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河青山安亞堡，密西根(8)

安亞堡，密西根(8)

　　朱將軍和我從葉山回東京時，也正是我們閒聊的時刻。如果他要在鄉間招待朋友和貴客，通常會在前一天晚上抵達。有時代表團成員的妻子會擔任女主人，她與先生也會先到。我必須帶領司機開車去接客人，載他們到會場。回程時多半是周日午後，我會坐朱將軍的車子，和他聊個數小時。他已經當了二十年將軍，卻代表一個即將流亡的軟弱政府。我想他一定覺得生不逢時，浪費才幹。就我所知，蔣介石的長期新聞官董顯光就有同樣的感受。他們最難忍受的是，被才識遠不及的人侮辱恥笑。有一次，我對朱將軍說，我可以完全體會那種感覺，因為我在國民黨軍隊中已當了七年的上尉。第二天，他頒佈命令，令我十分尷尬：他將我的薪水調高成少校等級，也就是每個月多出五十美元的津貼。

　　但我要強調的重點在於，個人的優點無法和命運的安排作對，這和《天空中的賭場》主旨相去不遠。我舉了參戰的朋友、同學和相識的人為例，我還告訴將軍日本人在東北的情況，他們一度是天堂的選民，但一夜間發現一切化為烏有。我看到他們在瀋陽空寂的街道上辛苦跋涉，推著裝載微薄家當的小車，向收容所報到，車上掛著白色的小旗，標示著軍團和目的地。每個人身上只要有超過十五美元的物品，就會被沒收。他們悲哀的臉顯示出幻滅的夢想和消散的野心。後來我聽說，有些人想到還要回到已成瓦礫的故鄉時，不禁悲從中來，於是翻過遣送船的欄杆，自沉于黃海。

　　事實上，我們有很多要向日本人學習的地方。需要多大的勇氣和多強的使命感，才能領導一個頹廢喪志、士氣蕩然的民族呢？大部分旁觀者自然而然會站在勝利者的一邊，不去理會失敗者。即使到1949年，這樣的勢利仍然盛行於日本。有一次，代表團收到日本童子軍全國協會的邀請，到日比穀公園參觀童子軍全國大會，辦公室裡沒有人要去。我邀請一位成員的女兒同去，看童子軍比賽搭帳篷、挖坑洞、快速生火煮飯。但我們被安排在大出意料之外的位置，被指引到兩位日本紳士的旁邊，正如我次日向朱將軍報告的，他們穿著「急需乾洗的燕尾服」。

　　顯然地，在邀請函被送往外交圈後，美國陸軍只派一名少校和一名上校前來與我們為伍。我們又發現，離我們不到十五英尺遠的主帳篷內，坐著天皇和皇后。在我們右邊的另一個帳篷內，只坐著兩位穿著學校制服的男童。我的同伴忽然想到：我們應該請他們在我們的節目表上簽名。不過說得一口好英文的皇宮內臣說，天皇從來沒做過這種事，我們必須尊重他們的傳統。不過，如果我們願意，他可以引見我們晉見天皇夫婦，也許天皇願意和我們握手。那時我們仍然想說服他，說天皇非常勇敢，已經打破許多傳統，如果內臣願意一試，也許天皇會同意。這位內臣一定覺得我們無可理喻，於是就走開了。

　　最後我們錯失了晉見天皇、和他握手的機會。不過，我們的確取得其他人的簽名。希望邵海倫至今還保有明仁皇太子的簽名，因為他顯然就是下任天皇。至於李親王，我只能說他覬覦朝鮮的王位。至於那兩位衣著陳舊卻正式的紳士，原來就是松平康昌侯爵和幣原喜重郎男爵，連朱將軍也大吃一驚。他們看起來窮困卻不失尊嚴，符合克難時期領袖的角色。但是在請他們簽名以前，我們完全不知道他們是何方人物。所以絕不能靠衣裳來判斷人。也絕不能隨便丟棄童子軍活動的邀請函。

　　不過，朱世明將軍並非不瞭解現實。他對我透露，如果我們的國民黨（那時他和我都不是國民黨員）政府既軟弱又沒效率，卻可以維持二十年的政權，那麼共產黨至少也可以再掌權二十年。至於逃到臺灣的國民黨，如果他們不要發表不切實際的主張，安安靜靜待個三五年，也許還有希望，在聯合國的代表權將是關鍵所在。可惜的是，國民黨支持以色列，引發整個阿拉伯世界的敵意，幸好拉丁美洲集團可以平衡他們的票。國際情勢如此複雜，美國的立場還是很重要。

