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河青山安亞堡，密西根

安亞堡，密西根(1)

　　1952年9月我進入密西根大學部時，並沒有想到自己會變成歷史學家，更沒有想到有一天我會研究明史，理出一套方法，再將歷史投射到現在，並逆轉推論，證實我對帝制中國時期的發現。如果我可以預見這項任務的艱辛，我一定會退避三舍。

　　在1952年，我只是想到，以我在國民黨軍隊長達十二多年的資歷，我有很多經驗可說，因此我選擇主修新聞學。我已申請數所大學，全部都在中西部地區，也都名列前十大。密西根不只最先給我入學許可，而且因為認可我畢業自雷溫烏茲要塞的參謀大學，還給我十二個後備軍官訓練團（ROTC）學分。我還想像，如果我更用功一點，也許可以在兩年內取得碩士學位。目標果然實現。但對我來說，畢業就是失業。可以理解的是，如果不會說道地的美語，無法有一支快筆符合截稿期限的要求，要找新聞界的工作非常難。但是，當時也不會有人雇我去整理圖片或編排索引。我試過出版業，但只是增加一些被拒絕的經驗而已。有一份雜誌沒有拒絕我，還替我的一篇文章印三十五份抽印本。那篇文章登在《太平洋歷史評論》（The Pacific Historical Review）。

　　同時我對歷史的興趣也被激活了。「至於這個，」我的朋友和老師都警告我，「別無捷徑。你可能要念個博士學位。」有人還說，這個最高學位是在大學教書的通行卡。十年後我才拿到我的通行卡。1964年，在密西根大學體育館裡，我們看到校長將一頂米藍色的方巾，放在詹森總統頭上，因此這位大社會（Great Society）的發起人，就能以名譽法學博士的身份，向畢業班致辭。現在我衣櫃中也有一式一樣的方巾，是我憑一己之力在同樣場合獲得的。詹森總統戴著方巾離開密大，搭乘直升機離去後，我也收好自己的方巾，不久後就收到一通來自伊利諾州艾德華維爾（Edwardsville）的電話。我成為南伊利諾大學助理教授，並在此遇到我未來的妻子格爾。

　　不久前席得尼·胡克（Sydney Hook）發表一篇文章，名為《天空中的賭場》（Casino in the Sky），強調機遇和事件可以改變人的命運。我完全信服這種說法。在我一生中，我常必須在特定時點做出關鍵決定。回顧過去，我不確定當時是否由自己來下決定，似乎是決定等著我。

　　我到安亞堡前的經歷如下：

　　我在東北的任務之旅沒有太久。1946年6月初，我從長春回到瀋陽，參加到美國留學的檢定考。接著全國大考在南京舉行，從一千多名考生選出約兩百名軍官。整整考了一星期，內容包括中英文作文、數學、科學和兵法。口試是由一組美國軍官主考，我們進場前要先取下勳章。結果公佈時，我又驚又喜，因為我和另外十五人被送到雷溫烏茲要塞，但他們軍階都比我高。我們從上海啟航，搭乘運輸艦「尚克號」（David C. Shank），是由運輸軍團來負責。在船上我們就開始過美國式的生活。不過戰後不久的運兵船並沒有太多舒適的設備。我要睡覺時，發現上鋪離鼻尖不過幾英寸遠而已。我們要洗澡時，美國人警告：「小心一點，雖然標明是冷水，其實是熱的，標明熱水其實是燙的！小心不要被燙傷。」雖然如此，但船上的可口可樂只要五美分，一條煙只要五十美分。

　　到加州的奧克蘭以後，我們改搭火車往東行。軍方和鐵路局居然安排得當，讓我們搭臥車順利抵達目的地，毫不出錯，令人嘖嘖稱奇。有一天晚上，有一群女孩來拜訪我們。她們是海軍雇員，預定前往巴爾的摩，車廂就在我們隔壁。有一個女孩先打開話匣子，最後和她的同伴一起被邀請與我們為伍，她還說：「我不是早告訴過你，這節車廂一定有趣！」我們彼此問了一大堆問題，一直問到午夜。第二天早上，我們打算去回禮一番，卻發現隔壁車廂只是一般乘客。

　　在雷溫烏茲要塞，我們的校長是哲樂（Leonard T. Gerow）中將。第二次大戰期間，他曾在歐洲帶兵。在戰前，他是五角大廈的重要人物。我們對他的印象是他很喜歡誇大炫耀，有一次，我們要照團體照時，他居然太過高興，還拍著太太的臀部。哲樂太太也同樣熱情活潑。在一次聚會中，高級軍官的太太問哲樂太太哪裡去了，一位女士回答：「她在外頭吃雪花。」原來那天是下雪的第一天。

　　哲樂並不被視為中國的盟友，因為根據已出版的資料，在珍珠港事變前，他建議美國政府就法屬中南半島和日本妥協，以犧牲中國為前提。但在雷溫烏茲要塞，他拜訪我們這群人。當時中國的內戰讓我們又沮喪又不好意思，將軍說，這沒什麼好擔心的。他認為，內戰之所以開打，是因為大家都太愛國了，看他祖父的兄弟和堂兄弟就知道了。他們全都參與美國內戰，而且有的屬南軍，有的屬北軍。

