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河青山密西根：更多的回憶(6)

密西根：更多的回憶(6)

　　經濟，事實上，左右我們的命運。所有的這些報紙都是「便宜報」，除了少數住家及機關訂報以外，其他報份都是由報童在街上兜售，每份三分錢。即使讀者群重疊，每家報紙也不過只賣出幾千份，營收還不夠支付員工的薪資，也不夠負擔從國外進口的油墨紙張。至於廣告也只局限於網球鞋、手電筒和一堆分類廣告，產生的收入還不足以讓報紙的營運商業化。長沙的市民採買雜貨和民生用品時，還沒有養成參考報紙的習慣。任何遊客只要花上半天時間在城裡的巷弄走上一回，就可以知道原因。這個省會的商業和工業仍然以手工業為主。在一條專賣木梳的街上，店主、師父和學徒全都在店裡，製造和販賣商品全都一手包，個別的消費者和鄉下的小販挨家挨戶討價還價，同樣的情形也出現在生產紙傘和雨鞋的其他行業。也就是說，沿海城市裡製造手電筒和網球鞋的現代產業，對當地經濟幾乎沒有任何影響，因為後者基本上以農為主，和外界隔絕。

　　由於經濟背景使然，長沙的新聞從業人員是少數的一群。頂層的極少數人收入還不錯，其中有些發行人和主要編輯領的還是政府的薪水。在這些人之下，記者和採訪主任所得的敬意不及其職務，薪水也比不上工作的價值。在本質上，所有六家日報的全國新聞來源，都是由國民黨的中央通訊社供應，而美聯社、合眾社、路透社和塔斯社等外電也是透過中央通訊社取得。

　　每家報社還有自己的新聞管道，從而寫出讓出資者稱心滿意的故事。除此之外，報紙最具「創造力」的部分，恰巧是功能上最不重要的部分：一群穿著長袍的年輕人，其中部分只有最基本的文學技巧，絕大多數是自由作家，儘量把故事賣給愈多家報紙愈好。他們每天穿梭在鴉片窟和妓院之間，不時到政府機關找朋友，看是否能從桌上偷窺到可以刊登的資料。他們最可能屈服於壓力和誘惑，有時還用手中的消息作為勒索的工具。范長江認為，找齊這些素質不一的人，要他們保證遵照我們的榜樣，這樣還不夠，我們應該主動接觸他們，對他們施行再教育。

　　採取這種做法時，他並沒有預見其他人的反應。他自己的報紙《大公報》之所以能贏得學界認可和商業成功，主要因素是總編輯胡政之（也就是胡霖）精明幹練。1938年夏天，胡到香港指揮香港版的發行，當時上海版才結束，漢口版交給主編張季鸞。兩個人都是軍閥時期的政客——新聞記者，看盡軍閥的起起落落。在政治上，他們屬政學派，這個精英團體是由在日本念法律和經濟的留學生組成的，偏向老派的國民黨。但他們希望《大公報》能免除黨派的糾葛。他們必須如此，畢竟該報和相關的新聞週刊、通訊社的總報份超過十萬份，而且也相當賺錢。當時香港的營運可賺進廣告收入，內陸版又站在抗日戰爭的最前線，《大公報》達成中文印刷品從未有過的獨特地位，沒有理由不持續。

　　過去報社許可范長江寫的一切，因為編輯群正確解讀當時的政治風向，知道大眾要求聯合陣線存在。但此時范長江開始質疑個人在戰爭中所扮演的角色，重新檢視我們的動員能力，他已經遠遠逾越戰地特派員的角色。不說別的，編輯群可不能把編輯定位的工作交給他。范全力推動中國青年新聞記者學會，更是違反報紙不結黨的政策。範插手所有的事，告訴所有記者什麼該做，什麼不該做，等於是重整整個新聞處理的產業。他一定要被剷除，而且愈快愈好。胡政之寫給張季鸞一封信，就此定案。不過範仍拿到六個月的遣散費，算是財務充裕的《大公報》的慷慨之舉。

　　回想起來，管理階層的舉動並不令人意外。比較吃驚的是，推動聖戰的記者，本身竟忽略了他行動的廣大內涵。對他來說，合理思考就足以達成重大改革。但他除了名聲和讀者外，並沒有其他的政治資本，而這兩者都是《大公報》給他的。胡政之和張季鸞不再支持他時，他成為沒有喇叭的喇叭手，甚至沒有機會向讀者告別。他已經被發現和共產黨員來往密切，成為黨員只是遲早的事。

　　但他至少試了兩年當獨立人士。他的財務狀況不容許他成立新報社，他傾其所有成立國新社（全國新聞通訊社），事實上就是賣特稿的通訊社，陳儂非仍然當他的經理。為了符合聯合陣線的精神，他們找來劉尊棋當副社長。劉當時還領中央通訊社的薪水，戰後他在USIS當費正清教授的助理。

　　國新社在重慶、桂林和香港設辦公室，就像連鎖的公社一樣。范長江等資深記者輔導新進人員，戰地由新成員集體採訪。文章謄寫在複寫紙上，或是用手重抄，賣給各省的報紙及一些海外的中文刊物。幸運的是，在聯合陣線期間，國民黨的國際通訊服務社和中央通訊社產生利益衝突，因此大力支持國新社成為中央通訊社的對手，並且付出頗高的費用。但即使如此，國新社在內陸每個辦公室的成打人員，全都過得艱苦無比。月複一月，他們捲舖蓋席地而睡，餐餐無肉已成常態，每個月的津貼只夠剪頭髮和買郵票寫信給親友。聯合陣線瓦解時，他們的財源也告終止。各省報紙所付的微薄費用，無法支撐國新社。

