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河青山密西根：更多的回憶(8)

密西根：更多的回憶(8)

　　我在安亞堡學習歷史多年以後，閱讀這些文字時，不再覺得這是一長串抱怨名單。歷史產生了擁塞，長久以來中國一直承受兩套不相容體制的苦果，但又沒有從任何一方得到好處。

　　基本上來說，中國以土地為主的經濟是帝制時期的產物。至少數百年以來，土地向來切分成小規模，以利自耕農的運作。村民又對親人鄰居買賣、承租及抵押他們的小塊土地，也常常以超高的利率互借土地，並以極低的工資雇用幫手。社會流動性低更使這套機制長盛不衰。在每一個地區，行政主管必須依照當地習俗來認可所有權，否則他無能力也無權威來介入牽涉到大多數人的商業交易。大地主和遙領地主確實存在，但他們是特例，不是常例。由於缺乏投資管道，地產在兩三代後通常會分裂。

　　在帝制時期的中國，內陸貿易依現代標準簡直微不足道，原因之一是以鄉間市集為中心的當地社區長久以來都能自給自足，另一原因是缺乏符合現代法律慣例的法庭制度，無法藉以認可商業法律。朝廷的宣令呼應古老傳統，將政府的功能界定成讓人民免於饑餓。提高全國生活水準的目標被視為沒有用，甚至不恰當。稅收通常很少，因為是從許多小自耕農身上徵收來的，而且目的也不在提供額外的服務。明朝或清朝政府都沒有貨幣工具，政府不鼓勵管理不到的經濟活動。在很多情況下，政策幾乎等於壓抑國家經濟中較前進的部門，以便和較落後的部門同步。一致性可以降低區域間的不平衡。

　　在這種情況下，現代西方在經濟推動下產生治國政策，中國卻長期實施類似文化導向的政治形態。中國之所以能維持低效率、自我管制、不多元化的經濟，主要是享有非競爭的地位。這個體制自然而然的結果就是，和外國的接觸必須小心過濾，以免破壞微妙的平衡。

　　中國從鴉片戰爭到清朝滅亡期間，政治史上的突出特色就是朝廷努力抗拒西方的影響。1842年簽訂南京條約時，中國文化導向的政體和非競爭性的地位就此註定毀滅。但中國人民和滿清官吏不可能承認全盤皆輸，他們只試圖減少傷害，希望可以把漏洞補滿。必須要到二十年後的另一場羞辱，一些注重軍事的巡撫才提倡「自強運動」。老實說，這只是範圍十分有限的模仿運動。當時認為中國應受到國際法的約束，加強沿海防線，改善特定地區的運輸和交通。除此之外，中國文化和政治制度都不能觸及。拒絕跨越更大膽的一步固然突顯中國人的保守性格，同時也反映出中國文明適應新環境的技術困難。

　　其後數十年，槍炮船艦成為自強運動領袖的目標，運動也製造出軍械庫和造船廠。但如果沒有民間產業、相配合的國家經濟、社會習俗、民間管理，以及最重要的公民，現代化的軍事設施就無法發揮功效。在中國這樣龐大的國家，後果更是明顯，許多地方都出現脫節的現象。1894年中國海軍在黃海敗于日本，完全彰顯出三十年來改革的膚淺。下一批改革者希望將西方化延伸到政府制度，為時已晚。他們的目標定在君主立憲、預算控制、內閣制度和西方式的教育。他們不過宣揚上述企圖而已，但就足以構成對當權者的威脅。光緒皇帝支持改革者時，他簡直是投下反對自己的一票。中國君王的權威來自王位的神秘特質，借此產生官僚本身無法具備的邏輯。

　　在皇帝具約束力的仲裁之下，小自村落的不合理似乎都獲得解決。因為要管理龐大的帝國，又沒有現代科技的協助，才會產生這樣的慣例。但是，如果皇帝放棄這個功能，等於不和官僚協商就自行遜位。難怪光緒的朝臣支持皇太后，結束1898年的這場「百日維新」。反動勢力回撲，皇帝遭到軟禁，動力持續前進，庇護兩年後的義和團之亂。這時大眾才瞭解，王位本身就代表改革者想要去之而後快的所有事物。在這樣的前提下，1912年中華民國誕生，離鴉片戰爭結束已經七十年，但正面的改革仍然不多。

　　對中國來說，民國是軍閥主義和無政府主義的同義詞。現在回顧起來，一點都不意外。就背景來說，激進的變化幾乎沒有經過妥善計劃。從重新調適到改革到革命，並不是一個階段成功後才進入下個階段。相反地，由於前一個處方沒有效，下一個就必須更強更劇烈，其間沒有吸收衝擊的任何措施。其中沒有過渡之計，因為沒有一個計劃奏效。在大破壞之前，不可能進行任何有秩序的建設。中國在這七十年內所增添的西方元素通常微薄零散，有時甚至彼此衝突。中國宣稱是民國，但一堆村落的組合不能算是國家，社會價值不是法律。自製和互相尊重如果還受到重視，也不能取代經濟。現代國家的功能必須來自熟而生巧的慣例，各組成要素都要各就各位，共同發揮效能，而且要適當維護。宣言並不能取代上述種種組織上的細節。

