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河青山安亞堡，密西根(6)

安亞堡，密西根(6)

　　床頭幾看起來很牢靠，所以我就脫下鞋子踩上去。由於一心注意球賽，忽略了一個細節。我只注意要把自己的重量平均分佈在床頭幾上，卻不小心踢翻了上面的一個瓷器。也許這瓷器並不值錢，但如果他們把它放在床頭，可能有情感上的意義，無可取代。我跳下來後，肯定了自己的恐懼，瓷器並沒有碎，可是破了一角，很容易看出來，我把它放回原處。如果沒有這件小意外，密西根連續兩年從落後大反撲會讓我更開心一些。希斯夫婦回來了，我應該主動告訴他們缺角的瓷器嗎？我想算了，他們遲早會發現的。我可以省了告訴他們的麻煩，他們也可以省了說「沒關係」的麻煩。希斯先生興高采烈，對我解釋密大打贏的原因：「他們用了一些大二的學生。不要小看這些小夥子。他們打得真好，不是嗎？」他要太太肯定，她也跟著附和，讓我印象更為深刻。他付錢給我，我謝了他們，匆匆離去，希望能忘記這整件事。

　　兩周後，安亞堡銀行打電話來，問我是否願意為他們工作。他們有一件在金庫的小差事給我，而希斯先生說我是個好工人。我不是去經手現鈔或金銀珠寶，但在一個星期多的工作時間內，我的確是在鋼門後工作。銀行有好些筆商業交易早就結案了，在防火金庫內，總帳堆滿了文件櫃，特定日期前的部分不重要文件必須加以清除，我的工作就是將這些文件找出來。我必須說，希斯先生對我的信心不但充分，而且持續了很久。幸運的是，這次我不會把栽種植物誤以為雜草，也不會打破貴重物品。不過，因為我正在申請美國的永久居留權，金庫的工作快完成時，移民局來信通知我，案子還在審查時，不能發給我工作許可，因此我只好不情願地停止在銀行的工作。

　　我持續很久的一項工作是在建築公司當繪圖員。底特律的吉羅公司（Giffels and Rossetti,Inc）號稱是美國大型的顧問公司，一度雇用一千多名專業員工。結構部的主管是哈利·艾爾斯博格（Harry Ellsberg）先生。身為猶太人的他，對少數民族有天生的同情心。他也是韋恩州立大學（Wayne State University）的助理教授，因此我以繪圖賺錢在密西根深造的計劃，讓他產生了興趣。除此以外，沒有人會雇用一個沒有任何相關經驗、又接近中年的外國人來當新手。我剛進吉羅是在1956年，其後，我經歷過各種工作形態：全職工作、兼職工作、一周上兩天班、只在週末和學校放假日上班、完全停掉工作、重新申請、從安亞堡以汽車共乘制通勤上班、在底特律找公寓以便加班等等，前前後後在吉羅工作了八年。之間我也在安亞堡找零星的工作，大部分是在餐飲業。

　　繪圖員可以說是灰領階級，要把工程師的草圖畫在大張的描圖紙上，之後印成藍圖。這工作要有基本的投影幾何概念、擅於製圖和寫字的巧手、對建築業的粗淺知識，包括鋼製品手冊的使用，而高中畢業生就可以坐在繪圖桌前。在50年代末期和60年代初期，有經驗的繪圖員每小時可掙三美元或更多。如果再加上加班費，繪圖員的薪水可以抵得上薪資較差的知識分子，例如助理教授。

　　這個工作的一大缺點是對眼力的傷害，下班後開車回家時立刻感受到這一點。好處則是具有放鬆的效果，可以一整天畫著直線、用手寫字，卻不必動用太多腦力。由於工作時不必耗費腦筋，我常讓一些想法在腦中漫遊，讓結論水到渠成出現，而不是像解決數學題目一樣要求有立即的解答。我就這樣在工作時沉思默想。工程繪圖就像塗鴉一樣，讓知性有個自然的出口，脫離周遭的環境。格爾會抱怨，我有時候明明人在身邊，心思卻不知飄到何處，想來這是其來有自。我已經把自己訓練成心不在焉，而且行之有年。

　　在吉羅，公司的規模可以吸收額外的人力，忙季時也雇用一些工程學系的研究生，因此很少遣散正職的員工。我在結構部門不會構成同事的威脅或競爭，因此從來不曾體會到自己和同事相處融洽。直到有一年夏天，我已經厭煩待在底特律，決定去芝加哥，在市中心一家公司找到一個工作，又在伊凡斯頓（Evanston）找到一個房間，這裡夏夜比較涼爽。搭乘高架鐵路不會比搭共乘汽車五十英里麻煩。但辦公室內的其他數名繪圖員並不知道我只工作一個夏天，他們想盡辦法讓我不好過，尤其是一個留小平頭的年輕人，會用放大鏡來證明我畫的直線都是歪的。