　　此外，在新四軍事件前，國新社就面臨第一宗戰爭受害者的例子。有一位名叫李亨（音譯）的特派員，被活埋在國民黨廣西地區的衝突區。幹下這起令人髮指惡行的士兵如果指控他是間諜，我一點也不感意外。當時陳儂非前往新四軍佔有的地區。新婚不久的范長江則到香港執行共產黨的任務，和廖沫沙一起替黨報《華商報》工作，直到珍珠港事件爆發為止。我最後一次見到他，是在1942年年初，當時我回湖南埋葬父親。他和妻子都已逃離香港，取道桂林前往共產軍地區。

　　我們這回見面自然不比早年的歡樂氣氛，就某方面來說，我們都喪失了年輕時的純真。這個人之前對聯合陣線的形成有無比的貢獻，現在自己卻捲入黨內的鬥爭。我穿著國民黨軍隊的制服為他送行。我們見面時，雖然我對他保證不想參與內戰，但也只能限於我儘量避開衝突區。如前所述，在東北時，我發現自己涉入內戰，不論喜不喜歡。1946年初，有一天黃昏我運送三卡車彈藥給一二五師。當時走在迎風的路上，在薄暮時分，草木皆兵，敵軍不無可能架設路障突擊我們、從山丘上丟下手榴彈或是展開掃射。我坐在卡車裡，手持衝鋒槍，差一點就要扣扳機。當時忽然閃過一個怪異的念頭：包圍我們的部隊，可能正在朋友和同班同學的指揮下，要不然就是曾接受他們的訓練和教導。

　　我當時並不知道，在國共和談時，范長江是周恩來的新聞官，一度待在南京和上海。他滿意在共產黨內的職務嗎？沒有理由不滿。但身為朋友和讀者的我，還是會替他覺得遺憾。在當權政黨中高居顯位，忙著處理文告和傳單的范長江，再也不曾出版像《中國的西北角》那樣充滿力與美的作品。事實上，在加入共產黨的陣營後，他就再也不曾出版任何重要作品。不過，對範孩兒瞭解夠多的我知道，對他來說，文學成就或甚至自我表達本身並不是最終目的，而只是傳遞訊息的工具而已。對他來說，那個訊息就是中國的解放。如果目的可以達成，不論是透過無名的團體努力或署名的個人，其實都沒有差別。無論如何，他的署名是長江，背後的那個作家不一定非得是範希天。

　　我多次想到他時，都覺得他的道德情操比我高尚。同樣的形容也可以放在田伯伯、廖沫沙和陳儂非身上。他們都是給予者，不是接受者。每當大我的運動需要集體努力時，他們就立刻去做，很少考慮個人問題。當共產黨員一定是在實踐他們自身的信仰。他們把我當成年輕的小輩和弟弟，對我慷慨大方。我必須謙虛承認，他們遠非我能力所能及。

　　但為求道德上的毫無瑕疵，一定要當烈士才行嗎？如果我誠心認為，我個人的小小希望絕對不會傷害公眾的利益，又會如何呢？畢竟在十年的國民黨軍旅生涯，我已幾乎身無長物，即使是現在的流亡身份，更是一點都不值得他們羡慕妒忌。如果那些小小的希望對他們並不重要，對我卻很重要，又會如何呢？畢竟這些小希望會影響我的情緒感覺，就像戀愛或發笑一樣無法抵擋。不成，我無法掩飾我和他們之間的歧異。無論他們怎麼想，我很不樂意見到中國自絕于西方的民主體制，只為了隨著蘇聯團團轉。在東北的回憶仍然困擾著我，我認為林彪絕對不可能以德服人。

　　我愈想到這一點，就愈覺得道德的有無並非劃分兩大敵對政黨的因素。如果提到道德，原因不過是因為有兩套道德標準，個人很難從中選擇。每個政黨都有其黑暗面，被該黨本身極盡淡化，以為不過是危機時不可避免的小缺失，但敵對陣營卻認定是蓄意的惡毒。總之，這就是內戰前夕的典型心態。

　　密西根有時會突然變天，有一年4月下了暴風雪，還有一年到5月下旬還飄著雪。生活照例會有一些無法預測的因素，可能帶來一些不便，因此，我們最好能準備好去迎接。當時我白天輪流當著繪圖員和洗碗工，晚上念傑伯·史圖亞特（Jeb Stuart）和約翰·李爾本（John Lilburne）。多年後我才知道，當時待在安亞堡的我，其實正在享受大多數人無法想像的自由。FBI幹員不曾再來找我。我沒有在任何領域內成功，所以也沒有恆產，不過我仍然不做任何承諾。我沒有過去紀錄可辯護。我取得永久居留權後，並沒有申請公民權。在技術上來說，我沒有國家。這種無所依歸的狀態有時讓人覺得非常寂寞，然而，超然的態度卻讓我多少能客觀檢視自己的生命，希望這種客觀將來能讓我有資格成為當代中國的史學家。

　　我逐漸明白，中國的內戰就像17世紀的英國內戰和19世紀的美國內戰一樣，在第一聲槍響出現前，命運就早已決定了。中國的內戰不同於美國，比較像英國，因為在20世紀的前半段，中國受到空前的外國壓力，同時內在的問題是出在社會結構或體質，無法用中庸之道來解決。

　　為什麼不行呢？這是馬歇爾將軍和杜魯門總統問過的問題，也是我們捫心自問的問題。就常理來說，蔣介石最在意自己的領袖角色，如果去除黨內貪污反動的勢力，對他只有好處，沒有壞處。另一方面，共產黨如果可以置身更高的利益之上，就應該減少自己的極端色彩。第三勢力就可以受邀來「擴大政府的基礎」——借用馬歇爾的話。也就是說，中國大可以在自由派的根基上邁向戰後重建的道路，中國沒有理由做不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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