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河青山密西根：更多的回憶(9)

密西根：更多的回憶(9)

　　若干西方人稱蔣介石為「另一個軍閥」，雖然是貶抑的說法，但卻沒有完全脫離現實。無可否認的是，蔣介石在長江流域下游維持了「他自己的」地理基地。他的政治資本就是軍隊，他的管理非常個人化。他君臨其他軍閥的方式，就像董事會中持股最多的股東下達企業決策。他深知自己的力量，也願意承認別人的優點。但對他的批評即使不算錯，仍然不公平，因為稍微不踏實的方法根本不可行，這點還沒有人指出來過。通尼的書出版時，蔣介石號稱已當權了五年。五年後，他動員全中國抵抗日本。這樣看來，他大多數的重要決策是由時間和局勢決定的。和外界的評論者相比，從內部觀察的我們較能看清情勢。但不論蔣介石的言論，或是他的屬下追隨者的言論，都不足以為他的行動辯護。最好的方式是將一切放在歷史的大環境中，就可以從中看出，如果指責他下決定是為了自己的短期私利，這樣的說法並不合邏輯。

　　一個明顯的例子是，看他在1937年如何指揮軍隊抗日。在上海附近，他率領他所能掌控的最好部隊，並且要他們死守。其中部分來自於各省的軍隊，但大部分是外國人所說的「蔣家軍」，就是由黃埔軍官指揮的第一線部隊。軍隊面臨地面、海上及空中轟炸，又擠在一個很小的區域內，因此蒙受重大損失，無論就人員或無法再補充的裝備而言。史迪威將軍因此引用這件愚行，證明蔣缺乏軍事領導的能力，雖然這也不算錯。這個罪名還跟著蔣很多年，不過我們必須瞭解，在這個例子中，蔣的考慮遠超過戰略需要。他必須向西方強權證明，中國決心打一場生死之戰。更重要的是，他需要一些犧牲，來鞏固他新接總指揮官的名義及實質。在國民黨半數以上的部隊裡，組成分子屬軍閥、准軍閥和前軍閥。在此之前，他們只是被動地服從總指揮官，要不是潛藏敵意，就是公開反抗。

　　此外，在1937年，中國並沒有能力和日本作戰。一旦開啟戰事，就必須宣揚一個理念：在困境時，必須拋棄邏輯、精心策劃、甚至自保的念頭，以達成超越傳統的突破方式。成本雖然很高，但蔣介石絕對要展示他的意志，不能逃避。這雖然是發表就職演說最昂貴的方式，但訊息仍相當有效。張發奎並不是一個容易吩咐的人，但他仍然毫無怨言地接受自己的角色。四川幫尤其全力付出，投入第一師師長王銘章將軍的手下。後來王將軍戰死沙場。只有在這種情況下，蔣介石才能逮捕山東省主席韓複榘，並將以處決，因為戰爭開始數星期後，韓卻仍希望能和日本達成協議，保持中立。

　　同樣的，在多數西方觀察家對蔣介石和國民黨的批評中，雖然有許多事實，卻很少有發人深省的見解。例如，只會一味指控「貪污和無能」，還通常引為這個議題的最終結論。一旦存了這種想法，學歷史的學生就以為所有的真相盡在掌握之中。他們其實並不瞭解，這項指控只導出組織不足的結果，但組織不足其實是歷史的產物，指控並沒有觸及根本的原因。為何其間的差異如此重要呢？身為歷史學家，無論是對蔣友善、敵視或中立，都需要發掘出他崛起和衰敗的背後因素。至於他多沒效率，之前已明白陳列種種因素，不必再多做解釋。一群依賴村落社區的各省強人組成鬆散的聯盟，其表現絕對無法通過現代工業社會的標準。如果可以，日本就不可能發動侵略。古巴或夏威夷都不曾有能力侵犯美國本土。在國家經濟支撐好社會架構之前，政治組織不可能先發展出運作上的效率。因此，如果極力降低蔣介石不屈不撓的努力抗戰精神，就很容易誤解整段的當代中國歷史。