　　朱將軍雖然不失智慧或勇氣，卻缺乏紀律和耐心。他認定波旁威士忌是「用馬鈴薯，不是用小麥」釀的，作為縱飲的藉口。他一激動，就決定有話直說。有時他把朋友變成中立人士，把中立人士變成敵人。如果美國人聽從官方指示，對國民黨政府很不客氣，他就非常瞧不起那些人。可是如果是出於信念而誠實發表意見，他反而會尊敬。有一次他邀請一群美國記者吃晚餐。上咖啡時，他訓了他們一頓：「如果敦克爾克大撤退後，你們一直講英國完了，英國的確會完蛋！」但他身為國民黨的外交官，卻犯了一個無可原諒的罪，居然說毛澤東是軍事天才。他指出，毛澤東從不曾放棄中共軍委主席的頭銜。別人說朱將軍很像金日成時，他總是顯得很高興，但實際上他一點都不像。

　　接近1949年年底時，我們已經知道無法擺脫「葉山會議」的風波。這時我已設法拼湊出所有消息，不過多少還是要靠猜測。中華人民共和國宣佈成立後，在巴黎的中國大使館人員宣佈轉移效忠對象，引發軒然大波。這時朱將軍和代表團的資深官員在鄉間開會，彼此交換不尋常的意見。我無法相信那些官員親共產黨，但對美國的憤怒卻是一致的，起先是針對杜魯門—馬歇爾政府的態度，其次是美國媒體不斷詆毀中國的領導資格。就朱將軍的立場來看，所有的人不過是表達個人情緒，因此他從來不曾承認有過「葉山會議」。不過，謠言盛傳，駐日代表團要學法國大使館叛變，提出主張的人據說是法律顧問吳文藻。

　　就常識來說，在東京麥克阿瑟的軍事政權之下，要變節根本不可能。吳文藻和他妻子——著名的女作家謝冰心——都是在美國受教育，但他們卻毫不掩藏對美國政策的不滿。他們就讀東京美國學校的子女對同學說，他們家會回中國大陸去住（他們一年內做到了）。駐日代表團10月10日慶祝「中華民國」國慶，朱將軍因為不在東京而沒有與會。一名團員的妻子據說告訴一名外國特派員：「今年我們最後一次慶祝雙十節，明年就慶祝10月1日了！」這句話隨後登在東京的報紙上，無論是英文或日文。

　　類似這樣的消息最後融入葉山會議的故事中，一起傳到臺北去。直到今天，我還不知道身為職業外交官的副團長沈覲鼎扮演了何種角色。但至少對朱將軍來說，沈是告密者，於是撤消他在代表團中的特權，以為報復。官方報告不再送到他的桌上。將軍無法參加盟軍駐日代表團的會議時，身為大使的沈理論上應代理職務。但朱將軍反而指派一個位階很小的官員去，甚至在外交官名單上都找不到這個人的名字。沈氏夫婦不再獲邀參加社交活動。代表團軍官俱樂部舉辦新年宴會時，他們出席，獨自坐著，沒人理會。我請朱將軍不要對副團長如此惡劣，他聽了很是生氣，差一點當場開除我的隨從副官職位。

　　到了1月，臺北當局開始認真追究葉山事件，派了調查團到東京一探究竟。更複雜的是，團長是何世禮中將，也就是何東爵士的兒子。何中將和朱將軍是雷溫烏茲的同班同學，因此同樣受教於威洛比。威洛比將軍很值得一提：他是德國人，原名是卡爾·維登巴哈（Karl Widenbach），雖然擔任麥克阿瑟的情報官達十年之久，但他最驕傲的事卻非關軍事，而是偵破共產黨間諜網。對我來說，他身旁的副官看起來不像軍官，反而比較像特務。幾天前我才參加他主辦的一個雞尾酒會。我自我介紹，並說朱將軍遺憾不能到場，他就告訴每個人：「朱身體不好，派年輕的副官代表他！」我不知道他為什麼如此說。也許沒什麼大不了的，可是他的話提醒我，我不是我自己，而只是別人的影子，而這個影子又是別人的影子。

　　何將軍在東京接受一連串的款待，包括朱將軍發起的盛大宴會。沒有人提起他的來訪牽涉到懷疑代表團不軌。但威洛比舉辦午宴，介紹何將軍給情報單位的同事時，卻沒有邀請朱將軍。這種情況非比尋常，尤其想到朱將軍的職位和他們之間的私交。

　　朱將軍就這樣發現自己處境為難。代表蔣介石送生日禮物給盟軍最高統帥的是他，不僅如此，當國民黨空軍偵測到定海島的共產黨軍隊配有蘇聯噴氣式飛機時，將情報傳給麥克阿瑟的也是他。起初麥克阿瑟不肯相信。「絕不是噴氣式飛機。」他的口氣很權威。朱將軍拿出空照圖後，他才相信。然而朱將軍卻被自己的政府調查，當然會被盟軍當局懷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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