　　所謂的「五四運動」是在20世紀初期出現的知識運動。這個運動在1919年受到極大的注意，主要是因為抗議凡爾賽和約所發起的一次示威活動，反對犧牲中國來獎勵日本成為第一次世界大戰的戰勝國。發起這次運動的作家、編輯和教師勸告中國的年輕一代，只有政府改革是不夠的，中國社會必須先重整，但在此之前，每個人的思考方式必須要先改變。實際上，五四運動並沒有解決任何問題，只有指出問題的本質和嚴重程度。五四運動領袖提倡的「科學民主」定義曖昧模糊，有時恰當，有時讓人誤解，完全視處境而定。五四運動讓中國受教育的精英分子深切反省，但也只影響到一小撮人口而已。

　　五四運動更有自覺地引進西方思潮和制度，在一個上層結構已經崩陷，而下層結構嚴重衰退的國家，最後一刻才大幅接受西方文化，卻同時引發許多的希望和沮喪。五四運動的知識價值被充分認同，但很少人停下來想想，它也引發了全國情緒的宣洩。之前提到的民主聯盟領袖羅隆基和聞一多就是五四運動的大將，兩人從美國回來後，就在新月社一起工作，這個組織希望透過詩歌來表達愛國情操。羅是《北京晨報》的編輯，常在報紙上刊登新月社的作品。這運動也可以視為民初狂飆運動的一部分。

　　五四運動最具體的成果就是，在其鼓動下，無數年輕的男女成為政治活躍分子。中國共產黨成立，舊的國民黨也重新充滿活力。1926年以後，中國的政治舞臺屬這兩大敵對政黨，核心則是武裝部隊。他們兩度結盟，再兩度拆夥，最後終結於四年的內戰。即使如此複雜，整個過程可以被形容成：在沒有議會制度的情況下，五四運動要求開庭時，雙方進行延長的武裝辯論。

　　重述歷史至此，我開始領悟，為何我必須在生命中見識如此多的奇人異事，面臨如此多的暴力。我恰巧出生在中國政治的最低點，以及人心惶惶的最高點。但在無窮危機下的生命也有一個好處：讓我能窺見成形的歷史，據以證實和補充我所閱讀的內容。

　　在中國，我們提到「軍閥」時，通常覺得不安。出現這個名詞象徵我們政治上的不成熟，使外國有所藉口入侵。而今在太平洋的另一端，經過一段時日的深刻內省後，我開始認為，我們沒有必要引以為恥。當軍閥的存在有其必要時，用道德的重炮轟擊並非澄清真相的好方法。

　　就背景因素來說，1911年的革命終結一套過時的政治秩序。在此之前，這套政治秩序是透過道德勸說和典章儀禮來完成其功能。這些抽象事物被廢除或被擱置不顧，但革命分子什麼都沒得到。西方形態的現代國家靠商業原則運作。我們說「人人都具備不可剝奪的權利」或「每個人的家是自己的城堡」時，概念可以被轉成具體事物，從而衍生出一連串連貫的思維，從信仰自由到公民自由到財產權，再到以貨幣控制和稅賦制度來管理公眾事務。無論稱之為資本主義、民主的形式之一或只是運作的貨幣經濟，在個人與個人之間必須有服務及商品出於自願的可交換性，而且能夠維持民法的運作。否則，公眾事務將缺乏可整體有系統處理的本質，或者，正如我在之前數次提過的，並沒有中間階層可以掌控的足夠社會因素。不幸的是，從1926年到1950年期間的中國正符合後面的描述。

　　通尼教授出版論中國的書時，我正在念中學。當時非軍系的領袖很少能清楚瞭解鄉村的狀況。後來洛克菲勒基金會贊助兩趟田野調查，由南開大學和金陵大學主持。受過現代教育的精英甚至很難和農業人口交談，魯迅在短篇小說和中篇小說中，沉痛而哀傷地刻畫出這種文化的差距。在本質上，以傳統方式管理的土地稅，只能勉強維持傳統型態的地方政府，成本也很低，因為行政的功能不過是維護古代的社會秩序。無論村民享有何種社會正義，都必須受到社會習俗的約束，其中包括服從權威，具體化成簡單的公式就是女性聽從男性的命令，年輕人模仿長者，農民遵照讀書人的指示。整個運作都不值得保存到現代。朝廷來的命令一旦瓦解，沒有其他措施可以凝聚村落社群。個人的軍事力量成為唯一選擇，並設法控制和省一樣大規模的領土。這就是軍閥背後的邏輯。

　　以我的家鄉湖南省為例。名義上來說，1926年蔣介石北伐時，已肅清了湖南的軍閥。但蔣介石的軍隊離開後，湖南省再度成為新軍閥和共產黨勢力的必爭之地，何鍵將軍贏了，後來擔任省主席，一直到抗日戰爭為止。省的武裝部隊有四個師，很巧妙地編列在國民黨的軍隊中，實際上卻是私人的軍隊，很有自主性。其中一個師長是何鍵的女婿，另一個師不曾離開在湘西的根據地，因為該區的另外一大勢力是賀龍，就是那位替張發奎的鐵軍包抄敵軍的將領。賀龍後來成為人民解放軍的元帥，當時他可以說是「赤色軍閥」。何鍵的私人軍隊財源，部分來自於政府監督的鴉片交易。

　　這位積極進取的省主席甚至雄心勃勃，想打造私人的空軍，從美國購買一些戰鬥機。飛機抵達東海岸時，被蔣介石的國民黨政府攔截，只放行四架，成為何鍵的空中巡邏單位。湖南有七十六個縣，和省政府之間並沒有常設的中級機構。即使某些縣之間靠現代化的公路和電話相連，但內政也無異於我們所知的明清地方政府。何鍵積極舉發共產黨人士，提倡儒家理念，自始至終盡忠愛國。在他省主席任內，湖南贏得「模範省」之名，和閻錫山的山西省和桂系的廣西並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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