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河青山安亞堡，密西根(3)

安亞堡，密西根(3)

　　至於貪污和無能，我要說的是，這兩者的確存在。至於二十億美元，我可以說世界上沒有一個人能爭辯或證實這個數字。美國在抗戰勝利前後對國民黨的補助，代表的是絕大的善意和不見天日的管理，雙方都有濫用之嫌，賬面價值和使用價值之間有很大的落差。一般認為，美國替國民黨訓練和裝配三十九個師，通稱為「α師」，最後成為國共內戰時國民黨軍隊的主力部隊。但我還沒有看到以下的事實公諸於世：α師的設備和補給散置於全國各地，從內陸的軍庫到沿海的倉庫，管理沒有邏輯，也談不上優先順序。簡而言之，某個地方有一堆迫擊炮，另一個地方有許多禦寒衣物，介於其間的則是短缺和無法計算。那些師級部隊穿梭于補給區之間，裝滿行囊後繼續前進。國民黨軍隊並不是敗在設備和補給，要說這種話很容易。我大可以作證，受益者並沒有得到軍需後勤的援助，裝備也不夠充分，一開始就陷入技術上的陷阱。

　　1946年初我在東北時，國民黨的軍力可說達到空前之高。單是新一軍炮兵營的一〇五釐米榴彈炮，毫無疑問可以解決林彪的「人海戰術」。但是全營只有五百發炮彈，而整個東北的炮彈也不超過一千發，幾分鐘就發射完了。在春末，我曾看到士兵穿著尺寸過大的雪靴，事實上他們應該穿帆布鞋。前線的機關槍很多都沒法使用，原因是沒有好好上油。

　　既然二十億美元的補助中，我也花到了一部分，包括我在雷溫烏茲念書時每個月領的一百二十美元津貼，我很難有立足點去抱怨。但我的同袍指出，單是要維持美國軍事顧問團的開銷，就可以養二十五個中國師級部隊。無論美國人走到哪裡，都會帶著他們的配偶子女、電冰箱、汽車、其他家用產品，有時連寵物也包括在內。學校、俱樂部、郵政單位都必須隨之設立，汽車調度場也是。我們常會聽到：「生活水準有所差距，這是沒有辦法的事。」

　　但事實上，差距非常大。兩國的體質差距太遠，直接輸血會帶來很大的問題。其實雙方都很無知，一名美國顧問團的上校花了一個多月的時間幫我們整理一套手冊，理論上是要告訴我們如何草擬組織表。我稍微看了一下，就告訴班長，可以完全不予理會。例如手冊中寫著：「戰利品和紀念品不應該包括在組織表中。」他顯然不知道他在指導哪裡的部隊，也不知道我們在哪一世紀。戰利品和紀念品對我們一點用都沒有。我們實際需要的是一些如廁用的衛生紙，因為我們的士兵都還在用竹簽和玉米。

　　劉遠漢少將是五廳的廳長，有一次美國人建議，一個步兵連要有一百五十名士兵，但只要三名廚師。劉少將大惑不解，我必須對他解釋，在美國陸軍中，廚師是技術人員。他們有訓練廚師的專門學校，教人如何做一百人份的派。他們的野外烹飪爐點的是汽油，是用卡車運送。廚師人數不多，士兵就要輪流當炊事兵，幫忙削馬鈴薯皮、清洗打掃等工作。我們的美國顧問並不知道，在國民黨軍隊中，廚師天不亮就要起床準備煮稀飯。士兵用餐時，他們必須派出先發人員，背著大鍋、水桶、米袋等，往前走個十到十五英里，到達中餐的預定地，尋找井水，撿拾幹木塊或稻草當燃料。水一定要煮開，有時候還必須向村民買食物，晚餐也必須重複同樣的過程。

　　我在安亞堡兩堂不同的課堂上，聽到二十億美元這個數字。但是，無論教師或同學都不知道，美國軍隊丟棄在太平洋群島上的救濟物資和補給品，全都算在二十億美元中。我不知道生銹的器材如何銷帳，但我清楚記得，中國政府發給我們潮濕的煙，當成補充的配給。

　　我為什麼要提這些不愉快的細節呢？只會使我自己不受歡迎而已。因為我們現在談的是歷史。當你們低估我們的表現和努力，你們同時過度簡化國民黨的作為和中國人的性格，最後你們也同樣會誤解共產黨的鬥爭。如果你們不過是提供發佈新聞用的素材，解釋美國何以縮手，這也就罷了。但是如果你們想刻劃更完整的圖像供後世參考，那就完全不一樣了。在50年代，我還沒有深究歷史，因此無法發掘內戰的真正意義。但即使在當時，我已本能地感覺到，內戰的層面和在歷史中的地位，正被大眾嚴重誤解。

