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河青山沒有特定地點：只不過是歷史學家的反省(2)

沒有特定地點：只不過是歷史學家的反省(2)

　　孫先生的党人，也就是自稱「中華革命黨」的這群人，被迫有所因應。父親返回湖南後，旋即遭到逮捕，原來當局懸賞捉他。他在友人暗中幫助之下，在千鈞一髮之際逃脫。我的一位堂兄就沒這麼幸運了，他被送到北京去，擁護帝制人士把他放在鐵床上，下置炭爐，要他招出秘密情報，要他叛黨，他就在被火燒的情況下被折磨至死。但雲南起義和輿論獲得最後勝利，袁世凱被迫取消稱帝計劃，羞憤而死，時為1916年。許崇智將軍重回崗位，先在福建，後來到廣東。父親也重當參謀長。

　　但袁世凱之死並沒有帶給中國和平，只是象徵開啟了十年的無政府狀態。次年，中華民國分成北部和南部。當時的大元帥孫中山首先提出「北伐」的概念，如果當時加以實行，就可以算是「三次革命」。但他的廣東政府也是南部各軍閥搶奪的目標，單是清除這些軍閥就可以構成「四次革命」。這時我父親覺得已受夠革命了，他回到湖南，和母親結婚，次年我出生。戴愧生先生確定，這時他勸我父親回來完成未竟的任務，但並沒有說服成功。他並不知道，他的戰友已變成顧家的男人。事隔多年，他在東京碰到昔日戰友的兒子，但這個兒子已經三十二歲，正要展開自己的流亡之路。

　　我童年時，就已意識到父親比同學的父母老很多。但我並不知道，父親和我相隔的這四十歲，代表整個家庭跳過了一代，也讓我直接接觸中國追求現代化過程的延長奮鬥，這場奮鬥在他之前就已展開，在我這一生恐怕還不會結束。情勢如此，卻帶來一些不便。父親提早退休，第一個付出的代價便是貧窮。全家不曾餓過，但我們少有特殊享受，簡單的正餐外更少有點心。長沙街頭販賣著番薯、烤花生、烤玉米和韭菜盒子，陣陣香氣一再提醒我，我從童年一直餓到青少年。中學開始上英文課時，我好盼望能擁有生平的第一枝鋼筆，但我們家的預算只容我帶一枝墨水筆，再加一罐墨水！下雨時，同學在鞋子上加橡膠套鞋，閃亮又時髦。我卻笨拙地踏著木屐，發出惱人的聲音，令我無地自容。我抱怨上述情事時，父親會告訴我他年少時的故事。但我的小小心願沒有得到滿足，一點都不相信我們家的困苦和中國的命運有任何關係。

　　父親顯然對許崇智將軍的評價不高，但他的這位長官兼「教師」由衷信任他、提拔他，因此在傳統的忠誠及他的自尊驅使下，他不可能去蔣介石的南京政府謀職，而說起來在舊國民黨的階層中，蔣還在他之下。他同時還考慮到，他離開黨也很多年了。在湖南，他接受地方政府零星的工作，不但薪資少，還得忍受素質能力不如他的長官的羞辱。但他沒有其他選擇。母親常告訴我和弟弟：父親犧牲很多，他希望我們日子過得好一些。我們應該專心學業，準備上大學。父親希望我們當工程師，或是靠建設性的工作來體面賺錢，不要當政客或軍人，更絕對不要當革命黨人。

　　對緊張和過度擔心的父母來說，20年代末和30年代初的長沙絕非居住的好地方。在「白色恐怖」時期，三天兩頭就出現公開處決共產黨人的場面。甚至很難避開街上的行刑隊伍，因為太過尋常了。通常隊伍前會響起尖銳的號角聲，士兵亮出槍尖上的刺刀，大叫：「殺！」囚犯的手被反綁，在推擠之下走過街道，有的面如死灰，有的臉色潮紅，大吼大叫，表達不滿及反抗。他們甚至無法有尊嚴地死。

　　傳統的死刑令是把一小片紙貼在竹片上，掛在犯人的脖子，紙片上用黑筆寫著犯人的名字，但上面用紅筆重重畫上一筆，象徵依法結束犯人的性命。在隊伍中總有光腳的小孩穿梭奔跑，興奮地咧開嘴，將整件事當成玩樂嬉鬧的場合。不論犯人是恐怖分子，或是理論上贊成階級鬥爭的書呆子，在執行死刑時都沒有差別。顯然有些年輕男女是受到牽連才喪生。有時也看得到青少年。

