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河青山密西根：更多的回憶

密西根：更多的回憶(1)

　　我在安亞堡的十二年期間，美國經歷了重要的改變。我親眼見到高速公路的興建，起初94號州際公路穿過城南，接著是環城公路。柳徑機場不敷使用，於是興建底特律大都會機場以改進服務。假日旅館和拉馬達（Ramada）旅館紛紛出現在公路兩側。郊區忙著挪出空間興建購物中心。零售業風格改變。在商店裡，以前可以單買的物品，現在要論批買。T恤一次要買三件，鉛筆論打賣。平裝書大為風行，但以前的標簽從此消失：當時薄書一本二十五美分，厚書一本五十美分。為了有資格成為富裕的中產階級，家裡的車子必須不止一輛。電視當然堂堂登場。

　　整整一代的電子媒體記者，其中有些非常上鏡頭，播報著氣象、體育及其他種種新聞，有的確實重大，有的只是瑣碎小事，出現在彩色屏幕上，不過是為了維持美國人在客廳的話題。電視大為流行，一些歷史悠久的暢銷雜誌廣告收入大為縮水，最後被迫停刊。在密西根大學，研究必須靠電腦佐助。複印機和打字機一樣，成為辦公室內不可或缺的設備。我不太出門旅行，但我從閱讀得知，南方內陸飲水機和公車候車室的「白人」及「有色人種」標誌已經移除。不說別的，早在我離開安亞堡之前，我已注意到，在我必須填的所有表格上，「人種」這一欄都已經取消。至於改變的確切時間，我已不復記憶。

　　我可能在密西根停留太久。即使從大三念到博士畢業，如果我加快速度，應該不用花十二年。不過，拖延並非沒有益處。我不但從軍中重回社會，重新訓練自己進入新職業領域，而且還借著混合自身體驗和所讀的學術分析，對當代中國進行徹底檢驗。因此我對失落的年少歲月不再耿耿於懷。

　　在頭幾年，至少是最初五年，我對自己的國民黨背景採取防衛的姿態。當時的情況相當特殊：美國人自己在朝鮮戰爭時和毛澤東的軍隊作戰。在約翰·佛斯特·杜勒斯（John Forster Dulles）的「邊緣政策」影響下，又差一點幫助蔣介石保衛金門馬祖。然而，在我們的校園中，每個人提到蔣介石時，語氣都是全然的不屑。有些教師和同班同學聽到我曾是他旗下軍隊的軍官，就以為我應該覺得難過，仿佛我是在希特勒麾下的愚蠢德國將軍。

　　我幾乎要對他們大吼大叫：這是你們的想法，我可不這麼認為。我並不自傲于自己的從軍紀錄，因為不會有人自傲於失敗。我不打算自願參戰，到北緯三十八度線或中囯外海的離島去打仗，但對過去的從軍，我既不引以為恥，也沒有罪惡感。不過，內戰在我心中留下一些無解的問題，讓我有時覺得矛盾不安。我轉念歷史系，原因之一就是要消除這些疑慮。

　　我的情緒和我的東北經驗密切相關。我於1946年2月隨著鄭洞國將軍的幕僚群到東北去。在此之前，我和其他許多國民黨的下級軍官一樣，非常期盼馬歇爾將軍的調停計劃可以帶來和平。1月10日，周恩來和國民黨代表張群簽署停戰協議。雙方同意凍結所有的部隊行動，只有一項行動例外：國民黨軍隊可以進入東北，在該處移動，以恢復中國的主權。新聞旁的照片顯示，親切的周恩來站在馬歇爾旁邊，在張群後方露出親切和藹的微笑。然而，在4月的第一個星期，國民黨的八十七師從瀋陽移師長春時，林彪以四萬人展開突襲，幾乎殲滅了整個師。

　　兩天后，林彪加強武裝，進攻國民黨的新三十八師，後者原是前駐印軍的一部分。這次攻擊受阻，共產黨軍隊損失不下兩千五百人。我們抵達前線時，剛好是戰役結束後沒幾天，看到鐵軌旁和田野裡散佈著無數的屍體。一位新一軍總部的參謀對我形容何謂「人海戰術」。他說：「他們會在前線擺出一千人，但空間只有幾百碼寬，通常只能容納下一個連。你會想：這些人不傻，他們只是瘋了！但讓我問你：你可以砍殺多少人呢？四百、五百或甚至六百？你把這些人打成碎片，可是這些人的後面還有數百人在那裡。相信我，他們絕對可以收拾你和你的機關槍！」