　　甚至在當時，我大可以說，一個三百多萬人的軍隊，而且士兵全由農民所組成，花了近四年的時間打仗，如果只是為了保衛一個高壓而腐化的政權，怎樣說都不合邏輯。問題是，內戰末期國民黨軍隊的戰敗和大規模投降被廣為報道，但個人和部隊的英勇事蹟卻幾乎不為人知。我在你們的戰報中看不到描寫戰事如何慘烈的事例。就許多戰役而言，其殘忍還超過對日抗戰中的最殘酷戰事。舉例來說，在對日抗戰中，我們還沒有損失這麼多高階將領。

　　我可以隨手舉出二十個師長級以上的將領，他們全在內戰中捐軀。單是一場戰役就折損兩名資深將領，邱清泉、黃伯韜將軍，兩人分別率領第二兵團和第七兵團。張靈甫中將的事蹟全中國皆知，1947年初，他率領的整編七十四師被共產黨的軍隊切斷時，他和轄下所有軍官全都自殺，包括副手、參謀長、高級與下級軍官。但外國特派員對這件事略而不提，我只看到羅伯特·瑞格（Robert Rigg）的書提到他的名字，但歷史學家根本忽視瑞格其人。我要說的是，我的目的甚至不在於為他們平反，我只想讓你們知道，你們的視野有多狹隘。

　　我在密西根念學士學位時，把一些想法和觀察寫成部分手稿。我在雷溫烏茲的教官羅傑·沃考特（Roger D. Wolcott）少校，不久前才退休，幫我好好修改了一番。他把文稿交給他的一個朋友，此人是《聖路易電訊報》（St. Louis Past Dispatch）的編輯。雖然他剛開始很熱心，但我從他的來信中看出，他並不喜歡這份手稿。不過他仍然把稿件交給在紐約的編輯，後者很快退回，還表示遺憾。後來麥克格羅希爾（McGraw Hill）的編輯到安亞堡來徵求稿件，他看了稿子，很是喜歡，說要和公司談談是否能合作，可惜的是，答案是不行。他仍然認為稿子值得付印，寫了封信介紹我給他認識的一位出版經紀人，這回整批打好的稿子在六個月後被退回。這樣也好，依我現在的標準看來，當時的作品不夠成熟。當時的風格激烈好辯，恐怕比我前面數頁失望惋惜的風格還糟，後來我就毀了這份文稿。稿件被退，加強了我的信念，也就是在付印之前，要做更多的閱讀和反省工夫。

　　我們在駐日代表團時，薪水是由外交部以美元支付。不過，我們的房屋和補給卻來自徵收。由於我們是佔領軍之一，我們的補給事實上是由日本政府負責，我得以省下足夠的錢到美國去。不過這筆資金很快就花完了，時年三十四歲還是大學生的我，除了學費偶爾可以延後繳納外，得不到任何單位的幫助，長期的工讀生涯就成為很自然的結果。

　　數年前，唐納德·季林（Donald Gillin）教授（現任教於瓦薩學院）和其他學者辯論到中國內戰問題時，多次引述我的說法。不免讓別人問到：「誰是這個雷·黃？」唐納德就會微笑說：「是我在安亞堡認識的電梯服務員。」當時他初次來問我幾個問題時，我的確是在密西根聯盟（Michigan League）當電梯服務員。我對他說，我不介意回答他的問題，但我必須工作，他可能要上上下下電梯好幾次。後來我到紐普茲任教時，他邀請我到瓦薩去演講，離我不過十英里遠。一名女學生得知我的國民黨背景，向季林抗議，說我既然在國民黨，一定很「肥」。季林必須向她確定，不但一點也不肥，「我認識的雷·黃是相當瘦的」。

　　除了我待在密西根的時間過長以外，工作經驗也有助於我的教育。我曾經想，一名外國人要從裡到外認識美國的最好方法是閱讀《讀者文摘》，而且能分辨以下的事：美國城市的「市中心」通常是商業區，至少有一家名為「第一全國」的銀行；加油站和停車場通常離市中心有四、五條街遠，同時還有公共電話和洗手間；藥房通常也兼賣便餐和冰淇淋。

　　我第一天在席爾斯（Sears Roebuck）當收貨員時，就不安地察覺到，我加入美國就業市場的準備工夫還不夠。倉庫裡一有人叫：「卡車來了，收貨員」時，事實上就暴露了我的輕忽。我應該更有警覺心，我應該感覺到事情會如何進展，並把這當成「第二天性」。我應該沖到收貨台，但又不能用跑，而是要大踏步，顯示一切都充分在掌控中。我理應揮舞手勢，讓司機可以輕而易舉把貨車停在後巷。不過，我卻很害怕。我實在搞不清楚，那些司機為什麼不會撞到電線杆或是建築物，我不想因為自己指示錯誤而讓他們惹上麻煩。

學達書庫(xuod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