　　公開行刑的恐怖深深震撼了小學時的我。父母不准我太接近執刑的現場。但有一個叫做邵先慧（音譯）的同學比較大膽，他先看過後，再轉述將他嚇壞的經驗：他想看清楚一些，於是爬到附近的樹上。第一個犯人被砍頭時，脖子一下子就消失了，原本是肩膀的地方噴出一堆血。同學說，他被嚇壞了，緊緊抱著樹幹，閉上眼睛，後來才發現自己的指甲抓著樹皮。他不記得自己如何從樹上爬下來。

　　在1930年，毛澤東的第二任太太被處決，楊開慧是我三舅母的親戚。三舅母目前住在常州，透過她，我們瞭解這個事件的一些細節。法官判死刑時，會讓犯人選擇槍斃或砍頭。她選擇前者，因為她不想讓頭顱被掛在公共場合示眾。在毛澤東被宣佈是公眾敵人時，他的妻子留在家中，拒絕逃跑，因為她認為自己並沒有涉入政治，不應為丈夫的行為負責。她的審判只是形式，甚至連死刑都不是由法官宣判，而是由省主席何鍵直接下令。劊子手並沒有讓她迅速死亡，她身負槍傷，倒在地上掙扎。後來處理遺體的人發現，她手指甲裡全是泥土。

　　三舅母的弟弟向鈞，也被當成共產黨員處決。行刑前一星期，我父親去獄中看他，勸他請求寬恕，才不致送命，但他斷然拒絕。他死時，只有二十出頭。他的死在我們家投下陰影，父母親提到他時，都會降低音量。

　　我念中學時，我們的學生代表大會蠢蠢欲動。代表大會雖然和共產黨沒有直接關係，卻要求撤換省主席任命的校長，並質疑軍訓課的存在，這也觸及省主席的權威。父親要我置身事外，我不聽，他居然親自跑到學校，看我是否成為活躍分子，讓我又羞又氣。我氣急敗壞，因為父親再也找不到在同學前羞辱恥笑我的更好方法。等我稍微冷靜一些後，父親才對我解釋，激進主義很少出自個人信念，通常是來自社會壓力。在大眾壓力下，可能做出事後頭腦清楚時會後悔的許多事。我瞭解他為人父母的焦慮，但我並沒有被安撫。青少年不可能自滿于當老爹的嬰兒。

　　多年後我才開始體會他話中的要點。由於省主席何鍵的干預，這場學生抗議失敗的一塌糊塗。校長仍然留任，必修的軍訓課仍然照舊。在這起不成功的事件中，高喊大罷課和示威最大聲的四十五名同學，全都被退學。由於拿不到轉學許可，他們無法進入湖南省任何一所公立或私立學校。我不知道他們的下落如何，如果有些人變成共產黨員或是立場左傾，我也不覺得訝異，因為在當時是很常見的事。就這點來說，共產黨結合了敵對或不滿國民黨政權的人，一開始不見得和馬克思主義有關。只要想到這一點，我們就應該聰明地想到，校長的撤換、以及軍訓課的時段和長度，雖然頂多不過是地方的事，但仍和全中國的政治之間存有可疑的關係。連蔣介石都沒有辦法進行全面改變，因此我們就應該謹言慎行，因為稍微介入可能演變成認真投入，連自己都不自覺。

　　因此，我們應該當懦夫，乖乖接受命運的安排？不，父親向我保證，他只是希望我們不要成為不折不扣的傻子。說也奇怪，他要我們謹慎的根本思想，和毛澤東激進行動的根本思想幾乎沒有差別：革命是醜陋的字眼。革命是對自己的同胞宣戰，因此不值得歡欣鼓舞，也不值得誇耀稱讚。但父親的訊息不同於別人的煽動造反。父親的想法自然而然會導致以下的結論：要盡可能避免革命的發生，如果避免不了，個人應注意其缺失和詭詐之處。以父親在民初的親身經驗來說，革命黨人失敗就成為烈士，但革命党人的領袖成功時就可能變成軍閥。除了許將軍以外，父親還非常瞧不起黃興。

　　黃興也是湖南人，但不是我們的親戚。1911年4月，離武昌起義只有幾個月，同盟會攻佔廣東巡撫衙門，黃興成為英雄。雖然他有藉口，但圈內人知道，起義失敗時，他逃離現場，追隨者卻被逮捕，隨後成為烈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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