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河青山密西根：更多的回憶(2)

密西根：更多的回憶(2)

　　這時我們相當困惑于林彪為何下令作戰。王對我解釋，這是因為整個野戰部隊持續成長擴大，林彪稱自己的軍隊是東北民主聯軍，用意在吸收地方上的民兵、武裝部隊及非正規軍隊，核心則是從中國北方調來的老練作戰隊伍。對共產黨軍隊快速擴張的計劃而言，能容納各式各樣軍隊並擁有加以擴充的能力是必要的，這樣才能和我軍進行消耗戰。他們的軍隊遵照毛澤東的指示，放棄形式，重視實質。只要能達成任務，有相同力量的戰鬥部隊可以被稱為支隊、團、旅或縱隊，但作戰方式和紀律卻絕對要一致，一定要遵守基本方針，因此要指派核心幹部到步兵班去，以訓練出新的幹部。林彪指揮的是不折不扣的農民軍隊，儘量排除所有的都市影響力。灌輸士兵信念時，基本上是以教義問答的形式來進行。

　　王對鄉村動員的描述吻合其他來源。整個鄉間完全被動員整合，緊接戰場後方的是動員村落的人員。我們的散兵也提到，他們很難躲避敵軍後方的路障，因為全都由村中的少年看守。村民必須供應食物、住處及急救設備。各種後備支持就這樣以自動貢獻的名義，定期而自動地輸送到前線，作戰部隊完全擺脫後勤的負擔重任。有時連長還會獲得食物券，可以就近取得熱食，之後再由戰地工作人員負責補償。「你們所說的大行李（指一團需要攜帶的裝備）和小行李（指一營的裝備），」王一針見血指出：「我們全都沒有。」

　　我帶著不無敬意的語氣表示驚訝，因為匆促成軍的共產黨軍隊居然守著四平街這麼長的時間，阻止我們于緬甸一戰成名的新一軍進攻。王上校說，其實很容易。林彪對自行撤退的將領處以唯一死刑，有一天他就下令槍決兩名連長。他還告訴我，林彪對新一軍有相當的敬意，他原先預料在他猛烈的攻擊下，新一軍會瓦解。

　　至於共產黨軍隊如何從蘇聯手中接收日軍的裝備與補給，王說了一個耐人尋味的故事。有一次某部隊遵照指示，前往某兵庫接收武器。蘇聯守衛嚴正告訴他們，倉庫無論如何都不能交給他們。這個部隊困惑之餘，回去稟報上級，高層人士於是進行調查。最後這些官兵奉命再去一次，這回改在晚上去。他們發現蘇聯兵全撤走了，在安靜的黑夜中，整棟房子中成箱成盒的物資全歸他們所有。

　　王的證詞幾乎就預告了，林彪在東北會成功，國民黨會失利。共產黨已經找到使用無盡人力和鄉間資源的模式，據以打造新的戰爭機器。就技術上來說，共產黨開啟「勞力密集」的革命，將一切降到農民層次，以吸引最多的追隨者。党所施加的嚴苛紀律雖然嚴峻不合理，但卻沒有遭到抵抗。我們進入東北時，事實上是在重複日本十年前入侵中國的錯誤。當時日本侵略軍的背後有個健全的國家經濟，這時的國民黨並沒有。1937年時的中國並沒有足夠的武器裝備來迎戰入侵者，這時的林彪有。回顧當時的狀況，我該覺得自己幸運到極點，能夠在1946年6月初體面退場，參加去美國進修的考試。我離開時，正值國民黨短暫勝利的巔峰期。如果命運以稍微不同的方式介入，我的人生必定全然不同。

　　在王上校投降前十天，國民黨在東北的「剿匪總司令」杜聿明將軍剛從腎臟手術中復原。他和鄭將軍在火車車廂內會面。鄭將軍擔任他的副手，也是北方前線的指揮官。杜將軍大病初愈，頭戴便帽，腳穿拖鞋。除此之外，他全副軍裝，勳章和肩帶一應俱全。兩人決議，將駐印軍之一的新六軍調到北方前線。人數和軍火的優勢應該會讓林彪遭受決定性的挫敗。也就是說，以近十萬人去對抗六萬人，而且都集中在很小的範圍內。但是，要調度這麼龐大的軍力，不可能逃過敵方的偵測。在國民黨展開預定的進攻之前，林彪一路撤退到哈爾濱，而且十分匆促。我們等了十周，終於進入長春這個偽滿洲國的首都，發現全城完好無缺，電力的供應不曾中斷，街車照常行駛。

　　我在大和飯店好好洗了個澡，彌補數星期以來的風塵僕僕。最興奮的是目睹蔣介石的蒞臨，那天是5月28日，如果我沒記錯的話。蔣介石降落在大房身軍用機場，鎮定自製一如平日，但近距離單獨看他，會發現他在中國人裡算是很高的，不過仍有些脆弱，令人不敢置信。他下飛機時，機械性地說：「好，好，好。」他在飛機庫中對聚集的將領進行簡短的精神訓話。他沒有頒發獎章，而是以和他單獨合照的方式來獎勵將領。他坐在副官從飛機上搬來的椅子上，受表揚的軍官站在他身後，稍微靠右邊。官方的攝影師拼命忙了不下十分鐘，他收好相機時，蔣介石也準備搭機離去。他並沒有進入長春市。

