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河青山安亞堡，密西根(7)

安亞堡，密西根(7)

　　學長提起母校時親密而念舊的語氣，多少有些成為精英和「圈內人」的自傲感。我甚至記不得麥克阿瑟將軍當時說了什麼，我只感覺到那地方不宜逗留，所以立刻告退，整個會面歷時不到五分鐘。這會面看來似乎很尋常，但我們擔心的是，朱世明當時雖然是駐日代表團團長，卻是在盟軍最高統帥的監督之下。負責注意朱將軍的是查爾斯·威洛比（Charles Willoughby）少將。他是麥克阿瑟的G 2（情報官），也曾在雷溫烏茲教過朱將軍。數個月後的五月，我陪朱將軍到臺北，向贈盆栽的蔣介石述職。朱世明當時很可能被逮捕，而後被無限期地拘禁，就像後來的孫立人中將一樣。孫將軍是緬甸戰役的英雄，一度還是蔣介石個人的參軍長。

　　我於1949年5月向駐日代表團報到時，是副官袁韋興上校的助手，工作很輕鬆，我們負責和盟軍最高統帥司令部聯繫。如果是中國官員要出差到日本，我們就知會外交部門，如果是其他情況則轉到一廳（人事）。有一次，一位美國軍官寫了一封抱怨信給團長，說中國政府答應授他勳章卻食言，這就該由副官來處理。盟軍人員曾志願到中國「打共產黨」，我們還加以婉拒。日常行政業務完全由非軍方的員工處理，由我們負責督導。代表團的軍官總部又寬敞又舒適，千代田的洋政館似乎是東京最氣派的使館區之一。即使喪失掉中國大陸，我們仍然代表盟軍。中國的駐日代表團團長是盟軍駐日代表團（Allied Council for Japan）的一員，我們派駐一排的武裝部隊，象徵佔領軍的勢力。代表團約有一百二十位成員，車陣包括一輛巴士和三十輛以上的轎車，私人的車輛不包括在內。

　　10月間，團長朱將軍忽然開除了他的秘書，命令我當他的隨從副官，我一點也不高興。當時我在辦公室看看書，不當班時享受很多閒暇及自由。中國的情況令人痛心，我只希望能不去想，不管稱作享樂主義、克己主義或逃避主義都行。我決定置身事外，讓事情自然而然演變，同時盡可能暫時享受人生。皇家馬廄騎馬俱樂部已核准我的會員身份，而我也剛熟悉盟軍在箱根、跡見和日光的休閒設施。如果擔任團長的隨從副官，勢必打斷我的個人計劃。

　　我曾經當過將軍的副官，職務內容近似家僕。他們說副官是將軍的替身，可以在傳遞命令時學習如何做決策。在騎兵時代，這種說法可能正確。在緊要關頭時，帶著司令部公文的年輕軍官可以騎到最前線，抽掉一個團，或是補充後備人馬。自有電子通訊設備以來，這種刺激業已成過去。無論在何種情況下，朱將軍都不是作戰的將軍，反而更像是外交官。他曾在蔣介石故鄉的浙江省擔任保安司令，不過那是二十年前的事了。他還曾在華盛頓擔任武官，在外交部當情報官，有時還充當蔣介石的翻譯官和特使。我不太可能仿效他的生涯模式。我不喜歡枯坐宴會桌一整個小時，看著日本來賓透過翻譯官和團長對話，一邊猜這位來賓是自由派或民主派，或最近轉成保守社會主義分子或其他，一邊還要牢牢記住將軍的下一個行程。

　　我請袁上校向朱將軍求情，說我在助理辦公室是不可或缺的。我也試過要他們指派秦少校當隨從副官。將軍不肯答應，不過我還是設法爭取到他的讓步：讓我待在單身營區，而不搬進將軍的官邸。

　　我個人非常仰慕朱將軍。他說一口毫無瑕疵的英文，有時還夾雜美式口語。他認識上千名美國友人——將軍、海軍上將、西北航空的副總裁、美聯社和合眾國際社的記者等等。他的記憶力直追照相機。我才說有一位吉派垂克先生來電，他就接著說：「邀請他星期四來吃午餐。」之後他會說，這位吉派垂克先生在戰時遇到他時是何身份，當時是在華盛頓或重慶，現在從事何種行業等等。我和朱將軍愈來愈熟後，還對他開玩笑說，他當我副官的表現，會好過我當他的副官。他儘量無視於我的一些缺點，當我因自己的魯莽衝動對他抱歉時，他會說這是「湖南脾氣」。他自己也是湖南人，把直言無諱視為美德，但這卻不利他的外交生涯。

　　我成為朱將軍的副官後不久，聽到所謂的「葉山會議」。駐日團在離東京約五十英里的葉山度假小鎮有間賓館，作為週末休閒娛樂之用。代表團的資深成員舉辦宴會時，子女就在附近的海灘游泳。這場會議一定在我當副官前不久舉行，因為消息洩露，朱將軍才開除他的秘書。我只聽說，部分人士在會議時說了不該說的話。無論在何種情況下，我都不宜打探細節。朱將軍絕口不提這件事，我身為他的隨從副官，自然也不能對任何人提起，否則會暗示我想追查謠言。

