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河青山普林斯頓，新澤西(5)

普林斯頓，新澤西(5)

　　我就坐在那裡，成為他的問題。為了正式遞出抱怨，你還必須經過工會。根據泰勒法案（Taylor Law），任何州立大學體系的員工，都必須接受UUP（United University Professionals，大學專業人士聯合工會）的管轄，不管是否為工會會員。「我不知道。」工會代表說：「如果你想遞出抱怨函，我們會幫你忙。但我不知道成不成功，這張合約定得不好，上面的確寫著他們有權終止教學計劃。」我也可以上法院去告特定的行政人員。他知道非西方研究的危機處境，要我們保持耐心，他會去處理。多年來，他一直給我許多保證和解釋，有些書面的承諾自相矛盾，站不住腳。格爾還陪我去見律師，上了一堂陰謀、詐欺和欺騙的課。

　　重點是紐約有部公務人員法。如果一個紐約州的公務人員被捲入民事訴訟，事涉「責任範圍和在職期間」，如果獲判賠償金，是由州政府來負擔，就像保險金一樣。附帶條件是，被告在被傳喚或接獲申訴時，應由首席檢察官來負責辯護。我真的希望和紐約州的法律人員牽扯不清嗎？而且由納稅人來負擔賠償金嗎？我甚至不想要回我的工作。我只希望能揭穿我被解聘背後的政治陰謀，以洗刷我的名譽。我必須找到同事當證人，三名同事願意替我作證，其中兩位更是十分熱心，但第四位就猶豫不決了。考慮所有相關因素後，我不得不放棄。但是，如果沒有採取任何行動，我一定會被視為懦夫。我將符合一般人對中國佬的刻板印象：四處含糊其辭地抱怨，但必要時卻儘量避免正面迎戰。

　　在普林斯頓無眠的夜裡，我感覺血管中的憤怒逐漸擴大流竄。這時我開始體會到，有些人在正義不得伸張時，為何會喪失理性，變得很粗暴。我甚至做不到這一點，因為我的工作雖然不是很有創造力，但也隱含相當有趣的內涵，可以幫忙填補中國人民和美國人民間的差異，以學術研究的形式呈現，並出之以一個普通人的閒聊。上述論點正接近被接納的關鍵點，如果我再待久一些，也許會成功。

　　身為歷史學家，我有許多人沒有的優勢：我可以意識到命運的干涉。生命中許多事件的真實意義，由於我們涉入太深，因此無法自行評估，更不用說事發當時。一想到我到紐普茲是純粹意外造成的，我就覺得寬慰不少。如果航空公司職員沒有讓特定的兩位人士在特定的班機上緊鄰而坐，我很可能避免被解聘的命運。

　　1967年，格爾懷著傑夫時，我正在找工作。伊利諾有個工作等著我，但我們都不想回去。我正要飛到印地安那去面試，但那也不是我們的第一選擇。電話適時響起。紐普茲區域研究系的系主任彼得·萊特（Peter Wright）問我，是否願意去教中國歷史。他才去過芝加哥，參加亞洲研究協會的年度大會，希望找到教師，但沒有收穫。在回程的飛機上，他的鄰座坐著我的朋友余英時。他們彼此介紹自己，當成開場白。為了讓故事更曲折有趣，其實余英時之所以和我在人生的旅途相遇，也算是一段奇遇。

　　十六年前，也就是1946年時，我在中國東北遇到一位余協中先生，他是哈佛的歷史學碩士，是國民黨東北保安長官司令部參謀長。由於我是代理司令官的副官，因而有幸在總部的晚宴時坐在他旁邊。十六年後的1962年，我在安亞堡修歷史學的博士學位，剛從哈佛畢業的一位余教授，就成了我的指導老師。這位余教授，就是那位參謀長的兒子，後來也成了我的好朋友。余英時這回去參加大會，也想替我在東岸謀職，不過也沒有成功。在下飛機前，他把我的姓名和住址給了萊特。

　　我去紐普茲面試，一切進行順利。除了大學的行政人員和區域研究系裡的教職員以外，我還接受歷史暨政治經濟系系主任的面試。一周後，我受雇為副教授，年薪一萬一千五百美元，足以符合我當時所需。