　　在50年代末期，我對喀爾文教派的命運預定說很是認真，甚至定期上教堂，到安亞堡的第一長老教會。我也大量閱讀馬丁·路德和伊拉斯謨斯之間的辯論，主題是命運預定論和自由意志。我的概念起先很模糊，但後來愈來愈清晰，我開始瞭解到，在動盪不安時，為何宗教教義特別重要。國家或社會進行重組時，個人也會被迫從基礎和基層做起，重建自己的思想和信念，以符合時勢所趨。不過，我的宗教信念卻很奇怪，無可避免會糾結著東方哲學。在我流離失所、對自己充滿懷疑時，猶太—基督原罪教義所散發的吸引力，一定大過在其他時期。其實這也相當合理。

　　我因為連帶關係而成為政治難民。在50年代，我到臺灣是很不實際的。我應該認為自己很幸運，當時隨著朱將軍在臺北時，沒有被扣留。如果他被逮捕，國民黨高層沒有理由讓我回東京去。既然我被放行，沒有理由不善用機會。另一方面，姑且不論我對共產黨的觀感如何，我也不能回到中國大陸。那裡新頒佈處罰「戰犯」的法令，所有曾經待過國民黨國防部二廳（情報廳）的人，一律不能保釋。該法顯然是針對戰場上的特務，他們總是宣稱自己屬二廳，以獲得戰鬥人員的地位。事實上，這些特務都有他們自己的指揮管道。在二廳辦公室的正規官員中，很少有人能知道特務如何運作，更不要說是在外國的聯絡辦事處了。但沒關係，我曾在辦事處服務過，因此理論上曾在該廳待過數個月，從1948年年末到1949年年初。

　　我于1964年離開安亞堡時，不可能知道即將發生的「文化大革命」將分裂共產黨，犧牲我朋友的生命：田伯伯（下獄）、范長江（到河南強迫服勞役）和陳儂非（我不知他的下落）。從「文革」中生還，在法庭上控訴「四人幫」罪行的證人中，廖沫沙是我唯一認識的人。但現在說這些都太早。

　　我一直都很喜歡美國。除了物質上的舒適和便利外，美國生活對我有一種新鮮感。除了光鮮亮麗外，美國還有一種充滿冒險的活潑朝氣，是我無法在中國看到的。（同樣的，對有些美國人而言，中國有另一種形式的多元化，顯然這是異性相吸的原理。）如果中國不發生內戰，我也許仍會找機會去美國一遊。但在情感上，我無法覺得完全自在。就我記憶所及，美國一直是白人的國家，到50年代為止，也別無其他可能。

　　雖然很安全又生活得相當舒服，我還是對自己的未來並不確定。內戰和相關事件仍然困擾我，有時我從噩夢中驚醒，仍然不停喘氣，想著處決囚犯、烽煙四起、殘垣斷壁的景象。我知道自己曾踏進聯合陣線的接縫地帶，親眼見到進行中的內戰，而且介入已相當深，但我仍然全身而退。這樣難道錯了嗎？我放棄了任何運動嗎？但又是哪一個呢？我應該待在東北，最後和鄭將軍的幕僚群一起被俘嗎？我應該站在中國的一邊，和田海男一起參加朝鮮戰爭，以在雷溫烏茲要塞所學和美國同學作戰？我應該一開始就拋棄在軍中發展的念頭，就可以幫范長江製作文告和傳單？

　　老實說，有些選擇太沒有吸引力，讓我想都不敢想。不過，我雖然逃避開想逃避的事，卻覺得寂寞和無所適從。我的生命毫無牽絆、毫無目標，難道我就以這樣奇怪的方式放棄我的人生？難怪在中國的田伯伯、在密西根的教師和同學都認為，我做了錯事。我享有自由，我擁有許多人想像不到的自由，我也擁有此刻自己不需要的自由。不過，這卻是流亡者的自由，是沒有影子的人所擁有的自由。

