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河青山安亞堡，密西根(11)

安亞堡，密西根(11)

　　我又修了一門「美國社會」，這門社會學課程的用意在於，每次都能用數學方法來測量人民的意見和態度。令我吃驚的是，不是每個美國教授的子女都成為專業人士，很多人往社會階層下方流動，成為勞工。有一學期我甚至還修了繪畫課。起初我以為我們畫裸體模特兒時，會覺得很尷尬，但課堂一開始，每個人都努力展現技藝，注意力全集中在「寫生」，而非裸體。無論如何，要將三度空間的人體表現在兩度空間的紙上，總是極難的任務。隨著課程的進行，模特兒動作也變快。手中的木炭無法捕捉眼睛看到的景象，真是一大挫折。不過，令我驚訝和妒忌的是，班上竟然有才華洋溢的年輕藝術家。一開始我們都是從「單面」起步，也就是說，所有的畫都是扁平的。但隨著時日進展，部分有天分的學生開始超越平面的限制，顯然比我優秀許多。因此，學期結束時，我得了一個差強人意的B，既感寬慰又覺滿意。

　　至於浩伊教授的建議，我曾嘗試卻無成果。最後我只好告訴他，我無法把心中所想全部化為文字。我是否有資質模仿海明威和艾恩·藍德（Ayn Rand），已經是一大疑問。但這先撇開不論，不同文化的社會經濟背景不可能輕易擠在狹小的篇幅裡，卻又要求達到小說的順暢和切要。在刻畫出的全景中，自有特定機制。即使我想減輕題材的「沉重感」，為求經濟簡約著想，我也必須以抽象名詞來加以摘述。

　　然而，和指導教授的閒談還是讓我得到許多樂趣。浩伊說，美國工人很喜歡他們的工具，當成玩具來玩。我就說，站在工人的立場，可不儘然。如果剛好碰到一台老式木框的洗碗機，可一點都不好玩。而且剛好是炎熱的午後，杯盤堆積如山高，刀叉胡亂埋在吃剩的牛排、馬鈴薯和濃汁之中，魚骨頭和檸檬皮混在一起，偏偏女侍又跑來說，她要用到三十五個冰淇淋專用盤子，五分鐘後宴會就要開始。浩伊教授聽了咯咯直笑。有一次他問我，我提過這麼多將軍的名字，為打破單調起見，為何不描繪一個要開會卻找不到靴子穿的將軍呢？我說，就我記憶所及，是有一位將軍非常貼近他的形容。不過，並不是找靴子。國民黨一二五師的陳少將臨上戰場時，常常找不到地圖。

　　我是在東北見到這位陳將軍的。林彪在四平街施展「人海戰術」後，大多數國民黨將官對敵手的堅忍都心存餘悸，下令部屬堅守崗位，接到進攻的命令時就敷衍了事。對方大舉反撲時，他們就停止進攻。但陳將軍可不是如此。他的一二五師裝備不多，但被前線指揮部視為機動部隊，有時填補前線的缺口，有時移到最東邊或最西邊去鞏固側翼。他的師沒有汽車運輸，子彈也不夠用，但這位個子矮小的將軍卻從不抱怨，為何他的部隊總是有許多任務。他常身先士卒，仿佛帶的是步兵連。你只要在地圖上指出他的目標或目的地，他就會保證準時到達，不論有無敵軍阻撓。總是來去匆匆的他，穿的是網球鞋，而不是浩伊教授說的靴子。但是他有亂放地圖的習慣。「我的地圖呢？我的地圖呢？」看他到處摸索，真是好笑的景象。地圖可能好好塞在他的外套口袋裡，擠得有點皺，讓他找不到。

　　但陳將軍的故事並沒有快樂的結尾。不到一年他就被共產黨軍隊俘虜，是東北第一位落入林彪陷阱的將軍，其後許多將軍也陸續被俘。我很難告訴他們整個故事，卻不交代林彪的「人海戰術」以及共產黨軍隊得以機動作戰的背景因素。探本溯源的工作勢必沒完沒了。就這樣，不管我喜不喜歡，創作之路絕對不可行。我已踏上非小說之路，無法逆轉。

