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河青山普林斯頓，新澤西(7)

普林斯頓，新澤西(7)

　　十年前，我從副校長薩繆爾·古德（Samuel B. Gould）手中獲得「繼續聘任」的終身教職時，文件上的確還有另一行文字：「你的受聘條件是基於董事會的政策，書面資料見於本校圖書館。」其中提到的文件的確指出，在大學出現財務問題時，可以取消我的持續聘用。十年後，在我被解聘後不久，美國大學教授協會（American Association of University Professors, AAUP）寄出一封傳閱信，其中寫著：「許多紐約州立大學的教授，原先具備其他大學的終身教職身份，因此並不知道，紐約州大體系並沒有終身教職的有效保證。」但是我不能說自己不知情，就好像在簽商業契約時不去看契約上的小字。

　　我有注意到裁員的條款，只是在1967、1968或1969年時，我根本無法想像，理論上可以撤銷的終身教職實際上居然會發生。當時我們對未來充滿美好的憧憬，期待從未實現的擴張。至於我個人，紐普茲是個理想地方，可以讓我將自己獨到研究的濃縮成果，直接展現在學生面前。在被裁員後，只要一想到在當年的芝加哥機場，余英時和彼得·萊特扣好安全帶準備起飛的那一刹那，我就更加相信命運的力量。兩個相鄰而坐的陌生人，在其後數分鐘開始閒聊，就此決定我和家人未來十年的命運。不過，真有這麼悲劇和命定嗎？我不能說一切已脫離我的掌握，至少我還不打算這麼承認。

　　在1979年夏天，我最擔心的是，工作喪失可能連帶摧毀我身為作家的身份。我還是歷史學教授時，將《萬曆十五年》的書稿交給愛德華·崔普。如果他得知我被解聘，不知做何感想。還有耶魯大學出版委員會，既然我被解聘的消息已經傳遍四方，如果他們拒絕書稿，出書的希望會更渺茫。

　　我和北京方面的接觸更是不穩定。他們說原則上可以接受中文版時，表達的只是意願，而非承諾。種種跡象顯示，部分編輯喜歡，但還必須通過我們無法得知的步驟，才能達到出版之路。無論如何，這本書都可能在中國引發很大的爭議。支持出書的人會說：「這是一本美籍華裔教授寫的書。」而反對的人會說：「有什麼了不起，他被紐約一個窮鄉僻壤的小學校所解聘！」中華人民共和國雖然是共產主義國家，但沒有理由以為他們就會沒有學術上的勢利。在這個國家，所有作家和學者至少和外界隔離了十二年，一旦驟然面對刺眼的陽光，而且也不確定極左派人士是否重新掌權，絕大多數的官吏自然不願接觸風險太高的事。對膽子比較大的人來說，他們總要取得權威地位，來支撐他們的做法。在中國，教授備受尊敬，可以忍受政治迫害，但絕不可以像領日薪的工人一樣被開除，這是尊嚴掃地的事。總之，我被遣散的消息一旦傳開，支持我出書的人一定會收手。

　　1979年，中國仍受到美國大眾媒體的關愛和青睞。鄧小平成為《時代》雜誌的年度風雲人物，他訪問美國，足足成為一周的電視要聞。中國反擊越南時，驚訝的成分多，譴責的成分少。美國各式各樣的代表團接受北京當局款待茅臺和烤鴨，回國後都有一堆愉悅的故事可以說。中美貿易點燃很大的希望，但對我們來說，過去已看過太多同樣的事，不需要是智者也可以預測，這種幸福的感覺註定會消失，不可能持續太久。

　　我已對自己的研究所學生解釋，美國大眾有時把中國當成白雪公主，有時當成是老巫婆。中國這個大國和美國的結構完全不同，又經過一段漫長的革命期和調適期，未來發展絕不可能太簡單。有時我們這些「圈內人」也會覺得困惑。錯誤的訊息和過度的期許太多，媒體必須選擇高度相關的新聞來報道，如果沒有深入的闡釋，報道可能要不就強調中國的純真與魅力，要不然就揭發種種令人作嘔的故事和不堪回首的過去。無論有意或無意，觀點的轉換都是為了迎合美國人的心情，而且通常走極端，而不是在捕捉中國當時的變化。這些變化鮮少報道，即使有，也不是為了頭條新聞中提到的原因。

　　事實上，在1979年，雖然從中國傳來令人鼓舞的消息，加強了在美國的「賣點」，但從各種渠道和全球各地的中文報道，就可以搜集到足夠的資料，好在下一波詆毀中國風潮時出書，大大賺一筆。對我來說，最駭人聽聞的是「文革」時安徽發生的饑荒，詳情慘不忍睹，此處不宜刊出。很少西方人會聽過以下的事：根據在香港出版的兩大冊資料詳實的「文革」文集，總參謀長之一的黃永勝將軍，連續兩年都定期派三名屬下，觀察毛澤東和周恩來接受外國媒體訪問。西方人也不太可能知道，兩個人在石家莊被處決，因為他們從四川帶走一百多名婦女，到河北省販賣。

