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河青山沒有特定地點：只不過是歷史學家的反省

沒有特定地點：只不過是歷史學家的反省(1)

　　我如果宣稱自己天生註定成為當代中國史學家，未免太過狂妄自大。不妨換一種說法：命運獨惠我許多機會，可以站在中間階層，從不同角度觀察內戰的進展。命運同時讓我重述內戰的前奏與後續。在有所領悟之前，我已經得天獨厚，能成為觀察者，而不是實行者，我應該心存感激。我自然而然會擴大自己的視野，以更深刻的思考，來完成身份的轉換，從國民黨軍官的小角色，到不受拘束的記者，最後到歷史學家。但在我離開安亞堡之前，我仍然不知道，接受命運預定說的同時，我也甩掉了中國文化要求集體化的最後一絲負擔，開始獨立思考，就像在四百五十年前的宗教改革期間，懷著同樣信念的人也採取相同的做法。

　　我的朋友和同事必須吞下內戰終結及其後的苦果，相較之下，我永遠無法逃脫機會主義者的批評。但直到今天，種種機會的組合如何運作，我還無法理解其奧妙。我必須詳細檢視自己，確定哪一部分是機遇，哪一部分是我自己有意識的安排。首先我要說的是，我的那些狂熱朋友讓自己捲入中國政治漩渦的核心，但我年齡卻比他們小。外表看起來，這樣說很是奇怪，因為通常鹵莽才是年輕人的特色，不是成熟年齡的象徵。

　　但在這個例子中，五四運動的時機造就了一切的差別。中國最激進的年齡層約比我大十到二十歲。我成長時，煽動文宣和街頭抗議的衝擊已大為降低。也因此，在我的同輩中，領袖及烈士都比較少。我到作戰部隊的前線去碰運氣，沒想到前線卻是學習政治教訓最安全的地方。我很快就學到，如果中間地帶沒有體制上的聯結，鼓吹更好的績效是不可能的。這種領悟一定降低了我對崇高的預期。接受現實的我，從此以後也就減弱我的野心。在其後數年，我就找舒服的工作，好讓自己有更多機動性，因此我不曾以不留退路的方式全心投入。但第三個因素可能才是決定性的。在整個求學時代，我一直在父親的羽翼之下。在我的衝動背後，總是有他謹慎態度的影子，無論我是否察覺。

　　在我詳細闡明之前，我要講一段軼聞：

　　許多學歷史的學生以為，蔣介石是孫中山旗下的軍事指揮官。但這並非事實。孫中山於1925年3月12日逝世于北京時，他在廣東的軍事將領一直是許崇智。蔣是黃埔軍校的校長，同時也是許將軍的參謀長。孫去世後，廣東的國民黨政府鬧派系分裂。一般認為蔣走的是中間路線，因此能團結國民黨，進而北伐。左派的廖仲愷被暗殺時，右派的胡漢民據說和刺客還保持聯繫，於是蔣趕走他。接下來蔣就趕走許將軍，因為許同樣也涉案。許恰巧私德不檢，他在廣東沉迷賭博，常和風塵女郎來往。未來的委員長先擺平他的部屬後，再邀許將軍共進晚餐。

　　觥籌交錯之際，蔣建議將軍可以到上海休息三個月，由身為參謀長的他在廣東清理門戶。將軍得知屬下都已同意後，仍想替自己開脫：他至少需要幾天工夫來處理家中私事，之後才能離開。這時蔣介石明確告訴他，許夫人和子女已在碼頭的船上等他。許崇智在城裡享樂時，他的參謀長就已安排好要放逐他，而且先從他的家人著手。許將軍震驚之余，晚餐後立即搭船到上海，從此不再回來。他應當很有風度地接受整件事，因為依照當時軍閥的慣例，在最後一道菜還沒端出前，他很可能就被帶到後院槍斃。這場不流血的政變讓蔣介石登上國民黨總指揮官的寶座，並統領大軍北伐。

　　我不知道這故事是否已形諸文字，我覺得有必要。這一時期的專家應該可以證實或駁斥意義如此重大的事件。我把它寫下來等待專家的證實，因為我認為我的來源相當可信。告訴我這個故事的父親，也曾當過許崇智將軍的參謀長，尤其是在許當舊十四師的師長時（和我後來在雲南服務的新十四師不同）。在蔣介石之前，我父親黃震白和許崇智已認識了很多年。

　　我父親的故事屬這個時點。他以間接但有效的方式灌輸我，革命修辭和行動是有所差別的。就某方面來說，我的歷史觀來自他的教導。

　　我的父親來自湖南一個家道中落的地主家庭，這樣的背景正適合中國革命分子。他旅行到貴州、雲南和中南半島，從海豐搭船到廣東，最後到了福州。在20世紀初，這名年近三十、常在饑餓邊緣的孤單流浪漢，加入秘密會社「同盟會」，也就是國民黨的前身。

　　在滿清末年，同盟會的革命黨人擬出一套策略，企圖影響新成立的陸軍和海軍。他們從海外籌資，黨人帶著整袋白銀和成捆鈔票，進入軍營或登上軍艦，和軍隊接觸。有時密使會被抓到，很快就被處決，甚至沒有人會提他的名字。同時陸軍或海軍的人員就把錢財納入私囊，什麼事都不做。同盟會於是將策略改成滲透，或派人進入軍隊。父親就是如此，他在福建進入省立的軍校念書，當時的校長是一位旅長許崇智將軍，和父親的年齡差不多。父親成績優秀，不僅第一名畢業，從許將軍手中領到一枚黃金獎章，而且還勸他加入同盟會。武昌起義時，南部各省立刻宣佈獨立，不受北京清朝政府管轄。許將軍扮演重要角色，將福建省交到革命黨人的手中。父親當時已經從軍校畢業，立刻成為許將軍的參謀長。在當時這一點都不奇怪，因為現代陸軍還在萌芽期，各省強人只聽自己的命令，中國開始踏上軍閥之路。

　　革命党人宣佈成立共和國後不久，就面臨袁世凱圖謀將自己的總統身份改成皇帝。「二次革命」於是誕生，但革命失敗，同盟會領袖逃到日本。我在東京時，一位海外分支機搆的資深國民黨員戴愧生先生，從馬尼拉僑界到東京進行短暫拜訪。他是父親的老戰友，也是在日本黨員的老同事。他告訴我，我父親在舊國民黨內的資歷有多深。這組織顯然未能擺脫地下社會的特色，即使在流亡期間，黨員仍然很在意階層。

　　當時會產生稱帝的企圖，代表民國體制造成尷尬處境。在這方面法蘭克·古德諾（Frank Goodnow）博士說對了。他評估中國此時還沒準備好迎接共和制度。但帝制本身就是尚未準備就緒的根本原因，如何能成為解決之道呢？革命黨人在提倡自由民主數十年後，難道要向這個憤世嫉俗的人磕頭嗎？對這個剛宣誓當民國第一任總統並立誓保衛民國的人，難道要對他奉承說：「皇上聖明，臣等愚見不及一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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