　　我們的課程持續了九個月，行事曆和一般文理大學差不多，學期從9月開始，6月結束，聖誕節放假兩星期。約三百名美國軍官就學，大多數是中校，很少有上校或少校。盟軍的軍官約六十名，官階就很雜亂，從英國的旅長到海地的中尉都有，後者還是全班唯一的黑人。一名蘇格蘭軍官穿著蘇格蘭裙來上課。大多數拉丁美洲軍官都不說英文，有專門的西班牙傳譯人員為他們翻譯。

　　課程的大部分內容為地圖演練，問題是從陸軍的檔案夾抽出，但經過修正，以利課堂上使用。我們逐漸熟悉的地理區域是巴黎西南部。假設我們在聖羅（St. Lo）突破後，分兩路進攻，一是從呂曼（Le Mans）到沙特（Chartres），一是從托敖（Tours）到奧良（Orleans）。另外一個經常用到的設想情況是九州的鹿兒島一帶。我們假想進攻，修補港口設備，建立進攻部隊，對島民實施軍事管制等。後勤和人事管理是美軍擅長的兩點，前提是紙上作業可以實際運作。在雷溫烏茲，我們首度得知歐戰可能提前半年結束，正如一位五角大廈來的客座講師所說的，如果「我們再聰明一點就好了」。在雷溫烏茲，他們常常提起原子戰爭，但實際上沒有人知道，核子武器未來將如何影響傳統戰略。我們仍活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時代。

　　在雷溫烏茲上課非常氣派。在體育館一樣大的古伯廳（Gruber Hall），近四百名軍官學生坐在其中，每個人的桌子都十足大氣，堪稱「總裁級」。麥克風有數十個，設置在走道兩旁和座位兩邊。一名上校擔任課堂監督，辦公室就設在大廳後方的小房間內。他指揮十數名男女士兵，調派他們分發教材，開啟和關閉麥克風。教師在講臺上授課，麥克風別在領帶上。每個人都帶著至少三十英尺的延長線，方便在講臺上踱步。他們名牌上的字高達一英尺。各教官就一般主題下的專長發揮，即使授課時間只有十五分鐘，也會有一名軍士將他的名牌掛在牆上，名牌不短於三英尺。作為視覺輔助工具的地圖和圖表則貼在木板上，從講臺後方推出來，清晰易見，可以和足球場上的記分板相媲美。

　　我利用聖誕假期到紐約和華府去玩。一路上總會遇到好奇的民眾，他們看到中國的軍官不免驚訝。有些人甚至譏諷地說：「看，中國軍隊來了！」我常被問到關於內戰和毛澤東的問題。有些人還問，白修德（Theodore White）的《雷霆後之中國》（Thunder out of China）有幾分真實性。有些人還問我屬國民黨軍隊還是共產黨軍隊，我幾乎要認定這些人簡直是大白癡時，卻又發現他們真的是搞不清楚。有一名婦女說：「如果你們有兩種軍隊，我們就應該兩種都一起邀請來，這樣才公平。」

　　1947年夏天我們回到南京時，馬歇爾將軍早已停止調停國共間的紛爭。不過，美國政府仍然繼續協助國民黨軍隊的訓練和組織。我們這些從美國回來的軍官，都被分發到軍校或是和訓練課程相關的部門。我還獲得一個僭越的頭銜，成為參謀本部的資淺軍官，隸屬國防部。事實上，我還是個上尉，月薪約十八美元。在一年多的日子中，我將美軍提供的文獻譯成中文，但美軍的流程絕對無法適用於中國。對美軍來說，軍務、補給和人力的流動是採取「油管制」，裝備和軍庫都十分齊全。

　　在前線和各駐紮地區設有中間聯絡站，補充兵源源不絕。人事和設備的流動經常而自動化。如果國民黨有能力做到，內戰絕不會產生，絕對可以預先防止共產黨的行動。日本是否敢侵略中國，恐怕還是疑問。我們聽說，在軍閥時代，軍需官必須從團長太太手中拿錢，才能喂飽士兵。1947年時的國民黨軍隊已經脫離這樣的階段，但其實沒有進步太多，不時要找人、找食物。在這種情況下，所謂的油管制，其實不過是空想一場。

　　不過，我們的將軍對油管制仍存有幻想，因為這是外國來的現代東西。我很快就發現，這個現象不只軍中獨有，留學國外的中國學生通常給人先進的感覺，他們的學識即使理論上很先進，大多數情況下卻不符合中國的實際情況。不過他們的長官仍然很看重他們，原因是可以替部門帶來裝飾的效果。三十五年前我就有這番個人的體驗，因此最近聽說同樣的事又發生在中國派遣的留學生身上，不禁覺得沮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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