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河青山普林斯頓，新澤西(8)

普林斯頓，新澤西(8)

　　我很清楚，採取這樣的立場讓我孤立無援。多數歷史學家不在乎重新評估遠古的事件，甚至以誇張的角度來看古代的偉人。但我認為，即使是蔣介石和毛澤東的作為，也應該被放在三四百年的歷史架構內來審視，他們的意見並非對歷史問題的肯定解答，他們終究必須吸納入歷史學家的視野。我的這番見解很可能讓自己顯得傲慢荒謬，甚至有挑釁和引發分裂之嫌。數年前，已故教授亞瑟·萊特看完我的立論後，對我說：「如果你想確定你的九十五點主張，就要讓別人知道這些是你的九十五點主張。」我設法找到一位正直又有名的編輯，他對我的史學觀很有興趣。但他試著出版我的作品卻沒有成功，事後寫信給我表示，為了要被接受，「必須很有名氣，才能靠本身的威望壓垮敵人。」

　　在上述的建議中，一是強調權威的存在，一是反抗權威，讓我十分困惑，左思右想，徒勞無功。事實上，在我一生中從來不打算當極端分子，更不用說要像馬丁·路德一樣，開啟另一波宗教改革。我甚至沒有打算宣稱自己的原創地位。對我來說，大歷史的概念是無意間得之，是生活經驗的一部分。在美國當研究生和勞工時，我常被在中國的痛苦回憶所折磨，不時陷入沉思。後來當教師，拿著麥克風站在五百名大學生前，無法立即解釋：為何康有為失敗了，孫中山失敗了，袁世凱失敗了，張作霖失敗了，陳獨秀失敗了，蔣介石失敗了，而毛澤東也失敗了。

　　為使我的講課內容前後一致又有說服力，唯一的方法就是說，中國的問題大於上述人士努力的總和。中國文明將和西方文明融和的說法，是人類歷史上空前的事件。上述不同階段的失敗必須被視為階段的調適，以達成一致的終點。對我們這些有後見之識的人來說，這點很明顯，但舞臺上的演員看不到。上述推論已夠驚人，而前景中現代科技的加速演進，使我們不能將昨日的頭條新聞視為當代事件，必須當成歷史來處理。上述種種因素讓我沒有太多選擇。

　　然而，在1979年，我卻置身於非常狼狽的處境；一方面，隨著中國的開放，有很多機會參與中國人民與美國人民的對話。另一方面，有威望才有資格提貢獻，我卻在這個關鍵時期被一個小學校解聘。我申請參加美籍明清專家訪問中國大陸代表團，該活動是由「對中華人民共和國學術交流委員會」（Committeeon Scholarly Communication with the PRC）所贊助，但我卻被拒絕，這顯然無法建立我的可信度和影響力。我的中英書稿結果如何，仍然讓我焦慮不已。這本書並非宣揚我的史學方法，而是展現帝制中國末期的切片。送到耶魯的英文書名是《1587年，無關緊要的一年》（1587，A Year of No Significance），送到北京中華書局的書名是《萬曆十五年》。

　　這本書有雙重目的：一是將現代中國的底線往後推移，事實上是移到鴉片戰爭前兩百五十三年。歷史顯示，當代中國所面對的問題，早在當時就已存在。另一目的是證明，我的大歷史理論既不是教條，也不粗糙或無聊。作者必須花一段時間獨處，才能發展出電眼般的視野。如果讀者願意，可以和作者一起探討中國歷史上許多有趣的細節，以其他方式就做不到。看來似乎瑣碎，但卻可以拼湊出一個完整的圖形。我會不時在書中發發議論，但整體而言，這本書是敘述性的歷史書籍，大學生和一般讀者應該可以接受。

　　問題是，雖然我不免自戀，但決定出版的人可能會說，在處理學術內容時，我應該遵照學術的格式，先要有術語和定義，然後再把我的論點定義在歷史的某個分支之內。如果建議是由商業出版社來出書，那麼我就應該讓主題更為輕鬆有趣。注釋必須剔除，內容要重新編排，讓住在郊區的讀者能放鬆自己，這才是將產品推到市場上的唯一方法。

　　我聽得太多了。

　　8月初，《劍橋中國史》在普林斯頓的工作坊有個長長的週末假期。那個星期五和下個星期一都不開會，也沒有特別活動，讓我們可以偷溜出去幾天。格爾已經來電多次，要我去曼菲斯住幾天，但我出發前，在傑斯特圖書館被幾件事耽擱了。

　　我被解聘對內人的影響更大。整個春天，我們都在討論是否該採取法律行動，去上訴是否可以挽回尊嚴，或反而更糟。這樣的困境只會讓神經更緊張。在曼菲斯，她的處境也很艱難，必須將我們的情況對南部內陸的親戚解釋。他們都知道，她嫁了一位華裔教授，但他們一輩子從未聽說教授也會被「遣散」。她最擔憂的，還是傑夫和我的心情，有一次她吩咐我：「你一定要照顧自己的健康。」又有一次，她說：「我希望可以早點遇到你，我們就會有更多時間在一起。」許多晚上，我獨自輾轉反側時，這些話常在耳邊迴響。

　　就財務上來說，這趟行程似乎一點也不實際。再有三星期，工作坊就要結束，在此之前搭飛機住個兩晚，似乎很奢侈，而且這時我們更應該開始盤算皮包裡的每一分錢。

　　然而，這五天來事情有了重大發展。我接到耶魯大學出版社的來信，愛德華·崔普再度抱歉《萬曆十五年》的決定延遲了這麼久。但他告訴我，審稿人的報告來了，非常有好感。除了部分語句的改進以外，他覺得沒有地方要重寫，章節就依原稿排列方式。事實上，崔普還附上審稿人的報告，他的結論如下：「你現在只需等到9月中旬，我們的出版委員會將開會做最後決定。不過，有這樣的報告，我想你無需擔心。」說也奇怪，信是在十天前寫的。但瓊斯廳的分信人把這麼重要的信放錯信箱，讓我心又多懸了一星期。碰巧哈維也從普吉西來信。信的開頭就很樂觀：「從中國來的好消息！」

　　他的妹夫黃苗子已拜訪我的朋友廖沫沙，他在北京的朝陽醫院養病。黃苗子請廖沫沙寫中文版的序，他認為希望很大。沫沙是我四十一年前的好友兼室友，那時我們都在為《抗戰日報》工作，我已有三十七年沒有看到他了。他當然是三大異議分子之一，諷刺文章引來極左分子的批評，批評聲浪愈來愈大，最後形成文化大革命。他曾遭下獄、拷打、被送到森林中的農場作苦工，長達十年以上。最後他終於回來，隨時可能正式獲得平反，如果可以借重他的名字，這本書要在中國出版應該不會太難。到目前為止，我已經毫無王牌，但也沒有理由繼續灰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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