　　有了命運預定說，一切都很合理。如果該理論被放置於一切的前端，就和宿命論沒有差別。如果個人公開承認人完全不可能做出自由選擇，等於是早就心存失敗者的態度。但如果該理論被放在後部，就可能開啟接近神秘主義和心理學的領域。命運預定說可以維持一個人的自我，但又使他保持謙卑。我們必須自己做決定，同時我們必須承認，下決定時，也會引發一些無可避免的事，早在先前就已註定好。在生命中，我們似乎遇到無數做決定的機會。但後來再回顧時，每一轉折其實都只有一座橋，選擇縮小到要不要走過去。個人的傾向也已由若干因素來決定，無法由自己全然控制。在印度教—佛教的術語中，這就是「因緣」，也就是一連串的因果關係。在中國古代稱之為「道」。道家甚至拒絕區別部分與全體兩者的差別。

　　對我來說，命運預定說很有用，可以在中國當代環境之下維持歷史主義。在外表上來說，1926年到1950年時期的中國似乎有無限的選擇。我們可以留在18世紀；我們也可以直接跳到21世紀。我們可以一直當中國人；我們也可以完全揚棄文化傳承。但一旦我們開始接觸現實，肩負起責任時，所有的美夢和幻影都會消失。這時才會發現，不但選擇是有限的，而且每一種選擇都已過度使用。為了讓中國能夠在這個時代生存，必須有一套通行的公式。這套公式必須可以適用於北部，也可以適用於南部；可以適用于軍事強人，同時也可以適用于知識分子。雖然不可能請農民來投下同意票，但也不能超過他們的最高容忍限度。

　　這套公式必須能與時俱進，否則絕對承受不住空前的外在壓力。而且，它還必須由遭遇瓶頸的現行機構來發佈。寫到此處，我停下來問自己一個問題：憑我一個大一肄業生和軍校畢業生，為何可以和許多將軍對談，和許多文人來往？即使再自負，我也不能說自己有何特殊優點。事實真相是，在中國，高等教育是稀罕的事。受過教育的年輕人到前線去，無論是在武裝部隊或文工單位，更是少之又少。我們在內陸城市旅行或集合時，並沒有太多相關設施。就我自己的經驗來看，我可以想像中國領導人面臨的組織缺失及技術困難。

　　由於有種種限制，可行的行動事實上只減少成兩種，其一是國民黨或說是蔣介石的方式，也就是說，傾全力打造一個上層結構。公開接納所有人的確是其政策，但接納進來後，必須依賴秘密警察來確保內部的安全；其二是共產黨或說是毛澤東的方式，也就是說，重建村落單位，回到基礎和基本的層次，為創造一個一致的下層結構，必須將文化上的粗俗視為美德。首先要宣揚，藝術和哲學必須為大眾服務。隨著運動的逐漸推展，必須更依賴原始性。努力推崇「高貴的野蠻人」的典範時，就必須敵視和都市化有關的任何事。

　　這兩大運動彼此完全相反，但就技術面來說，兩者又必須在時間上重疊。前者不能吸納後者時，就被後者所取代。在過渡時期兩者共存的這種需求，一定是成立聯合陣線的理由。通盤考慮所有的因素後，我們更深信歷史不可抗拒的力量。雖然有許多選擇的幻覺，但對中國而說，終究只有一個問題，一個解答。已經進行一個世紀的延長奮鬥，勢必持續。因此，從頂層的領導者到底層的個人，我們每次認為正在計劃、組織、協調、全力以赴、替運動增添些許原創力、完全根據良知行事時，我們事實上是在重新調整自己的視野，將道德憑藉融入可以採取的行動中，這樣可以完整保有自己的人格和個性，同時以清醒的良知扮演歷史中的指定角色。

　　有了這番認識，我才能繼續提到國民黨的歷史地位，但不需要站在防衛的立場。同時我可以將共產黨完全視為歷史的產物，不需要表示贊同或不贊同。我已經踏上行使歷史家特權的道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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