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河青山安亞堡，密西根(10)

安亞堡，密西根(10)

　　他去了一個小時，一回來我們就直奔機場，立刻登機，花不到數分鐘。空中小姐送來晚餐時，將軍才對我透露，他最後一次被蔣介石召見時，嚇得魂飛魄散。蔣介石在引發這麼多焦慮後，只不過是想和朱世明握手道別，會談只不過持續數分鐘。雖然現在不能再保障他的工作，但蔣很有風度地感謝他的副官，謝謝他二十多年來的勤勉效忠。朱辭職後按理就離開了國民黨軍隊和政府，理論上不能再見到蔣，而的確也從此沒再見面。

　　在東京，我接到我的退伍令，換成平民護照。我陪朱將軍去見威廉·席巴德（William Sebald），他是麥克阿瑟外交部門的主管，身兼大使職務，和朱在盟軍駐日代表團的地位是相等的。朱很希望去美國發展，和家人團聚。以他的語言能力、在美國的人脈和畢生經歷，他在美國無疑更能施展得開，不像在日本束手無策。但對方沒有正式拒絕發給他簽證。席巴德不要他的護照或正式申請書，只表示必須由國務院決定。他送朱將軍搭電梯時說：「朱將軍，好好保重。小心一些，你不像外表那麼年輕。」這是他最後一次聽到席巴德的消息。

　　在東京，其他幾位被解職的代表團成員成立了一個龍根（Lungan）貿易公司，請朱將軍當總裁，他同意了。他或合夥人都沒有資金，打算從零開始，從事進出口業務。如果他們早幾年成立公司，成功的機會比較大。但當時佔領軍已經逐漸放鬆管制，日本國民再度可以自由旅行，也可以自行辦理進出口事宜。新手只憑腦力和辛勞在最最競爭的領域上碰運氣，既無財力支援，又沒有內線管道，這樣的時代已經過了。龍根又掙扎了數年後，最後終於歇業。

　　朱世明從此鬱鬱寡歡。他對美國的愛不亞於對中國，但兩邊的官吏都同樣被他的直言快語所激怒，讓他無處可去。朝鮮戰爭開打後，他對麥克阿瑟的態度甚至也變得模棱兩可。他不曾再與盟軍最高統帥會面，但他知道，只要麥克阿瑟繼續當日本的太上皇，這個世界上就還有他的棲身之地。麥克阿瑟被解除職務當天，朱將軍忽然生病，住了幾天醫院。後來鳩山一郎顯然要取代吉田茂成為日本首相，讓他再度陷入焦慮的深淵。在戰後初期待在盟軍駐日代表團時，他反對鳩山一郎擔任高官的資格，原因是這個人過去的好戰立場。但幸好日本比他想像中慈悲。1965年他逝世於日本。

　　我到美國時，朱將軍還到羽田機場送行。後來我忙著求生存，逐漸和他失去聯繫。聽說他在50年代末期和60年代初期，設法申請到觀光簽證，到美國和家人團聚。他的兒子Samuel C. Chu教授在俄亥俄州立大學任教，最近我們通信，證實上述說法。Samuel還告訴我，將軍在日本的共濟會兄弟，替他們這位從前的首腦舉行了盛大隆重的葬禮。

　　在安亞堡，我曾被聯邦調查局的人約談過一次。我在日本時，曾替龍根公司工作了數星期。到美國後，我替他們出了幾趟差，不拿酬勞。在朝鮮戰爭期間，該公司曾和中國大陸做了筆小生意，可能是透過香港，結果被美國政府列在黑名單上。聯邦調查局的幹員和我談了一個多小時，才洗刷我反美活動的罪名。

