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河青山普林斯頓，新澤西(6)

普林斯頓，新澤西(6)

　　另一個影響校園的因素是全國經濟。早期對無限制擴張的樂觀，後來證明並不切實際。1968年事實上是紐普茲的第一次預算刪減。更嚴重的問題是，在那段輕率的成長期間，並沒有加強與中間階層的聯繫。新宿舍啟用時發現的缺失更和全國趨勢同步。宿舍開始建造時，一般預期人口持續成長，自然資源無窮無盡，明天的錢會比較充裕。宿舍完工後，外表看來似乎符合建築師的特殊設計，整個區域都經過綠化，種了新樹苗，挖了人工池塘，但一旦搬進去住後，機械問題層出不窮。門常常卡住，警報器沒接上，許多房間內找不到桌子。

　　沒有人清楚訪客的規矩何在，女學生理應有「個人宵禁」，但年輕女孩抱怨室友的男性訪客日夜耗在那裡，害她們無法過正常生活。在此同時，州立大學宣佈，一學年的住宿費用從三百八十美元調高到五百五十美元，調幅高達百分之四十五，而原先的費用就已經高過其他州立大學的平均住宿費了。無獨有偶，紐普茲教職員間欠缺內在凝聚力，擴張終於停頓時，更突顯這個問題。哈格提時期壓下來的許多爭議，在此時全部浮現。

　　諾麥耶出生于德國，英文不免有口音。不過，他的遣辭相當有詩意，因此聽來頗為悅耳。他先前擔任明尼蘇達木海德學院（Moorhead College）的校長，成效斐然。他介入地方政治，被認為是反戰人士，常形容敵人是「法西斯主義者」，朱璐·帕森（Drew Pearson）還為此寫過專欄。有些不滿的教員批評他：「看看諾麥耶，他說起話來像是普羅分子，但從頭到腳穿得像布爾喬亞，穿著昂貴的成套西裝，打上領帶，別著金袖扣！」事實上，諾麥耶不是革命分子，也不曾宣稱自己是。我和他會面數次，知道他是那種學院派的進步分子，飽讀詩書，用意良善，但不清楚自己的立場。

　　1970年，俄亥俄州國民兵槍殺四名肯特州立大學的學生。第二天，紐普茲的學生和教職員在舊行政大樓前舉行示威。諾麥耶抓起麥克風，表達他對他們的同情立場：「我的母親死在毒氣室裡，唯一犯的罪就是從文化上來說，我們是猶太人！」當時在校園內的一項調查顯示，約三分之一的學生認同猶太教。

　　諾麥耶引以為傲的是，在全國動盪時，紐普茲安然度過，毫髮無傷。如果妥善評估當時局勢後，必須承認他並非沒有功勞。SDS當時的策略是引發對立，一旦在某處點燃火花，勢必能火上加油。紐普茲可以說是發動致命一擊的適合舞臺，一名認同SDS的學生已在校刊上發難：「諾麥耶博士到底以為他在騙誰？」校長吞下這個侮辱，更進一步認同極端主義的主張，這的確避免了校園在艱難時刻落入外來煽動者的陷阱。多年後，諾麥耶被指控在混亂時期採取放任政策，一夜間越共的旗子升上了紐普茲的教職員大樓。事實上，這種野蠻行為和行政單位的縱容沒有關係，實際上也沒有造成任何傷害。

　　但諾麥耶誤解了自己文理大學校長的角色。當時紐普茲還沒有找到順利運作的模式，諾麥耶的崇高情操完全起不了作用。即使他致力安撫弱勢團體，卻不曾觸及紐普茲的特殊組織問題。他見過我幾次面，因此會和我握手，和藹微笑，卻順口稱我為林博士或楊教授。且不要說會讓我不高興，這樣的無心疏失顯現諾麥耶雖然有心領導，卻忽視細節。他的校長任期持續到1972年，校刊暗示他是被迫辭職。

　　史丹利·考夫曼接任校長時，我正好留職停薪，人在英國。他曾擔任保齡球場（Bowling Green）大學的學術副校長。1952年，他出書討論現代詩中的意象主義，二十年後，紐約以翻印聞名的八角形出版社（Octagon Press）認為，這本舊作值得重印限量發行。考夫曼做了一件讓我印象深刻的事，1973年，我人在劍橋，卻收到尚未謀面的校長的一封信。原來倫敦《觀察家》（Observer）特別報道李約瑟（Joseph Needham）博士，在周日出刊的當期雜誌上，封面照片為李約瑟、他的合作者魯桂珍博士和我正在討論學問。我寄了一本雜誌給我在紐普茲的資深同仁，而他再轉給考夫曼看。考夫曼校長居然不怕麻煩，親筆寫封橫渡大西洋的短函，說教職員中有人能在海外參與如此重大的研究計劃，實在令他與有榮焉。

　　直到今日，我還無法確定，考夫曼該為紐普茲的情況負多少責任。毫無疑問，許多傷害都是他接任的前四五年造成的。哥倫比亞和柏克萊等大學有穩定的基本結構，因此可以承受學生的騷動，不會喪失平衡，一旦不安的狂潮平息，秩序會再回來。但在哈格提的牢牢掌控及諾麥耶的容忍放任之後，很難收拾校園的殘局。

