會增加史學的破洞。我雖然不是百分之百的懷疑論者，但我仍然學到，要想像公眾人物背後的動機（包括同行的歷史學家），而不是完全贊同他們的聲明，納米爾或畢爾德（Beard）應該也採取同樣的態度。實證主義自然有其缺失，如果應用得太狹隘，可能過早認同偏向「力量即公理」及「最適者生存」的信念。命運預定說的教義，或說是我自己的版本，提供了解決之道。

　　中國的內戰不只是信仰或恩寵，不只是救贖或詛咒，而應該被認定是現代史上驚人且空前的事件之一，其過程牽涉許多意外和料想不到的曲折。但是，內戰結束時，許多條件再也無法還原。這些條件再摻雜平凡正常的因素，一起驅策中國踏上不歸路。起初，整個發展似乎顯得離奇古怪，難以理解，包括紅旗下的中國，但隨著時間演變，那些意想不到的特色全變得較為可信，比較可以和中國的過去並存。這些在在使我們相信，這就是成形中的歷史。擁有億萬人口的國家其力量無法抗拒，這些行動就肩負起這個力量，試圖突破一百多年來的僵局，因此將超越一個人的聰明才智、一個社會階層的利益，以及任何政黨的口號。

　　這個解決之道已經註定好了，淩駕于我們的道德判斷之上。

　　身為歷史學家的我，同意西方作者的共識：國民黨的運動失敗了。但我覺得，不應該只強調其負面。在歷史的長期發展中，國民黨的運動可以算是壯觀的失敗，在最終的失敗前，畢竟經過辛勤的努力，打造出許多成就。在古老的下層結構和現代化國家的要求之間，存在極大的差異，終究無法加以填補。

　　蔣介石的政符，是第一個給予中國人民方向感和希望的政府。它現代化的外觀受到其他國家的重視，以至於願意與它談判，廢除大多數的不平等條約，結束中國一百多年來的羞辱和奴役。他的政府是第一個現代中國的政府，動員全國抵抗一個一流強權的全面入侵，而且最後還能勝利告終。這個政府的成功大多出於人類的意志，而不是組織的效率。經過八年抗戰後，這種意志無法再持續，組織更受到質疑，讓它毫無自保的能力。它甚至無法保護自己的威望。因此其失敗更顯得一發不可收拾，甚至足以成為整個國民黨運動的特徵。

　　國民黨政府從中國過去所承襲的最大障礙，就是政府財政。皇帝的命令在於維持全國的安寧與平衡。帝制中國沒有能力動員整個國家一致投入戰爭，也無法和組織動員能力如此良好的敵國進行經濟競爭。因此，為這些目的而籌資，成為民國的嚴重問題，無論由誰來掌權都一樣。1911年的革命成為頭條新聞時，孫中山正在美國旅行。他沒有趕著回國，反而到英國去尋求貸款，這時他還沒就任民國的臨時總統。袁世凱與共和分子的第一場爭吵，起因于向國外的銀行財團借錢。

　　表面看來，1917年中國分裂成南北兩邊，似乎是因為辯論是否該對德國宣戰。事實上，以北方軍閥為代表的派系想利用對德國宣戰，取得日本西原的貸款。孫中山宣佈背棄西方強權，並在1923年新年前夕擬定親蘇聯的政策，原來他打算以南部沿海稅收的盈餘支撐廣東政府的財政，但美國等六個強權卻發動海軍示威，計劃因此失敗。美國等國希望用稅收來償還中國的對外貸款，支付以前的戰敗賠款，而且應該送到北京，以維持海關的獨立完整。

　　在對日抗戰之前的十年，國民黨的南京政府達成關稅自主，設置中央銀行，歲入來源是沿海關稅、鹽稅和統稅（即消費稅），並透過發行公債來消除赤字。對於這些財政措施，贊成的批評家認為很進步，反對者則評為倒退，但他們卻都被國民黨的現代化外觀所騙，以為一旦有政策，就一定有替代方案，選擇時必須反映政府追求的經濟目標。但事實上，國民黨政府沒有選擇或替代方案，財政措施都是以求生存所需的元素組成的。有了財政措施，等於是向前邁開一大步，讓全世界知道，現代政府可以靠國內融資生存。無論是希望或幻覺，大有助於蔣介石的南京政府建立可信度，讓他贏得西方強權的同情，引起日本軍國主義分子的憂心。幫助蔣投入戰爭的最有力財政工具，就是將銀元國家化，以不可買回的紙鈔作為法幣，1935年末實施，一年半後，盧溝橋就響起了第一聲槍響。

　　國民黨政府被趕往內地後，所有歲入頓時化為烏有。即使讓通貨膨脹也無法達到希望的效果。中國內陸到底有多落後，可以如此形容：不但血量不足，更糟的是，連血管都沒有。多年後，伊朗國王也面臨類似的問題，由於欠缺分配管道，國家財富只累積在上層階級，不但沒有實質利益，反而造成為難的處境。國民黨和蔣介石必須在戰時面臨更為嚴重的癱瘓後果，卻又不曾擁有消化不了的財富。隨著法幣數量的增加，鄉村地區開始回到以物易物，或是非法的銀元交易，至少可以降低部分的通膨壓力。紙幣數量多，流通地區又少，讓城市生活更難以忍受，暴利和貪污就此橫行。

　　問題可能在於，蔣介石為何敢在這種情況下宣佈抗戰？答案是他別無選擇。如果再對日本讓步一次，十年來的辛苦就會付之東流。除非他對日本攤牌，回應日本的挑戰，否則他就必須面臨國內控制不了的紛爭。沒有一個個人可以長期穩住一群軍閥、前軍閥、准軍閥，讓他們保持微妙的平衡，更不要說共產黨鼓噪著要抗日。一向精於算計的蔣介石，此時也顧不得了那麼多，只能大膽應戰。一般不建議使用這種同歸於盡的手段，但有時它也能開啟新局。

　　實際上，蔣介石預期西方國家來救援。戰事剛開始時，他在公開的演說中宣稱，正在進行的「不只是日本和中國之間的問題，而是日本和全世界之間的問題。」我持有的當時一本宣傳手冊指出，十八個月內，國際局勢應該將有利於中國。事實上珍珠港事變爆發時，離盧溝橋事變已經過了四年又五個月。根據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經驗，1937年時的我們都以為，戰爭可能要持續四年。但戰爭卻打了八年，一定超越大家的想像。美國人看到蔣介石在戰爭最後階段「搭勝利的便車」，勢必很難對他產生敬意。但對跟隨他投入戰爭，分享他的命運的我們而言，又是完全不一樣的看法了。

　　我們的行動當然讓我們很羞愧：先貿然投入，再靠山姆大叔來救我們脫困。但對蔣或對我們而言，另一個選擇就是投降，在大東亞共榮圈中當兵。多年後，身為美國人和歷史學家的我，仍然無法相信，蔣希望美國參戰來幫助我們，他的評價居然低於立場相同的丘吉爾。中國最不名譽之處在於，等到美國參戰時，中國的武裝部隊已經沒有多少戰鬥能力。中國已經成為士氣低落的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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