　　一周後我向鄭將軍司令部的同袍道別，展開我的初步行程，接著是一長串漫漫旅程，最後造就今日的我。在其後兩年半之間，所有在司令部的人，包括將軍自己，都歷盡艱辛，直到1948年一個冬天的早上，所有人都被林彪的手下俘虜。我再也不知道王上校的下落。

　　王是否見風轉舵，這點很難說。他叛逃時，當然希望我們是贏的一方。但是，如同加入林彪抗日軍隊的無數北方年輕人，他是基於愛國心從軍，而局勢也讓他無從選擇。這並非保證他要將餘生投入不感興趣的農民革命。很多觀察家並不知道，王代表中階幹部的尷尬處境，正是內戰初期共產黨所面臨的最大弱點。在他們的領袖人物中，許多都有長征經驗，已經踏上了無法回頭之路。此外，達成不可能任務的挑戰，可以讓他們達成個人的滿足感。但遺憾的是，下層階級毫無選擇餘地。

　　無論斯諾（Snow）或史沫特萊（Smedley）等人如何將他們的自決和解放理想化，殘酷的現實卻是另一回事：看林彪在四平街留下多少四處橫陳的扭曲屍體。這種矛盾的壓力和負擔，全都要由中間階層來承受。由於國民黨沒有能力在鄉村地區對抗共產黨，不要談打贏內戰了，單是想要迫使對手接受議和，唯一的希望就是在戰爭初期取得勝利，讓敵軍的中間階層喪膽，從而大舉叛逃，或許可以借此嚴重干擾對方的動員能力。這樣的假設當然不可能只是臆測而已，事實上甚至還付諸實行。共產黨的作戰部隊遭受一些挫敗，但他們設法快速恢復，速度甚至超過以都市為基礎的國民黨軍隊。勢力增長的一方壓力減少，還因此將壓力轉移到勢力消退的一方。

　　我對王上校的同情，從共產黨的角度來看，可以說是基於階級根源。不過，我必須說，他和我並沒有要共同防禦的共同經濟利益。他不過比我年長一些。從他說的話中，我推測他應該是屬富農階級。高中畢業後，他就在日本佔領區內閑晃了一陣子，後來才加入林彪的遊擊隊。短短四年，他就當上「作戰科長」（相當於班長）。他很快就能研判我的問題，眼神十分靈活，我相信他很聰明。他也很強悍，提到兩個連長被處決時，口氣上仿佛理當如此，完全沒有同情心。不過，這些特質都還不夠。林彪從來不曾信任他，甚至沒有親切對待身為幕僚人員的他。他不過被視為檔案管理員，老被猜疑，不被信任，這就足以讓他甘冒生命的危險，揮舞安全通行令，到達我方前線。

　　再綜合其他資料，王的境遇就不令人意外了。林彪必須把各種雜牌軍隊轉變成無敵的作戰機器，而且持續動員剛脫離日本佔領的當地人民，以支援他的作戰部隊，無論這些部隊被稱為團、縱隊或支隊。無論是歷史的大陰謀也好，或是最不尋常的革命運動也好，所有的人員都要被塑造成最原始粗獷的形式，只有單純和一致才能精確操控大規模的人力。消除城市的影響是不夠的，所施加的紀律還必須能預先防範城市的影響。不只是言談舉止要像貧農，連想法都要像貧農。如果容許產生個人優點、個人身份甚至個人意識，人人可能都會從不同角度來評估當前局勢。不久就會有人問：為何要與蘇聯合作？把毫無武力的數千人送到機關槍前，道義上是否說得通？等等。在絕對的要求下，去除特權階級比去除特權還重要。要重點處理的是抽象概念，思想控制發展成去除性格及再教育的過程，較敏感內省的個人所受的衝擊最大。和沒有特色的農民相比，這些人的特質可以算是階級導向。

　　推論到這個層次時，我對在國民黨軍隊的資歷幾乎毫無遺憾，雖然我們必然是輸的一方。連王上校這樣的老派人士都選擇拋棄的運動，我更不可能加入。不過，共產黨是龐大而複雜的組織，其中有許多人都是我的最好朋友，有些則是我深深敬佩的對象。和王上校相比，他們的背景顯然是更富有的都市階級，也更為敏感內省。即使事隔多年，離東北戰場也隔了數千里遠，對他們的回憶仍然讓我在思考時產生許多疑惑。

　　我在安亞堡那段時間的中期時，有一天收到北京的妹妹粹存托人從香港轉來的信，她提到她和田伯伯聯絡過。田伯伯知道我的下落，表達對我的「關懷和憂慮」。在朝鮮戰爭結束後數年，美國和中國仍是敵國。田伯伯的訊息婉轉暗示我身為變節者的尷尬地位，我自然不可能滿意接受。但由於是在特殊情況下收到他的消息，他的立場不難理解。

　　田伯伯就是劇作家田漢，也就是《抗戰日報》的編輯。1938年我替該報工作時，正是國共合作的高峰期。田漢甚至不曾到過在長沙的辦公室，他把編務工作交給我的朋友廖沫沙，自己和周恩來、郭沫若任職蔣介石軍事委員會下的政治部，當時待在武漢三鎮。身為少將的他，訓練組織了許多劇團和戲團，培養舞者、歌手、演員和藝術家，振奮戰時的士氣，成立像聯合服務組織（USO）一樣的勞軍團。他的另一項計劃是在武漢城牆上的大型壁畫，長達數百英尺，內容是描繪中國人民團結抗戰，從長江上遠遠就可以看到。武漢落入日軍手中時，壁畫尚未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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