　　對國民黨駐外人員來說，1949年是艱困的一年。華盛頓的國務院已頒佈《中美關係白皮書》（United States Relations with China）。在共產黨掌權後，美國大使館人員仍留在中國大陸，似乎暗示可能承認新政權。11月底，蔣介石仍留在重慶，指揮最後一場內戰。副總統李宗仁照理應掌控政府，但他卻飛到美國，要求援助未果後就滯留不歸。在臺灣的流亡政府困惑又沮喪。駐日代表團也不是統一的單位，是由國民黨政府內不同機構代表的總和，有監察院、國防部、外交部、資源委員會、光復委員會等等。党系統和秘密警察的勢力也以微妙的方式滲透其間，每一個代表在國內都有靠山。此時此際，要讓代表團的信念和宗旨團結一致是很困難的。

　　中華人民共和國於1949年10月1日宣告成立後，好些國家立刻承認在北京的新政權，首先是印度，接著是芬蘭、瑞典、瑞士，而蘇維埃集團的成員國還不算在內。新年後不久，英國跟進。3月的某一天，荷蘭大使到朱將軍的辦公室拜訪，臨走時說：「將軍，想開點。」他離開後，朱將軍對我說：「他來告訴我，他不再承認我了。」荷蘭大使團已接受政府通知，即將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基於個人情誼，荷蘭大使先來和舊同事道別。

　　朱將軍顯然想不開，他很認真。這時的他非常寂寞，和家人已分離了一段期間。他對美國特定人士的敵意已根深蒂固，不過他仍喜歡且稱讚美國。《史迪威文件》中提到，朱世明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強力爭取中國應有的戰略物資，據說因此被馬歇爾數落了一頓。我不知道身為外交官的他，承受了多少冷眼與嘲諷。不過，雖然他不時會籠統指控：「該死的美國人，他們總是自以為是。」但他內心不曾反對美國。事實上，他真心崇拜麥克阿瑟，相當尊敬馬歇爾。

　　1948年，美國國會通過法案，撥一億兩千五百萬美元的軍事經費給國民黨政府，但數個月後國務院和外交部仍然毫無動靜。朱將軍直接去找馬歇爾。他向我描述時任國務卿的馬歇爾如何反應：「馬歇爾立刻拿起話筒。他也許不太熱衷，卻很誠實。他拿起電話說：『我不知道你們在討論什麼，但朱將軍此刻正坐在我對面。』」回想起來，這件小事不會讓朱將軍討好他的美國友人。他形容馬歇爾誠實，等於間接暗示許多其他人不誠實。

　　朱對杜魯門的個性也有一針見血的觀察：誠實但喜好爭辯，囿于小我的忠誠。朱將軍告訴我，甚至連美國都握有國民黨貪污的證據。杜魯門掌握的一些檔案顯示，當汽油和潤滑油運到中國，作為美國的補給品時，中國官員的確拿了回扣。但杜魯門不願公開這些文件。只有碰到支持國民黨立場的人士時，他才會拿出檔案強調：「這些就是你們的朋友，一群賊！」和杜魯門相關的最有趣軼事是「J. L. 的弟弟」。J. L. 是黃仁霖中將。說來也巧，有一次他還好心稱我為他的「弟弟」。黃中將體格高壯，性情親切友善，到東京時發現我的名字叫仁宇，於是和我稱兄道弟，給我面子，讓我不知是否該高興。之所以如此說，是因為這位和我同姓的將軍，在中國管理一些機構，希望模仿美國陸軍後勤軍務處（Special Service of the U. S. Army），想盡辦法討好美國人，卻只掙得膚淺虛偽的名聲。

　　他的問題在於，他想成為中國的桑莫維爾（Somervell）將軍，自己卻扮演鮑伯霍伯的角色。有些被他款待的美國人會在背後模仿他：「我是個將軍，哈哈哈！」J. L. 的弟弟剛好和他相反，人矮得多，相當瘦，戴一副眼鏡，態度安靜含蓄，因此我們都稱他為「J. L. 的弟弟」，似乎他被更有名、更外向的哥哥搶盡風采。但是，朱將軍說，此人雖然不過是華盛頓中國大使館中不起眼的小人物，卻可以一通電話直通杜魯門總統。J. L. 的弟弟是大使館內的小角色，卻曾經和參議員時代的杜魯門打過牌。杜魯門成為總統時，這個小角色還是大使館的三等秘書。但是，他和美國最高官員的個人交情，顯然超過那些大使和特使。他回臺灣後，杜魯門還透過中國來賓傳達他的問候，甚至還說了句很不可能的贊辭：「他真是天殺的玩牌高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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