　　共產黨軍隊進攻受挫，還真是奇跡。但雙方交鋒後都筋疲力竭，國民黨軍隊更累，因為大屠殺的感覺就已讓人覺得噁心了。敵軍嚴守鐵路要道四平街，執行繁複的戰地計劃。前線部隊想找出彼此的缺點，企圖包抄彼此的側翼，但都不成功。林彪就這樣阻擋我方進攻長達四十天之久。同時，他的人馬進入長春，當時蘇聯已經撤走。周恩來此際在重慶宣稱，共產黨已「厭煩受人擺佈」，可能被迫採取自我防衛。

　　不守信用已經夠糟，更不可原諒的是蘇聯從旁協助。當時我不相信蘇聯人知道什麼叫光明正大或正派行動。看看斯大林吧：他和希特勒簽互不侵犯條約，也和日本簽互不侵犯條約。納粹入侵波蘭時，蘇聯從後方解決這個國家。日本請他充當調停人，希望得以從對抗盟軍中脫身，他卻利用機會對日本宣戰。憑著雅爾塔協議和對日本的七日戰爭，他在我們的領土上接收理當是我們享有的勝利果實。至於東北，一切似乎必須回到沙皇統治的年代。

　　看看馬林諾夫斯基（Malinovsky）吧：他運用種種拖延技巧，防止我們進入東北。他控制下的港口我們不能使用。我們大規模的空運必須接受種種限制。我們一接受他的條件，他就撤回他的提議。最後國民黨軍隊在杜聿明將軍的率領下強行推進，他才撤退。但我們進入東北整整延後了半年以上，多麼關鍵的半年！在我們之前被獲准進入的林彪，此時正好嚴陣以待。

　　我記得我們抵達瀋陽時，首先吸引我們注意力的是，火車站旁寫在牆上的俄文，筆法粗野唐突，蠢蠢欲動。也許可以說，我們的蘇聯盟軍必須循著指標搭火車，因此倉促離開火車站，離去時太過匆忙，無暇顧及我們的感受或品味。然而，在火車站外面的廣場上，他們還豎立了一個大型紀念碑，慶祝他們對日本的七日戰爭。在方尖碑上是一部紅軍的坦克車，槍口指向天際，提醒我們仍然受其威脅。他們一定預期這個雕像可以擺置好一陣子。

　　有一天下午，我開車經過城裡的工業區，或者應該說是以前的工業區。不只如報紙所載，工具和機械被蘇聯人搬運一空，而且建築物也難逃一劫。所有的窗戶都被打碎，地上散佈著垃圾和燒焦的木材。從部分焚毀的牆壁，我透過建築的骨架看到了屋頂的橫樑，在沒有屋頂遮蔽的情況下，暴露在瀋陽陰沉沉的天空下；這是個總被入侵者蹂躪的城市。

　　蘇聯人用貨車運走想要的物品後，還讓他們的佔領區貨幣淹沒整個東北，所發行的軍券面值很少不超過十元。當地人抱怨，紅軍在六個月內所發行的紙幣，比日本人十四年發行的還多。這樣的說法很難確認。不過，我們在當地買東西拿回零錢時，無一例外是蘇聯發行的紅鈔票。

　　我在鄭將軍前線司令部待了四個月，接收戰地電話的訊息、彙集戰情報告、參加參謀會議、接待外國特派員。有時我到前線去，將彈藥運交給前線部隊。抗日勝利時我以為可以永遠拋諸腦後的每件雜事，現在一一回來，而且未免太快了一些。沒有人問是否有內戰。到達瀋陽時，我們立即發現內戰已經開打，我們早已深陷其中。不必是好戰人士也可以很務實，期待另一個協議會更好是不合理的。在考慮其他因素之前，必須先想到對方有能力把這麼多人送上必死之途，能夠具備這樣的實力，恐怕是不可能停戰的。

　　這個恐懼不久後得到證實。5月中旬，林彪的作戰軍官王繼芳取得我軍發的無人地帶安全通行令，前來投誠。我在司令部單獨和他對談。共產黨軍隊並沒有採取階級制，軍官是任務取向。不過基於尊敬，我們稱他為「王上校」。從和他的談話中，找不到太多有利我們作戰的資料，不過填補了我們所不知的空間，並證實了之前接獲的報道。他讓我們對局勢有更全盤的瞭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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