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河青山安亞堡，密西根(12)

安亞堡，密西根(12)

　　雖然俄爾曼教授研究的是歐陸歷史，對意大利尤其有心得，他還是要我注意另外一位英國史學家古赤（C. P. Gooch）。教授要我讀遍古赤寫的所有東西，或詳讀一部分，略讀其他，並注意他的風格，把他的作品和別人相比較，掌握相關參考書目，尋找評論他的文章。直到今日，喬治·皮巴迪·古赤（GeorgePeabodyGooch）仍是我最欣賞的史學家。他和皮巴迪家族有親戚關係，因此以皮巴迪為中間名字，也因此能成為「私人學者」（privat Gelehrte），可以隨自己高興讀書寫作，不用去考慮生計問題。他的文風清晰流暢。不過，為了準備撰寫《17世紀民主思想史》（History of Democratic Ideas in the Seventeenth Century），他看了不下三萬篇專論。就這兩位歷史學家而言，只有深入研究後，才有能力得出總括一切的概論。兩人一個嚴肅，一個溫和，風格完全相左，但都同樣具備獨立自主的精神。

　　俄爾曼教授的教書技巧之一是拒絕回答問題，他常把問題拋回給學生，嘲笑學生沒有辦法自行尋求解答。有一次我決定不要被他所嚇阻，我在課堂上問了三次：如果社會契約的概念為法國人所接受，又具體展現在美國的《獨立宣言》中，為何總是被史學家稱為「非歷史」呢？教授三次拒絕直接回答我，但他暗示，我必須發展出自己的史觀才能理解。從此我得到如下結論：任何值得被稱為革命的運動，一開始都是非歷史的，因為現行法律制度無法再處理內在或外來的問題，革命党人才被迫創新。

　　他們宣稱現行體制無效後，已經別無選擇，只能重組自然法則，再創新猷。但如果要他們承認發動武裝叛變是為了進行實驗，這將是不智之舉，他們一定會宣稱歷史站在他們的這一邊。社會契約應運而生，成為遐想文明開端的工具之一，也增加了革命黨人所勾勒社會的可信度。事實上，就歷史而言這不可能成真，正如一個社會不可能自己重生一樣。慣例如此，歷史學家對革命意識形態不存幻想，這並無不妥之處。意識形態基礎的修正，實際上可以使革命後的社會更容易融入歷史。

　　在安亞堡，我隨著安德烈·洛拔諾夫—羅斯托夫斯基（Andrei Lobanov Rostovsky）修俄國歷史。據我所知，他是唯一把貴族頭銜帶進美國學術圈的人。在他的兩本著作中，「王子」出現在作者名字之後；我不只一次聽他引述別人稱呼他「洛拔諾夫王子」。和俄爾曼教授的鬆散隨性相較，他的講課是可喜的對比。他的課規劃完善，有條有理，按部就班，精准如時鐘，從大綱演繹出完整架構，遣辭優雅洗練。我有充分理由相信，在他教書生涯之初，他必須克服許多困難，才得以使技藝盡善盡美。現在他授課時從容順暢，毫不費力。他不需要講稿，照樣以清晰的頭腦抓住聽眾的注意力。有一次我們聽到一個崇拜他的女學生說：「啊，他是一位王子呢！」不過，我心想，他超人般的紀律對他純熟的表現一定不無貢獻。洛拔諾夫教授所專長的項目，我可能永遠做不好，讓我更是敬佩他。後來我教導大學生時，嘗試以他為榜樣，但結果卻有天壤之別。

　　洛拔諾夫—羅斯托夫斯基還讓我學到一件事：就西方的標準而言，俄國歷史並非已經完整開發的領域。相反地，研究美國或西歐歷史時，里程碑都已標示清楚，許多議題都已達成共識。即使在尚未達成共識的議題上，正反雙方的意見都已為圈內所熟知。但學者研究斯拉夫歷史時，處理的是尚未劃分清楚的疆界，指標少之又少。因此，歷史學家自己必須對歷史的全程發展了然于心，隨時警惕，從基輔公國到新經濟政策都必須對答如流。不消說，研究中國歷史的學者也必須自立自強，甚至有過之而無不及。我們無法自欺欺人，說自己專長於某一小範圍，作為深度不足的藉口。

　　我從青少年開始就對美國很著迷。在密西根，我修了美國歷史、美國憲政史、社會史、外交史等等，以滿足我的興趣。這些課程由七位不同的教師傳授，但杜艾特·杜蒙德（Dwight Dumond）教授讓我的印象最深，因為他是反奴隸運動的權威，對我而言是全新不可知的領域。雖然我廣泛接觸美國文學，參與美國生活，但我從來沒聽過奧伯林學院（Oberlin College）、美國短論社會（American Tract Society）或班傑明·隆迪（Benjamin Lundy），更不要說是「地下鐵路」。因此，他的每一堂課都是全新的體驗。在50年代，美國人還不習慣今天的自我批判。杜蒙德指控美國是「腐化的國家」時，有時我心頭不免一驚，原來他認為這個國家縱容「謀殺、縱火與勒索」。當時，任何人只要主張種族平等，宣揚廢止種族歧視，就會被冠上「他想讓妹妹嫁給黑鬼」的罪名，但杜蒙德教授卻在課堂上大聲宣稱「美國的未來種族將是黑白混血」，而這甚至不是他起頭的預測，他只是引述前人的說法。

