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河青山密西根：更多的回憶(4)

密西根：更多的回憶(4)

　　雙方人馬顯然都相信，對方比日本人更不可原諒，居然如此冷血地發動叛變。在一次事變中，國民黨失去趙侗，他本來受蔣介石指派，擔任河北民軍第一縱隊司令。在軍校時，我們都聽過這些事件，但我對這些沮喪的故事毫無胃口，局勢的發展和我預期的完全相反。我們大多把黨的鬥爭當成惡疾，雖然不能很快去除，但希望能隨著時間而消失。然而，新四軍事件讓情況更加惡劣。無論共產黨是否有錯，都是受害的一方。鬥爭的規模達到空前，過去所有半遮半掩的衝突全都公開，引起國際間的重視。我們到達重慶時，發現這個戰時的首都滿城風雨，議論紛紛。不可置信的是，像我們這樣的年輕人，理論上是國民黨一手教出來的，卻不及上一代的人激動。（不過，就歷史長期的發展而言，這並非奇怪的現象。無論直接或間接，中國的重大決策都是由在民國前出生的人來決定，年輕一代只是照著做而已——這趨勢尚未改變。）

　　郭沬若是20年代中國狂飆運動時期的領袖之一，也是田漢長期的好友，時間可以追溯到兩人都在日本求學時。他們曾一起從事出版業，又一起在聯合陣線。在重慶，他們是隔壁鄰居。有一次，田海男和我受邀參加一個晚宴，他發現我們不會喝酒。那時我們都還沒試過，覺得很彆扭。我們穿著國民黨軍服，滴酒不沾。他看著我們，極度輕蔑地說：「來吧，你們這兩位委員長的忠誠信徒！」郭沫若本身是非常敏銳的作家，有時他會以嘲諷的語氣說尖酸刻薄的話。不過三年前，他發表了一篇題為《在轟炸中來去》的文章，提到和蔣介石握手後，手掌的余溫久久未消。

　　田伯伯對新四軍事件的反應更直截了當。晚報刊出蔣介石對事件的解釋，他把報紙一扔，大叫：「滿嘴的仁義道德，滿手的血腥！」重慶局勢愈來愈不利郭沬若和田漢。諷刺的是，他們仍然領國民黨的薪水，但他們不再擔起任何職責，隨時有特務跟蹤。他們不時會受邀參加政府文工人員舉辦的宴會，不同黨派的人乾杯時說些冠冕堂皇的話，語氣卻嘲諷譏刺。郭選擇留在重慶，部分原因是為了年輕的妻子和出生不久的兒子。但田伯伯在我們離開後不久就偷偷溜走。第六戰區司令官陳誠將軍也是他的朋友，這位劇作家就沿著長江順流而下，順道去陳將軍的總部拜訪一下。

　　陳誠給他財務支持和安全通行證，讓他一路通過整個戰區，直到桂林，當時隸屬左派軍閥李濟深管轄。有一段時間南方的這個省會成為避風港，庇護不受重慶歡迎的作家和藝術家。陳誠就是那位贏得史迪威信任的精力充沛的國民黨將軍，後來他擔任蔣介石的參謀總長，並在臺灣當上「副總統」。在抗日戰爭前，他已經替蔣介石執行「剿匪」的任務，肅清共產黨，在戰後他又再度執行。他也不是唯一保護田伯伯的人。在昆明，後來在東北和林彪作戰但當時擔任衛戍司令的杜聿明將軍，也保護朋友田漢不受騷擾。國民黨高階人物將公職和私誼分開的做法，並沒有受到歷史學家和傳記作家的充分注意。

　　但是，為何會有這樣的落差、這樣的不同和矛盾？如果把這問題引申到我身上可能更切題，雖然我在國民黨內的角色不過是次要的助手及旁觀者。田伯伯不曾對我們透露他的共產黨黨員身份，但其實也沒有必要，因為即使在內戰開打前他的地位已相當清楚。他也不曾要我支持共產黨，他只是常常對我說，到了我這個年齡，在政治上應該已經成熟，借此可能希望我自己「覺醒」。但我顯然無視於人民的受苦，對解放運動毫無興趣，一定讓他徹底厭惡我。另外一個意見不同之處在于對蘇聯的看法，對他而言是社會主義陣營的偉大策略，對我卻是國際權力政治中厚顏無恥的自私自利。但是，他還是很容忍我，在我們短暫的相處時間內，他盡全力教我日文，讓我瞭解外語對教育有多重要。更窩心的是，我母親經過桂林時，田伯伯和他母親殷勤款待。許許多多的小事提醒我，田伯伯的確把我當他的家人對待。他告訴我妹妹他關懷擔心我的處境時，我沒有理由懷疑他的關懷不是發自內心。他沒有小看我的念頭，他並不是郭沫若。