　　1973年勞動節前的一星期，我重回紐普茲，必須翻閱學校的刊物，以便調適自己。教員的代表權，是後哈格提時代的重要議題，卻不曾有任何確定的形式。過渡的安排方式是創造出一個「組織委員會」，由三十二個系各派一個代表參加，會議總是演變成開放的討論會，很少有任何正面貢獻。更驚人的是大學課程，哈格提時代結構嚴謹的通識課程早已消失。現在除了英文和體育課以外，學生只要修主修科系的課程即可。教職員創造出各式各樣的新課程，從「女性意象」到「美國社會中的死亡」不等。還有一些「迷你課程」和「特殊主題課程」，課程設計急就章，內容含糊不清。我提議開亞洲文明導讀，看看選讀人數有多大的變化。這個一度是所有新生必修的課，最後只有七人選修。以前即使在我的一些選修課中，至少也有三十到四十名學生。

　　我看校刊時發現，在我回來前一星期，詹姆斯·麥考德（James McCord），也就是已定罪的「水門案七人小組」之一，獲邀在校園演講，這是「新生訓練課程系列」的一部分。學校的健康中心現在經營「避孕診所」，據說「診所的想法是，女性應該可以明智決定避孕的方法」，沒有人提到使用避孕藥可能引發的情緒問題。同一校刊中又說，宿舍內已設置「強暴防治中心」。勞動節前一周，熱浪侵襲赫遜中部地帶。在高溫惱人的氣候中，所見所聞都讓人極度沮喪憂鬱：新的水泥地面已經乾裂。野生蒲公英叢生。新建築物內沒有一個電子鐘準時，有的鐘已經搬走，只留鐵絲在空空的框架裡搖搖晃晃，隨地都是煙蒂和糖果紙。

　　在這種情況下，沒有人懷疑史丹利·考夫曼碰到了問題，但他面對問題的方式是既突兀又偷偷摸摸。在學期開始時，他會找一群學生、少數教職員、部分行政人員等，舉辦非正式的集會，但地點不在校園內，也不在他家，而是在附近的山間小屋裡。我親自看到校長本人時，是在組織委員會中。這個鬆散的團體約有二三十人，欠缺方向，也沒有向心力，常常以下列開場白來通過決議：「鑒於……校長將會……」輪到考夫曼說話時，他會採取直率而對立的立場：「如果你們說我將會如何如何，我就不會如何如何！」不過，即使如此頑固，他還是得屈服於大家的意見。數星期後，他指定某教員擔任學術副校長，文書主任被他任命為助理副校長。組織委員會遞交給他一封信，問他有何權威創造出這些職務及頭銜，為何沒有請教教員就加以任命。考夫曼解釋，這些人的任命是基於「代理」性質，之後會送交組織委員會徵求同意。最後他大叫：「我不是壞人！」但組織委員會仍否定他的任命案。

　　考夫曼在公開場合得不到大多數的支持，因此聽任自己受制于少數有力人士的操縱。早在哈格提時代，他們就結黨，其中有些人反對這位前任校長的國際化課程。在諾麥耶的放任時代，也產生新的派系。更複雜的是，新法規定，紐普茲包括校長在內的行政人員，都必須由整體教員以不記名方式評鑒，如果沒有通過票數的肯定，就無法繼續生存。

　　考夫曼承認，有時他會被特定教員所刁難。有一次，我們在名叫「籬笆」（Hedges）的鄉間旅館舉辦歡送會，這位同事擔任系主任及院長多年，即將退休。也許是為了強調過去的事已成過去，考夫曼在舉杯祝賀時，以調侃和幽默的方式形容，這位老同事去校長辦公室有所要求時，態度是如何的專橫跋扈。我們一邊笑著，一邊不禁被背後的真相所嚇倒：校務原來是這樣處理的，也許連財務及人事管理也是。

　　批評人士說，考夫曼將許多校務授權給屬下負責，已出版的回憶錄也證實這一點。我個人深感不解，尤其想到幾位高階行政人員對我總是很友善，很講情理，只是在我被裁員後態度大變。是由誰做出的決策呢？即使在1978年的聖誕節假期，亞洲研究召集人還派人傳話給我：「叫雷不用擔心。告訴他，他沒什麼好擔心的。目前的確有行政的困難，但一定會解決。他只要專心於他的專業就行了。」但就在三個月以後，我被請去見校長談預算刪減的影響，意思就是要解聘了。我寫信給副校長華頓，請他調查整件事的始末，卻從未收到正面的回應。一周後，考夫曼辭職。在此同時，一份地方報紙《京斯頓自由人報》（The Kingston Freeman）登出一篇社論，說紐普茲是「管理不良的學校，學生無心向學，常常脫序」。

　　為什麼我不早一點走？我試過，但不成功。轉折點早就發生在1967年，也就是我抵達紐普茲的那一年。當時我太滿意周遭的環境，忽略其他機會。十年後，工作機會大大減少，我的資深年資形成非常嚴重的障礙，更不用說我的年齡。我全心專注於學問，常常留職停薪，沒有待在校園內，讓我更難去注意各種可能的後續發展。在這樣的情況下，只能儘量往好處想：大學的整體註冊率可能會提高；令人擔心的裁員可能不會發生；萬一發生，行政當局可能會堅守政策，讓裁員不致波及有終身教職地位的教師。他們會依已公佈的指導方針行事，考慮到每位教員的優點。畢竟，紐普茲基本上不是太差的學府，有一段尚稱輝煌的過去，具備種種正面發展的因素，還有許多有才華的教師。校園坐落在如此優美的景致中，也有許多便利的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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