　　在1979年，若干西方遊客抱怨，去中國旅行時，無法接觸到當地居民。但一名美籍華裔婦女在紐約為文揭露，她到中國內陸旅行時，即使買的是三等艙車票，也一定會被帶到頭等艙。她提出抗議時，管理員告訴她，一般艙等的情況不適合她，對習於西方生活標準的人來說，食物是不能吃的。之後，她發現這一切都沒說錯。更令人不安的是，管理員對三等艙的農民態度粗魯，毫無同情心，完全不同于許多作家和製片家形容的真誠友善。搭渡輪過長江的人指出，在只容站位的那一區，有些遊客根本看不到河景，因為有好幾層的人堵住了視野。中國物資欠缺，海外妯娌回國探親時，自動提出在離開時會留下內衣，好讓窮苦的親戚穿。

　　在中國的部分地區，木材及竹子受到管制，市場上因此看不到筷子。中國人到美國時，會清洗野餐用的免洗塑料刀叉，拿回去給小孩當玩具。北京能用的木材已製成苦力的挑竿，這些挑竿又堅固又容易彎曲，非常適合丹麥設計的現代家具。一些聰明人想出如何用來製作沙發和座椅，自行動手的過程形成風潮，無數的辦公室員工因為無事可做，開始傳授技巧，將普羅階級的用具，改造成中產階級的擺設。

　　上述種種沮喪甚至氣餒的消息，都必須和其他振奮鼓舞的情況並列才行，共同顯示出大規模的轉變正在進行。我可以毫不臉紅地說，大歷史的概念不失為產生深度詮釋的工具。1979年，中國尚未完成長期的奮鬥，尚未將國家從農業官僚體系轉化成現代國家，為達成現代國家的境界，全國必須可以進行貨幣上的管理，而不只是意識形態一致而已。我們從中國接受到的訊息乍看之下雖然紊亂而自相矛盾，但其真正本質指出，奮鬥的終極實現已經不遠。這個國家的眼光不再只看到自己，就已經是很有希望的跡象。也就是說，中國將採取競爭的態勢，和全球其他國家面對面，為達此目的，內部組織必須合理化。

　　我的立論很簡單：為理解今日的中國，我們必須回溯和西方國家對峙時期，因此必須將基線往後延伸，到鴉片戰爭前兩百多年。在過去，美國觀察家對中國的立場從偏愛擺蕩到不友善，因為他們對兩國之間結構上的差異深感不耐，常常低估問題所在，不論就本質或就面向而言。因此，他們可能輕易被虛假的希望點燃，希望破滅時，也很容易產生情緒上的反應。但事實上，傳統中國有非常長的莖梗，無法以五十年甚至一百年來隱藏。其次，歷史學家不能以經濟學家、社會學家或法律專家自居，這些標簽和分工手法必須置於歷史真相之後，歷史本身才是最重要的。

　　我們必須記住，在我們現行的學院派分工模式中，將人類努力成果分為法律、政府、經濟、社會學等等，反映出現代西方固定的狀況，卻無法有效用以測量中國的深度。在中國，哲學理念可能轉成法理學，政府運作總是和家族扯上關係，國家的儀式化過程含有宗教力量。也就是說，雙方的結構不一致，不能做水平的延伸。這樣的差別一開始就將中國和現代西方世界分開，如果忽略此種根本上的差異，卻問中國為何不符合西方的期許，是很笨拙的。

　　擴大參考架構的優勢在於，一旦界線清楚，才更容易看到長期的發展。在國共內戰後三分之一世紀的今天（譯按：作者撰作本書時），就歷史觀點來看，甚至國民黨和共產黨都可以視為不只是對手，而且還在一個巨大的運動中互補，只是彼此偶有重疊。以此觀點視之，我們閱讀中國現代歷史時，就不會連連沮喪，反而會看到全本的戲劇在眼前開展，朝向可以描述的結局，不再缺乏希望與期許，縱使還會有挫敗及暫時的逆轉。中國歷史很可能即將融入世界歷史，不但是空前的進展，而且是實質上的融和，許多事實和事件都可以支持這個樂觀論調。歷史學家只要定出時期的前端及後端，其間的里程碑會展現出一致的直線進展。沒有一件事會被隱藏或消除，沒有一件事會無法詮釋，也不會只重複過去的錯誤。西方的歷史經驗也可以證實這段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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