　　我還有一個心結待解。接替朱世明當駐日代表團團長的是何世禮將軍，也就是前來調查他的人。他命我繼續待在辦公室裡，直到他自己的副官熟悉環境為止。因此，有一段時間我的名字還列在外交官的名單上，即使在法律上我已變更身份，在日本登記成半永久居民。這種不一致困擾了我一陣子。我不知道臺北當局如何處理我的退役。幸運的是，我在成都中央軍校的同班同學汪奉曾上校來美國，我請他回臺北時幫我查查我在國防部的檔案。讓我松了一口氣的是，他說我的退役完全合乎規定，記錄上還添了備註：「該軍官應永遠不再委任或聘用」。

　　「你為何不寫小說？」

　　我在密西根大學的指導教授是羅伯特·浩伊（Robert Fulton Haugh），他是英語副教授，當時也教創作課程。我告訴他，我曾經歷的許多事不失為寫作的好題材，但太過複雜，很難處理，他於是建議我寫小說。

　　對浩伊教授而言，小說是包容複雜的理想形式。看看《戰地春夢》吧。這個傢伙不喜歡戰爭，但他仍然參戰，當救護車司機。他對意大利人又愛又恨，他自願替他們服務，但卻被指控為逃兵。他不希望遵循傳統，但擔心他深愛女孩的名聲，擔心兩人之間的小孩沒有名分。他徹頭徹底地獨立，卻必須依賴家裡寄來的錢。他幾乎就要變成無神論或不可知論者，但在朋友懷孕面臨生死關頭時，他又顯現出感傷而害怕的情緒。這是人類的悲劇。他想控制自己的命運，卻又做不到……書中有多少種衝突呢？算不清了，也許有六七個之多。

　　浩伊教授問我是否看過《日正當中》（High Noon）這部電影？我說有。他問我是否看過這本書？我說沒有。他問我是否看過《泉源》（Fountainhead）這本書，我說沒有。他建議我看這些書。

　　當時我並不明白，浩伊教授所說的，在可理解的環境下，內在的衝突刻劃出細微的心境轉折。我是個直率平凡的人，我面臨的微妙處境全都來自於外在環境，這就是屬歷史的範疇。

　　回顧過去，如果要利用我的背景作為史學家的準備條件，我不可能找到一個比密西根大學更好的地方。安亞堡校園的核心是個大廣場，來自四個角落的小徑在此交會，形成X形，我們稱之為「對角」（diag）。環繞廣場的是高矮不一的建築，舊大樓的正面是厚重石牆，但新的側翼可能是玻璃和鋁鑄建築。高樓可能平地而起，單純的小樓房消失無蹤影。校園內有橘色和灰色的磚造建築，也有呈現水泥原色和白灰泥的建築。校舍展現不同時期的風格：希臘神殿、哥特式大教堂、國際風格、蘇利文和法蘭克·萊特等等。如果在蓄意的不規則中展現自然流暢可以算是創造力，密大學生每天經過對角時，一定可以從中獲得不少啟發。正如建築所展現的，此大學從來不曾是「固定編制」。可以想見的是，負責規劃和開發的景觀委員會中，都是實驗派的信徒。

　　我也在校園內進行我的實驗。由於我先念大學部，因此修了一些外國學生想都想不到的課。其中有一門是大一的「美國政府與政治制度」，是基礎課中的基礎課。我周遭的學生幾乎只有我的一半年齡，令我有些不安。看著他們玫瑰般的面頰，我感覺他們應該是我同學的子女，而不是我同學。想想看，十六年前，我在南開大學是最年輕的學生，現在卻是最老的學生。不過，在這堂課上，我才知道美國的城市可能是由市長、委員會或由議會指派特定人士來管理。有些州甚至事先準備各式各樣的特許狀，讓自治城鎮自行選擇組織體系，好像選成衣一樣。由於中國的政府都是單一體制，因此我認為這是相當有效的入門信息，可以瞭解多元社會如何運作。我自己就從來沒想像過，因為每次開車經過美國城鎮時，街道標誌和停車定時器看起來都一樣。根據邏輯推論，我會猜測其後的辦公室也具有同樣的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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