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河青山密西根：更多的回憶(7)

密西根：更多的回憶(7)

　　在提出這個問題後，又隔了數千里的空間和多年的時間，我開始有了解答：中國的現實面落後理論層次的理想面。精確來說，中國並沒有準備好迎接議會制度。顧名思義，自由派必須引進漸進的立法，以擴大公民權，或是讓弱勢者也享有經濟的特權。因此必須要有選民存在，能夠支持這些計劃，並且能用法律和經濟手段來加以施行。這又必須牽涉到可以測量和協調的數字圖表。只要中國有一點點可能足以發展這樣的機制，內戰就絕對不會發生。當我說到社會因素不足時，我不必太努力就可以找到證據。

　　讀者這時一定受夠了落後五碼的唐，但田漢的南國藝術學院和范長江的國新社呢？如果有足以管理的社會關係，為什麼他們得用自己的錢空手創造自己的關係呢？為什麼田伯伯必須放棄現代劇場，轉而接觸幫派和地下組織呢？為什麼懷著民族主義立場的《大公報》要在租界港口和香港殖民地維持財務的基地呢？為什麼所有的省報都是由政客、前軍閥或國民黨自己所操縱呢？為什麼林彪能在軍隊裡順利清除都市的影響力呢？更令人好奇的是，共產黨的逃亡者面臨普天之下的各種選擇時，為何向國民黨將領朋友尋求庇護呢？

　　說來奇怪，到安亞堡我才初次讀到，列寧有一次形容孫中山「天真如處子」。這故事如果在中國刊登，未免失之唐突無禮。但該評語確切揭露，中國歷史上最偉大的自由派分子之所以失敗，是因為他像范長江一樣，相信自己的勸說能力足以填補本質上的組織漏洞。

　　同樣地，在1957年的一個下雨天，我在密西根的遠東圖書館發現，毛澤東政府的林業部長羅隆基被打成右派分子。羅是民主同盟的重要成員，數年前積極主張國民黨的自由派改革，結果被當成左派。當時民主同盟被視為進步的組織，被美國媒體厚贊為中國的希望。民主同盟名聲大噪，部分原因在於兩名成員的犧牲。這兩名西南聯大的教授由於立場傾向共產黨，在光天化日之下被國民黨秘密警察派出的刺客槍殺于昆明。杜魯門因此很激動，認為蔣介石本人應該負責。在一片刺激和混亂中，中國的內戰更被視為道德的競賽。很少人注意到，多克·巴內特（Doak Barnett）博士曾警告，民主同盟令人失望。這個組織的成員都是理想色彩濃厚、誠心誠意的人，雖然怨氣沖天，但毫無解決問題的邏輯。在巴內特博士訪問的成員中，沒有一位能對問題提出前後一致的解決之道。

　　原來民主同盟不過是知識分子的結盟，沒有真正植根於中國社會。被謀殺的教授之一是詩人聞一多，他和持有哥倫比亞大學博士學位的羅隆基一樣，都在美國受教育，念過芝加哥藝術研究所和科羅拉多學院。他們的生活並沒有延伸到學術圈和出版界以外的地方，但是由於他們的背景使然，特別討好那些以概念方法來瞭解中國的美國觀察家。他們都說同樣的語言，因此在這些不幸的中國學者身上看到了自己。但說來矛盾，這些中國學者批評美國、讚美蘇聯時特別有勁，因此許多國民黨官員受夠他們的偏心和嘲諷，稱他們是「羅隆斯基」和「聞一多夫」。

　　對於為言論自由已付出慘痛代價的不幸個人，為什麼我還如此忍心苛責呢？原因還是我們在討論歷史的全面真實。如果把羅隆基和聞一多的故事放在適當的歷史角度來看時，我們必須說，他們的鼓吹提供不干預政策的道德藉口，因此會得到美國的欣賞，但對中國的奮鬥並沒有太大的貢獻。林彪徵召農民為軍隊，對於那些以同樣方式在東北平原對抗林彪的人來說，這些人的影響是負面的。更重要的是，如果以為民主聯盟或其他次級團體是內戰之外的選擇，這樣的錯覺必須被消除。他們並不是。同情言論自由的烈士是一回事，嚴肅檢驗他們的言論內容又是另一回事。除非把其間差異弄清楚，我們將無法看清中國內戰殘酷無情的性質——這是人類歷史上最暴力的內戰。

　　瞭解這點後，我才能繼續證實，在加入國共爭鬥的人士中，只有少數人視之為有利可圖的良機，或是以自願的熱情投入。令人產生嚴重幻覺的是，有很長一段時間，選擇似乎操在我們手中。但大門砰地關上時，個人只能默默接受他們在歷史上扮演的角色，而多數人是由個性和偶然際遇來決定站在哪一邊。在通常的情況下，全然投入後才會產生意識形態的修辭，「主義」永遠可以被操縱和延伸。個人走投無路及面臨控告時，其信念才會加強。共同的主題就是無路可逃。在我所認識的共產黨人中，只有毛澤東的老師徐特立喜歡戰爭行為。1938年，他常在傍晚到《抗戰日報》的辦公室，討論共產黨在江西的初期進展。他描述共產黨如何處決被俘的國民黨師長張輝瓚將軍時，眉飛色舞，臉上浮現滿意的微笑。除此之外，我還沒碰到不和我們一樣關懷人類的共產黨員。