　　下課時，同學討論杜蒙德的道德家色彩是否強過歷史學者，大家意見不一。但教授堅稱反奴運動自有其法律上的依據，他主張，國際法並沒有允許基督徒以教友為奴。他雖然全心全意研究自己的專業，但並非沒有多方面的興趣。有時他也會以唱作俱佳的誇大敘述，提出他的獨到見解：美國內戰完全起於西南部和西北部的經濟利益衝突。「如果當時阿利根尼山脈以東發生變故，例如地震或海嘯將東部沿海捲入大西洋海底，」他假裝若無其事地說，「內戰還是會開打，一點影響都沒有……」而且，以他對反奴運動的深入研究，他能以全然不同的角度來講述軍事史，技術問題變得更為重要。

　　他對李將軍毫無半句惡言，李將軍是一流的軍人，只是為南方打仗，反抗高壓統治。杜蒙德對史東渥爾·傑克遜（Stonewall Jackson）的稱讚更達於頂點。這些人的精誠奉獻很難不影響到他。如果說我沒有從杜蒙德學到任何史實，我至少學到基督教人文主義的力道與複雜，由於我的人生之路較為古怪，我並沒有機會從中國的外籍傳教士看到這些特色。

　　不知道是出於潛在的欲望或是純粹巧合，我選修的課程都和社會的大規模動盪與暴亂相關，其一是全歐洲的宗教改革期間，另外則是英國的斯圖亞特王朝時期。多年後的今天再回顧，我可以說這段時期的知識可能有利於史學家，讓他更瞭解同時代的中國，效果勝過單單只研究中國歷史。中國的主要問題在於，數世紀以來缺乏步入現代的大突破。研究者處理不存在的題材時，不太可能從中發掘出原因。無論在何種情況下，一個土生土長的學者甚至無法理解，在大我的生活中欠缺某種重要成分，也無法見證解釋欠缺的原因。比較務實的做法是找一個例子來探討，從中尋找失落的環節以及實際發生的突破。

　　17世紀的英國就是這樣的例子，當然其間發生許多大規模而複雜的演變，當時這個國家經歷了內戰、弑君、嘗試共和國政體、護國主、復辟等等，最後發現某一種解決方式其實並沒有好過其他種方式，甚至可能更糟。這段史實的時間橫亙了近一個世紀，其大熔爐吸納了經濟危機、宗教爭議、憲政僵局及外交壓力。我們能從中學到什麼呢？難道只學到每個層面都出差錯？不過，多位史學家的觀察令我印象深刻。他們指出，在斯圖亞特王朝後期，習慣法庭承認平等的存在，有助於社會重新恢復穩定。再進一步推論，兩套法理原則合而為一，讓農業經濟可以如常運作，與國家經濟中更進步的層次（如銀行體系和外貿）並行不悖。大家都知道，中國還沒經歷這樣的演化階段。

　　遲至50年代晚期，密西根大學只有一位教授中國和日本歷史的教師，既主持研究生的研討課，也在大學部教概論課程。這位約翰·惠特尼·霍爾（John Whitney Hall）教授還是一位知名的日本專家，目前于耶魯任教。我請他當我的中國史博士論文指導教授時，他的立即反應是我應該去哈佛。有了哈佛文憑，會更容易敲開就業市場的大門。就業市場姑且不論，霍爾教授願意指導我嗎？他說好。我與他的往來十分令我滿意。

　　霍爾本身雖然是哈佛人，但卻有自己獨到的見解。遲至40年代，包括許多日本人在內的史學家都同意德川時期對日本有不良的影響，到明治維新後國運才開始好轉。霍爾教授的研究卻顯示，即使是在德川時期的中葉，日本已經開始可以接受西方的貨幣管理。不論就制度或實例而言，政府財政制度和西方接軌已成為受注目的焦點。這和帝制末期的中國真是一大對比。

　　我去找霍爾教授時，他正在進行一項重大的研究計劃。他掌握日本肥前采邑的文獻，決心描繪出該地區一千多年的歷史。我不常見到他，但常見面其實並不重要，我所需要的鼓勵與警告，他都已經給我了。他也沒有在我的研究途中橫生障礙，好藉以顯示他是要求嚴格的教師。他不斷強調中國歷史「流動」或「有彈性」，也就是說，數量龐大的文獻資料等著被評估詮釋，重建將使歷史呈現許多不同的面向，在過程中當然有許多風險，不過膽小退卻也無補于事，路總是要走的。

