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河青山安亞堡，密西根(2)

安亞堡，密西根(2)

　　1948年年底，我從五廳（訓練與組織），轉到二廳（軍事情報）。我的任務是對外國軍隊和海軍武官簡報戰事，直屬長官是陸中校，他現在也住在美國，將名字改成Joseph D. Lowe。在圖書館的參考室中，可以發現他的兩篇著作。1948年年底，他對我說，行政院長翁文灝是他的舅父，他關心前線的戰事，卻沒有人提供足夠的簡報。透過正式管道的訊息不是早已過時，就是不正確。我們認為這簡直太過分。由於他的官位使然，他已被共產黨公開宣稱是「戰犯」。然而，他甚至不知戰事的發展，不知前線在哪裡！在陸中校的安排下，我到這位清臒的行政院長家去看他，做了約一個小時的個人簡報。

　　1949年年初，國民黨的副總統李宗仁還在做最後努力，和共產黨談和，但人民解放軍卻正準備渡江南下，國民黨的國防部將我們撤退到廣東。顯然下一個目的地就是臺灣了。四月，同為雷溫烏茲畢業生的袁韋興（音譯）上校，問我是否願意和他到東京去。他剛被任命為駐日代表團的副官長，願意找我當他的助手。我願不願意去？袁上校應該知道答案的，這種問題不需要問。

　　不久後，在1949年5月，我並沒有加入成群的公務員和家屬之列，在臨時住所等著搭船過臺灣海峽，而是搭乘「克利夫蘭總統號」（President Cleveland）的頭等艙，從香港開往橫濱。由於是為駐日代表團工作，我具有外交官的身份，拿著紅皮護照旅行。在香港，我訂制了兩套西裝，由外交部付錢。上述遭遇聽起來很不可思議，但我在東京的所見所聞才更叫我吃驚。

　　在密西根大學，新聞系系主任是威斯理·莫勒（Wesley Maurer）教授。我開始注意歷史，大半原因是受他影響。他介紹我看約翰·彌爾（John Stuart Mill）的《自由論》（On Liberty）、約翰·柏瑞（John Bury）的《思想自由史》（A History of Freedom of Thought）及亞瑟·加菲爾德·黑斯（Arthur Garfield Hays）的《讓自由響徹雲霄》（Let Freedom Ring）。莫勒下巴方正，總戴著無邊眼鏡，背景頗為特殊。他原先接受的訓練是要當美以美教派的牧師。事實上，他從神學院畢業後，也傳過幾次道，但最後還是臨陣脫逃。從此以後，他就熱心批評有組織的宗教。

　　不過，莫勒教授既非無政府主義者，也不是無神論者。提到聖經，他說：「如果我們沒有這樣一部典範，不知會變成什麼樣子。」對於路德、喀爾文和諾克斯（Knox），他小心翼翼區分他們分屬自由鬥士和暴君的面向。他不斷提到星法院（Star Chamber）、命運預定說的教義、陪審團審判等，好奇心驅使我去研究這些東西。我逐漸相信，我的中國知識和經驗應該透過歷史來評估，但那時我還不知道是透過世界歷史，或是西方文明史，甚至不知兩者有何差別。

　　莫勒教授開的課「法律與新聞」，是所有新聞系學生的必修課，課堂氣氛總是輕快活潑。他說，在誹謗案時，可以用沒有惡意來當答辯，卻不能用事實真相。他又說：「有時真相愈多，愈構成誹謗。」大眾知情的權利和個人隱私的權利之間，的確有衝突。全班印象都很深刻。在另一堂課上，他提到色情書刊。他以同樣強而有力的語調強調：「有時真相愈多就愈猥褻。」坐在後面的一個女生這時放浪大笑：「哈哈哈」，直到我們全轉過頭去看她，臉上帶著會意的笑。

　　有一位來自印度的同學，我們叫他拉米。他似乎和莫勒教授有獨特的相處之道。教授以慣有的精力朗讀「路德、喀爾文、諾克斯等人」時，拉米會平靜地插一句，「還有威斯理等人」。還有一回，拉米的插話更是恰當，教授提到聖物：「十字架、玫瑰窗、遺物……」這名外籍學生就說：「先生，還有聖牛。」在這兩個例子中，他的辛辣評語都引起滿堂笑聲。長期浸潤在莫勒的自由主義風氣下，我告訴室友：「在美國，三聲歡呼還不夠好，應該是兩聲歡呼和一聲倒彩。」