　　當時我的弟弟競存正要成為一名頂尖的航天工程師，他批評我花在打工的時間太多，並且裝做打工是很神聖的事情。這樣的批評只有部分是對的，其實有時我非常不喜歡上工。我討厭在冰冷的冬天清晨起床，整個城市都還在睡覺，我卻必須面對刺骨的寒風，穿過森林街（Forest Street）旁的空地，到離密西根大學只有一條街遠的一家叫「球員休息室」（The Dugout）的小咖啡吧幫忙弄早餐。一些年輕的研究生和講師總是在店裡高談闊論，他們要弄熄煙蒂時，用的不是煙灰缸，而是咖啡杯，而且還很用力，強調他們正在討論的產業工會或北大西洋公約組織。他們這麼做，給我增加多餘的工作。咖啡杯只要沾了黑色污點，就沒有辦法用機器來清洗。在早上的忙碌時刻，每個瓷杯都得派上用場，沒有太多時間來清理桌面和更新杯盤。

　　在餐廳當打雜小弟，必須穿上漿過的白制服，戴上頂端有個網子的白帽。店內有兒童時，收銀員會按鈴，我就沖上前去幫他們處理杯盤。我第一次做這件事時，一位年輕的媽媽對兒子說：「把盤子留著，只要跟著中國人就行了。」小孩好像聽不懂，她又說：「艾瑞克，我告訴你，只要跟著那個中國小弟就行了！」我當時已年近四十，待在學校的時間多過其他人。不過我也找不到抱怨的原因，誰叫我做的工作是打雜「小弟」。

　　即使我有自己的價值觀，以外在的判斷來看，我的自尊也不可能永遠不動搖。害怕失敗的感覺一直存在，有時很想放棄長久以來的奮鬥，因為這種奮鬥似乎漫無終點。最簡單的方式就是取得美國公民權，就有資格從事和國防相關的翻譯工作，我受過的軍事訓練將是一大優勢。調查研究中心（Institute for Survey Research）的人告訴我，如果我複習基本統計學，再加修相關課程，在他那裡找工作就沒問題。在某個時點，甚至重回工程學似乎是較合理的選擇，但是我還是決定堅守歷史領域。

　　不過，在酸葡萄心理作祟後，我發現以勞力賺錢會產生一定的滿足感。一天靠勞力工作兩三個小時，在當時足足可以賺到最低生活費，事實上還是勞動的好方式，除了活動身體外，還可以打破孤寂的感覺。我的自由感和樂觀主義來自於我的自給自足，能夠看到勞力的「成果」直接轉成現金，無論有多微薄，都可以說是特權。不說別的，我就無法在中國有這樣的經歷。即使是從歐洲和中東來的研究生都承認，雖然為期甚短，靠打工賺取工資仍令人喜悅，因為在他們國內很少有這樣的機會。

　　我曾對我的同學透露我在國民黨軍隊時的一些經驗，但有一件事是當時無法說出或寫出的。1950年1月26日，麥克阿瑟將軍生日的那一天，我正在他的辦公室，帶著蔣介石送他的生日禮物：象徵長壽的盆栽。我那時是駐日代表團團長朱世明中將的隨從副官。我之前曾陪他晉見盟軍最高統帥，但不是待在車子裡，就是待在勞倫斯·邦克（Lawrence Bunker）上校的辦公室。聽說邦克以前曾當律師，當時則是麥克阿瑟將軍的指定副官，為人沉默寡言。但朱將軍和麥克阿瑟將軍的會談時間可能沒完沒了。麥克阿瑟將軍有空時，總會和朱將軍聊天，例如空戰對抗兩栖作戰等，這是當時在臺灣的國民黨軍隊最需要知道的課題。麥克阿瑟將軍說著說著，總會回憶起他在太平洋西南區的作戰經驗。因此我通常喜歡坐在車子裡等，車子就停在第一大樓前方。

　　總部的衛兵戴著白手套，別著憲兵袖章，配著刺刀步槍。那天我們通過衛兵站時，我準備把盆栽交給朱將軍，因為他一個人也拿得動，但他說：「來吧。」我就跟著他走過邦克上校的小辦公室，進入麥克阿瑟將軍的大辦公室。

　　我覺得麥克阿瑟將軍的本人和照片差很多，我原先以為他很苗條，事實上他頗壯碩。近看之下，下巴也不渾圓飽滿。七十歲的他仍然很年輕機靈，但和那些美化過的照片相比，仍然顯得蒼老，沒有那麼整齊乾淨。依照禮節，我把盆栽遞給朱將軍，再轉送到麥克阿瑟將軍手上時，朱將軍介紹我：「黃上尉是雷溫烏茲新出爐的畢業生。」對我真是一大恭維。朱將軍念過麻省理工學院後，也是從雷溫烏茲的陸軍參謀大學（當時稱為指揮參謀學院）畢業。在學校時，我們聽過不止一次，美國陸軍界的所有一級上將都畢業自雷溫烏茲，只有一人例外，而這個唯一的例外麥克阿瑟將軍，也曾在雷溫烏茲教過幾年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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