　　歷史學家不能自由創造人物，把他們的生命小說化，以求故事精彩動人；也無法採取藝術家的美學角度；也不可能展現新聞人員的當場識見，觀察到歷史成形的過程。但這並非說歷史學家的生活就非得無聊不可，他可以用延展或壓縮的時間段落，來探討過去的事件；他可以建立一個宏觀的視野，或是以許多細節來描述單一事件；他可以理出一個獨立事件，或是比較不同的事件；他可以依循他筆下主角和女主角的邏輯，呼應他們的情感，或是揭露並駁斥他們的立場；他可以稱讚無名小卒，推翻既定的主題。歷史學家可以是工匠、技師或思想家。就我的情形而論，我必須像學徒一樣，先通過前兩個階段。不過，無論我想多謙虛，如果我想在這個領域上有所貢獻，就不可能避開最後一個階段，我的主題迫使我必須如此。再從另一個角度來看：由於命運的安排，在我到安亞堡之前，思考的過程已開始在我身上啟動。許多矛盾在眼前開展，我必須從歷史裡找原因。

　　在密西根，我接受指導，成為工匠和技師，但我擁有完全自由的思考方式。因此我對這個州心存感激，像墾荒時期傳說中的巨人保羅·班揚（Paul Bunyan）這麼離經叛道，居然可以受到居民的尊敬。我也欣賞校園可以容納不同流派的建築，而且可容納十萬一千零一人的足球場更是一大特色。

　　在密西根大學，我沒多久就瞭解到歷史的多樣化。在一堂強調撰寫傳記的課程中，我選擇比較丹尼爾·韋伯斯特（Daniel Webster）的各種傳記。令人驚訝的是，在總圖書館中，他的書居然占了整整一個書架。更驚人的是，同一個對象有截然不同的處理手法。後來我在同一門課中又學到，即使是同一位作者，也可以用紛歧的角度來處理同一個題材。運用這項特權最淋漓盡致的是英國史學家墨利斯·艾詩立（Maurice Ashley）。他早年出版一本書名為《克倫威爾，保守的獨裁者》（Cromwell, the Conservative Dictator）。由書名可知，作者對克倫威爾沒有太多的好話。即使這位護國主嫁女兒時鋪張奢華，也成為他這人無足可取的證據。但數年後，艾詩立出版了自認更成熟的作品：《奧利佛·克倫威爾之偉大》（The Greatness of Oliver Cromwell）。同樣地，從書名可以看出其內容。內容不僅較成熟，而且作者立場丕變，就像職業棒球選手一樣，在兩隊同一天連續比兩場比賽時，在第二場被交易到敵隊去。仿佛這還不夠誇張似的，艾詩立還在參考書目中引用自己早年出版的文章，作為不同學派的代表。

　　但艾詩立所以能建立鼎鼎大名，並不是因為只會任意變換立場。他能克服自我駁斥，而且從中獲益，歷史學家得以從中建立完整而全面的觀點。這並非一朝一夕之功，必須經過多年的準備工夫。在密西根的歷史學系，有位教師具有絕對力量，引導學生走向通徹之路。他就是前系主任霍華德·俄爾曼（Howard Ehrmann）。一開始，對我們這些習于美國大學進度的學生而言，俄爾曼教授似乎完全不教書。他很少講課，更少在一個主題上停留十分鐘以上。有一天，研討會中的一名學生查過目錄表後，把她的驚人發現告訴全班同學：「好好笑，這個人從來沒有出版過任何東西！」但俄爾曼教授當然和別人合編《密西根大學現代史》（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 History of the Modern World），共十五冊。

　　我們花了一段時間才習慣俄爾曼的風格。他的歷史學識豐富異常，又認識無數的學者，有些還有很好的交情。他上課完全不準備，但是這種即興風格必須有很強大的資源為後盾。他又能善用技巧，激發研究生的喜悅與熱情。他可以從布萊斯特—裡托夫斯克（Brest Litovsk）和約的簽訂，轉到地理因素對歷史的影響，但不會丟掉聽者的注意力。他習慣講述主題的前景或背景資料。他會毫無預警地討論內在議題，其本質通常引發許多爭議。他閒話家常般點出爭議之處，講得津津有味，令人心動。他在過程中不斷拋出相關的參考書目，班上的一兩名學生會點頭稱是，其他人則羞於自己的無知與不足，下課後就直奔圖書館尋找救兵。只有額外的閱讀，才能移除盲點。

　　霍華德·俄爾曼以認識納米爾（Namier）為榮。這時我們都已知道，納米爾就是路易士·納米爾爵士。他的方法被稱為「納米爾方法」或「納米爾主義」。他評估18世紀的國會議員時，要讀者先不管他們屬保皇黨或自由黨。他鑽研他們的來往信函，研究他們的家族賬戶，甚至找到現金收據，最後證明他們結成小黨派，其中成員流動性很高，結黨的主要目的是謀求私利。經過十年辛勤的研究，他在《政治結構》（The Structure of Politics）一書中發佈他的研究成果。這故事的教訓是，當歷史學家對細節很有興趣時，必須持續耕耘，有明確目標，才能建立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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