　　然而，莫勒教授雖然夠自由開放，但卻沒空和我辯論蔣介石的事。我認為他對蔣介石只有非常刻板的印象，我無法在課堂上和他辯論。下課後，他很願意見我，但一提到蔣介石，他的對話之門就關上了，他說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這其實沒有帶給我太大的困擾。但是，有一天，他對全班說，有一些民間組織遭受到檢察長的監視。他甚至還念出黑名單上的一些組織。當時我剛好收到一個中國學生全國組織的傳閱信，我問教授該組織是否在黑名單上。他查了一下，沒有，但他又轉向我，以厭惡的語氣說：「而且中國遊說團（China Lobby）也不在名單上，那是一定的！」這和中國遊說團有何相關？我愈想就愈不對勁。莫勒教授可能不會把我當成中國遊說團的一分子，不過他可能認為我深受影響，原因是我的國民黨背景，這在系上是人盡皆知的事。後來我問拉米有何觀感。他很認真地說：「我不知道。不過莫勒有時很好笑。」

　　錯不在莫勒教授，在50年代初期，提蔣介石或國民黨並不受歡迎。我還不如談密西根這一年進軍玫瑰杯足球大賽的機會，或是如何阻止密西根州立學院要改名為密西根州立大學，避免他們模仿抄襲我們。50年代初，美國對朝鮮戰爭已經十分厭倦，也受不了麥卡錫主義。當時麥卡錫這位參議員還未受到譴責，還在進行最後一波的政治迫害，但反對他的聲浪已迅速擴大，尤其是在校園裡。這樣的風氣正足以解釋中國問題。兩件事實是很清楚的：蔣介石將中國大陸輸給共產黨，是因為貪污和無能，而美國政府給他二十億美元，他卻花得一乾二淨。這就夠了。

　　我想說的是，我打算純粹從歷史的角度來解釋這件事。我希望從中國人的立場來觀察，而不是從干涉美國內政的角度，雖然兩者之間其實很難分辨。在那樣的情況下，我大可以說，你們永遠不應該說貪污和無能是我們失敗的原因，因為如此一來，你們等於是以粗糙和過度簡單的結論，來提前結束一個複雜異常的案子。我大可以說，你們從中國搜集到的意見，其實非常狹窄，大體來說只反映美國駐外單位的情緒。這些人對史迪威事件的情緒反應非常強烈，事情發展不如預期時，他們就非常失望。我大可以說，你們太容易受到中國自由派書生的影響，這些人和你們一樣，對中國社會的運作方式並沒有第一手知識。他們告訴你們的，通常是他們理想中的中國。至於如何達到理想境界，他們和其他人一樣，完全都沒有解決之道。

　　我大可以說，在對日抗戰勝利後，中美的關係根本就是一大敗筆。美國政策的缺失充分為赫伯特·費斯（Herbert Feis）所揭露，尤其是在《中國結》（譯注：作者所寫The China Tango恐有誤，經查並無此書，應為The China Tangle）中的結論。在中國這一方，我們過度深信，無論在何種情況下，美國都會支持我們。我們站不住腳是因為我們不能要你們負責，你們並沒有簽約來保護我們。我大可以說，杜魯門總統說對了。他曾說，美國人民不容許他把資源一直放進中國的無底洞中。但他說，我們無視于馬歇爾將軍的勸告，不靠野外作戰而贏，反而擠在城市中。

　　這話有欠公允，國民黨軍隊曾在野外打過許多戰役，我自己親眼見到在東北的一場。城市是我們的後盾，我們的活動範圍，我們的後勤運輸區。國民黨已接受馬歇爾的勸告，試著將三百多個師精簡成九十個師，希望借質的升級來爭取美方的認可，借量少質精的作戰部隊，更適宜接受美國的補助。（精簡也是馬歇爾的計劃之一，希望借此逐步將國民黨和共產黨的軍隊合而為一支國家的軍隊。）但精簡後，我們必須更依賴現代運輸及通訊。國民黨軍隊的結構非常不容易管理，在過去，總是讓非正規的輔助軍隊成為外圍的助力，那樣的軍隊更容易適應鄉村。在大規模的作戰中面對共產黨軍隊時，強化作戰部隊的政策反而成為一大弱點。

學達書庫(xuod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