　　以我的室友廖沫沙為例，在政治議題上，他有時非常頑固好鬥。我從軍校畢業後，我們又重逢，話題轉到我在軍校學到什麼。我說，為了要攻陷有壕溝保護的位置，步兵營必須給自己三個小時的時間：步兵班必須克服敵軍輕型武器的有效射程，也就是兩千碼的距離，而意外情況可能隨時發生，拖延是無法避免的，從敵軍搶來的地點必須重新安排以利我方守衛，軍隊要休息和補充裝備。如果上述種種作業無法在白天內完成，情況將令人不安。他不為所動。但我談到作戰時太重視程序，好像照著食譜做菜。「太有破壞力了，」沫沙說：「幾千名像你這樣的年輕人居然用多年的時間來學這些東西。「我那一刻就瞭解，他先是個人道主義者，才是革命分子。

　　我不需要哲樂將軍來提醒我，內戰會拆散家庭。沫沙的岳父熊覲玎先生是《新華日報》的經理部長，也是共產黨員。但他的兒子，也就是沫沙的妻舅熊笑三少將，則效忠國民黨。我最後一次聽到他的消息時，他統率蔣介石第兩百師的精銳部隊。

　　個人轉換政黨的例子不計其數。我向十四師報到時，我們的參謀長梁鐵豹上校就曾經是共產黨人士。陳烈中將也是，十四師就隸屬於他率領的五十四軍之下。我到印度時，駐印軍的委員是盛岳少校。他不只是前共產黨員，還是所謂的「二十八名布爾什維克黨人」其中之一。這一小群學生曾在蘇聯受訓，是早期中國共產黨的凝聚核心。

　　即使是對特務產生僵化印象（讓人想到德國的蓋世太保），也不能道盡所有相關人員的特色。在新四軍事件後，我曾見過一些特務佩服和尊敬他們所監視的共產黨人士。他們知道，這些人都是有個性、有毅力的人物。

　　將這些因素都納入考量後，我們不禁好奇：為何會如此呢？為何會發生處決囚犯、活埋囚犯、無數的折磨與報復、當街暗殺異議人士、驅使無數的農民兵到機關槍射程內的野蠻戰術呢？

　　對於內戰時的滔天大罪，我們可能無法辯解、合理化、補償或甚至道歉。如果假裝一切都沒發生，就怠忽了歷史學家的職責。歷史學家只能想像，在野蠻殘暴的背後，是下級官吏的恐懼、害怕、憤怒和緊張，他們必須執行或回應勞力密集型態的革命。這是人類社會的徹底重整，是空前的經驗。

　　不過，就技術層次來看，不難將內戰相關事件解釋為正在成形的歷史。如果去除情感的牽絆，我們可以輕易看出，歷史出現了僵局，而內戰正是突破。一切都已形諸文字，念歷史的學生只要擺脫傳統架構，例如以二十年為小循環，一個朝代為大循環，經濟和法律分開的學科區隔等等。內戰是大熔爐，本質上一定有一些長期因素在背景運作，而這些相衝突的因素並沒有剛好落在我們的學院分工之中。有了這個概念後，我慢慢發展出自己解讀歷史的方法。多年後，我和英國漢學家李約瑟合作時，我們開始標示出中國歷史的「技術詮釋」論。

　　中國在20世紀初面臨的問題太過複雜，還涉及太多層面，無法一項一項列舉並比，等待一套綜合的解決方案。通尼（R.H.Tawney）在半世紀前（1932年）綜合許多當代學者的意見，提出這些問題令人困擾的面向。首先，前端的需求非常驚人。人口必須加以控制，必須提倡公眾衛生和大眾教育，以免工業化重蹈西方國家的覆轍，製造出一群身心皆病的貧民。在正常的情況下，農業發展將強迫人民儲蓄，成為工業化的財源。但在中國，農業人口本身就面臨很大的壓力。通尼檢視過這個事實：在中國，一塊土地有承租者及擁有者，因此就分成優先權與殿后權。如果一律將承租減少百分之二十五，並不是實際的解決方案，因為忽略了佃農問題的地區差異和內在複雜程度。資金的缺乏更是擾人的問題，農地信用需求只能靠政府資金來紓解，但中國政府沒錢。新興產業必須依賴政府扶持，沒有能力提供多餘的收入去服務腹地。外國人也幫不上忙。替中國著想，並不是外資銀行和製造商的設立前提，這些機構是為了利用中國的弱點才成立的。地理問題更使得中國的困境雪上加霜，沿海區域和外國貿易的好處遠大於和遙遠內陸交易。

　　反過來說，現代運輸工具無法及於內陸，原因是無利可圖。無論如何，商業只有利於社會的現代層面，後者也是強勢的一方。商人如果有較充裕的資本，消息較靈通，組織較嚴密，那麼較不開發地區的佃農生產者受害更大。在其他國家，產業勞工的生產力提高，可以拉高農人的工資。在中國，農業勞工的收入微薄，產業勞工的薪水連帶遭殃。經濟欠缺突破，政治又不穩定。總之，這些問題和工業化的努力相關，但反而造成工業化的失敗，甚至完全避開工業化。問題盤根錯節，即使協調呼應的大計劃也無能為力，還沒有一套經濟法則可以適用於所有區域的所有部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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