　　田漢更增加了共產黨的吸引力。他的例子證明，不需要是道德家或嚴於律己的人才能成為共產黨。他受情感的驅策時，有時過於情緒化，無法溝通，但很快會恢復樂天合群的個性，談話中充滿笑聲。有一次他和同伴比賽該先跑到山頂，結果他贏了，掏出手槍對空鳴槍三聲，宣告他的勝利。他為朋友寫了一首悼亡詩，後來重抄一次，每個字高一英尺，刻在俯視朋友墳墓的石崖上。這個工程一定花掉他當時所有的積蓄。他縱容自己的衝動和異想天開，很難和他爭論說，自我表達的自由和共產黨並不相容。但是，我如何整合他的故事和我在東北的經驗（包括曾為人民解放軍元帥林彪的所作所為）呢？

　　我妹妹來信時，郭沫若被中華人民共和國任命為中國科學院的院長，田伯伯是中國戲劇作家協會主席。他的作品《關漢卿》搬上舞臺，成為藝文界一大盛事。關漢卿活躍于宋元之交的13世紀，據說寫了六十多出劇，但留傳至今的不超過十二出，顯然有部分經過後代作家的修改和重新整理。強烈抗議他那個時代的法庭制度，是這些作品的共同主旨。除此之外，關於作者的資料很少，但對於他的機智和社會正義感的評論，散見於其他文獻。

　　他的作品中一再出現的主題，以及作者本人背景的模糊，剛好提供20世紀作家絕佳的良機，可以憑自己想像來創造這個人物。這或許可以解釋作品規模為何如此龐大——共十二幕。我雖然沒有看過演出或讀過劇本，但我非常疑心《關漢卿》部分是偽裝的自傳。劇作家田漢就透過這種方式，在共產黨的旗幟下尋求自我實現和自我表達的機會。

　　在密西根大學的遠東圖書館，我會定期每週瀏覽一兩次中文書報雜誌。在50年代末期，報紙盡是百花運動、大躍進和人民公社的新聞，但我偶爾會看到一兩則和我個人有關的消息。有一次我看到范長江這個名字，他已經是國家科學技術委員會副主任、全國科協副主席。我第一個念頭是，范不是科學家。但另一則消息說，中華人民共和國正推動一項十二年計劃，要培養許多科學家和技術人員。如果把兩則消息並列，共產黨黨齡超過二十年的長江，就非常適合擔任協調者的角色。

　　田漢比我年長二十歲。范長江只比我大九歲，我們約略屬同一個年齡層。我所以記得這麼清楚，是因為我們初次見面時，他對我說：「你比我年輕九歲！多嚇人！想想九年內可以完成多少事！」

　　事實上，他只是想對我表示親切而已。他說這句話時，已是全國知名的記者，根本遠遠超過後面的競爭者。二十年後，我們之間的差距變得更大。我仍然是「永久學生」，靠著打零工勉強繼續念大學。范長江的經歷則包括《解放日報》和《人民日報》的社長。但在本質上，范長江的故事並不是功成名就的故事，而是對一個運動犧牲奉獻的故事。我述說這件事時，可以不帶合理化、酸葡萄、自憐或自卑的情結。不過范還是讓我重新檢視自己，有時還產生自我懷疑，最後還可以從不同角度來看國共間的鬥爭。

　　范長江不是他的本名，他原名叫做范希天。他投稿給《大公報》時，用的是長江這個筆名，也就是西方人稱為揚子江的那條大河。起先這個筆名沒有冠上他的姓，他成名後，人人都叫他范長江，他也毫無異議地接受。但為什麼叫長江呢？我以為和他的交情還算夠，所以就問他這個私人的問題。

　　「嗯，」他以淡淡的憂鬱口氣說：「我當時剛離開軍隊，生了病，身無分文。有一陣子意氣消沉，在街上晃了很久，沒有人可以幫忙。我身上只有一把雨傘，還有捆成一包的衣物。我就跳入水裡，其實我也不知道後來發生什麼事，可能是有人把我釣起來吧。」

　　我懷疑世界上還有誰會在說到自殺時，口氣如此理所當然，而且坦誠直率。那時我才瞭解，他認為新生命從此開始，因為他尋死的地方也帶給他重生。

　　長江十八歲剛從高中畢業時，加入陸軍軍校生組成的團體，加入蔣介石的北伐軍。1927年8月1日，在途中發生著名的南昌事件。部分的團宣稱和共產黨有關係，這也是人民解放軍的前身。範的部隊剛好也在其中。但國民黨人其後的進攻打敗了他所隸屬的團，他只好被迫逃生。他步行走了好幾個省，沿途乞討為生。我想他企圖自殺時，就是在這個階段。他設法抵達南京，通過國民黨中央政治學校的入學考試。

　　這個學校培養執政黨的公務人員，算是軍校的姊妹校。至此長江步上坦途，只要念完書，就可以確定進入政府機構任職。但1931年日本佔領東北，中國卻不抵抗，長江對南京政府很不滿，他脫下制服，搭火車到北京去，尋找能採取行動的機會，結果毫無機會，他於是到北京大學旁聽。這時他在報章雜誌發表的文章吸引了天津《大公報》編輯的注意，從此開啟了他新聞記者的生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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