　　至於我是否有潛力成為史學家，霍爾的評語很坦白：不太順利，某些方面很強，其他方面嚴重不足。他建議我應該加強自己的紀律，擴大我在西方和美國歷史的知識，強化我的語言表達能力。至於我是否有能力處理古文撰寫的典籍，霍爾教授對我有絕對的信心。在我第一次參加初步口試時，在五個指定領域中當掉了兩門，被迫再考一次。我意志消沉，霍爾給予我恰到好處的推動。「來吧，」他說，「鼓起勇氣來，讓我們一起度過。」這些話分量十足。人雖然要承認錯誤，但不能認定從此就無法改變。

　　這時我修了霍爾教授的現代日本歷史。我確定學期報告題目是「明治初期教育政策的變動」時，我對他說，我想讓自己熟練以制度來解讀歷史的方法。我想找出呈現時代剖面的正確方式。這可以算是綜合方式。教育政策的改變必定是面鏡子，可以反映整個國家和社會的覺醒。我對單一或孤立事件沒有興趣。這篇報告得了A，從此我和教授建立起較密切的關係。我尋找博士論文題目時，經過許多波折。我出於本能想研究中國的內戰，但我缺乏研究資料的協助，又無法抽離戰爭帶來的情緒衝擊，根本不可能處理這個異常複雜的題目。

　　而且，自從我決心研究歷史後，我比較傾向于克勞塞維茲學派的影響：一大堆炮火對歷史的影響可能微乎其微，但有時短暫的小衝突反而可能造就歷史的重大里程碑。在安亞堡的初期，我無疑仍受到道格拉斯·弗利曼（Douglas Freeman）的影響。我曾從東京的厄尼·派爾（Ernie Pyle）圖書館借出他的《李將軍的中尉們》（Lee's Lieutenants），在辦公室看。但在密西根大學時，我有機會翻閱柯爾（A. C. Cole）的《無可抑制的衝突》（The Irrepressible Conflict）和瑪格麗特·李區（MargaretLeech）的《華盛頓的起床號》（Reveille in Washington）。後者對我影響尤大，讓我不再迷戀軍事史。就牽涉之廣度與情緒衝擊之深度而言，報道戰爭最好能遠離戰場，不必提及灰塵或壞疽。

　　一旦決定題目和戰爭無關以後，我就有許多題目可以選擇。不過，中國與西方的衝突是最驚人的歷史發展，即使是抗日戰爭與內戰，都可以說是那次史無前例發展的後續。中國與西方的多次衝突，以及每次羞辱後的調適，似乎都已經過充分探討。但當真如此嗎？那些專論或論文的共同缺點是，作者還不能接受歷史的無可避免。中國作者持續指控西方帝國主義的進攻，西方人則照例指責中國傲慢、見識不足、拒絕改革。這些事件有相當豐富的文獻，但欠缺的卻是彼此的瞭解。

　　鴉片戰爭開打時，馬克思寫道，一方以為自己具備所有美德，另一方則只知道賤買貴賣，就我所知的史迪威事件，及從朱世明將軍聽來的消息判斷，我敢說雙方的心態仍隔了十萬八千里，毫無進展。問題是我們對歷史的研究還不夠深。我自己在國民黨軍隊的經驗讓我上了一課：當代中國的背景必須回溯自帝制時期的過去。這些思緒讓我轉而研究明朝。如果東西雙方的對立持續了一個半世紀之久，將背景往上延伸數百年並非不合理。無論如何，清代的政治歷史受到外族統治的太多扭曲，後期又在與西方衝突陰影的籠罩之下。明朝是最後一個漢族統治的朝代，在體制上應該更能代表中國的特色。

　　經過許多徒勞無功的摸索後，我的博士論文最後確定為「明代之漕運」。水道是一個時期的具體剪影，其運作情形是可以處理的題目。這個概括研究多多少少是智識上的練習，讓我熟悉帝制末期政府的基礎後勤設施。論文尚未完成，霍爾教授就前往耶魯任教。接任的費維愷（Albert Feuerwerker）和余英時教授對我的幫助遠多於批評。在他們的推動下，論文很快獲得委員會的通過。

　　在其後多年，我繼續擴展我的視野，出版三篇文章和一本書，討論明代的稅賦制度和政府財政。必須掌握儀式過程的意義、軍事裝備狀況、當時政治思想家爭辯議題，再加上充分接觸明代社會史、科技和文學，我才有把握來探討明朝。我在安亞堡的最後兩年時，發生了一件愉快的事。明代專家查爾斯·賀凱（Charles O. Hucker）教授從亞利桑那搬到在奧克蘭的密西根州立大學，離我住的地方只有二十英里之遠。他隨後帶我結識其他傑出的明代研究者，對我的智識成長有不可或缺的助益。

　　上段記述或許可以幫我排除下列批評：說我的大歷史概念不過是不切實際的幻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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