　　紐普茲離紐約市七十五英里遠，約當到奧本尼高速公路的中間點。它位於開茲奇爾（Catskills）山腳，山景秀麗，尤其是秋天來臨時，整個鄉間盡是一片紅、棕、橘、黃及紫色，間接點綴著殘綠。我於1967年開始在此地任教時，學校的特色之一就是注重對外國的研究。我們「賴以維生的課程」是「亞洲文明導讀」，是大學生的必修課，每學期通常有三到五百名學生註冊。每週在大禮堂授課一次，之後全班再分成二十組，接受十來位指導老師不同時段的教導。現在回想，這樣的安排對學生及教師而言，都是相當有益的訓練。在一般授課時段，中國歷史共有四堂課，也就是說，在四個五十分鐘內，必須講完中國文明，包括從天上到人間，從孔子到毛澤東。在不同的學期內，這四個主題我全都輪過。通常我說英文時不無瑕疵，有時省個元音，有時略過子音，有時多出個音節。

　　講到激動時，我的前一個句子往往沒說完，在新主意的驅使下說出第二個句子時，不會向聽眾預告。但在一般授課時段，可不能容許這樣的缺點。授課內容必須經由麥克風傳送，面前是擠得滿滿的學生，座椅都沒劃位。講者不知所云，或無法吸引他們的注意力時，學生就可能開始出走，首先是從後排的零落座位，然後是大廳，最後甚至當著講課者的面直接走出去。如果講得好，學生會以掌聲鼓勵，講不好課堂會陷入一片死寂。在學期中，授課者會被學生以不具名投票的方式評估。我必須不斷練習我的講課內容，通常借錄音機之助。幸好我一學期只要在大禮堂授課一次，有很多的時間準備。

　　不過，準備時最辛苦的部分是授課內容。乍看之下，似乎不可能在五十分鐘內涵蓋兩百多年的中國歷史（每分鐘四年），或是在不到一小時內講述中國哲學，但又不能遺漏重點，否則同事在分組討論時便會無以為繼。只會丟出一長串歷史事件名單是不行的，散亂的事件必須彼此相連，整體組織成一個個分別獨立的故事，描述又必須詳實生動，抓住初學者的注意力。我的方法是先寫下所有初步的念頭，而後再慢慢充實內容。就這樣在不知不覺之間，我被訓練成以大歷史的方式來思考。隨著授課過程的重複，多年下來我不斷尋找以最少的字來傳達中國文化與歷史的要義，並加強對事實的注重，以面對人數不少的聽眾。這番新經驗，加上我在中國的親身經歷，終於讓我產生熱情與使命感。

　　在紐普茲，我帶領的研究生並不多。大多數研究生是以教育學碩士為目標，因為這是想在紐約州教書的必備條件。關於他們的作業，我常常要與教育系系主任協調，他則讓我全權做主。這也是在小學校教書的好處。在名校中，教授很少不傷痕累累的，因為必須和同校的人類學家、經濟學家和政治科學學者辯論不休。紐普茲還常准我留職停薪，我因此可以獲得其他機構的研究獎金，但是，種種福利最終都要付出代價。

　　多年後，我看到一篇文章時才發現，在1960年到1970年這十年間，紐約州立大學的註冊人數增加四點四倍，教職員增加四點七倍，而同期間的預算則增加近八倍。事實上，我是在豐收期間被雇用的。而且，當時預期這種擴張現象還會持續，1980年的註冊人數預估是1970年時的兩倍。我們于1967年抵達校園時，到處都在進行工程，未來似乎是一片美景：老舊的校舍勢微，更流線形的新建築稱霸，以前的蘋果園紛紛鏟平，由這些玻璃水泥的新建築取而代之。

　　大學前後三任校長影響我的任教。我從沒見過哈格提博士，他在我到任前不久就退休了。但我聽說，威廉·哈格提（William J. Haggerty）是個獨裁者，也是有魄力的人。當應徵者來接受教職員職務的面試時，據說哈格提會開車到車站去接，並搶著拿應徵者的公文包。冬天時，沒有人可以自行在校園內結冰的池塘裡溜冰，必須等哈格提校長開著掃雪車上池塘，確定安全無虞才可以。由於他一直把紐普茲視為私人財產，許多教職員因而與他對立，但他有技巧也有能力去對付異議分子。他要他們離開，而有些人也真的走了。有一件事是哈格提絕不妥協的：所有的學生都必須接觸非西方文化。紐普茲的課程十分嚴格。最重要的，每名學生不論主修的是物理或音樂，都必須修過亞洲及非洲研究才能畢業。因此，此地的教職員很有國際色彩，在鄉間校園是相當罕見的景象。

　　代理校長呆了一年後，約翰·諾麥耶（John J. Neumaier）於1968年秋季就任新校長。在這段過渡期間，發生了兩件事，影響全美國的高等教育，尤其是紐約。一件發生在春季，一名年方二十、名叫馬克·洛德（Mark Rudd）的哥倫比亞大學大三學生，反對在晨邊公園（Morningside Park）興建體育館，因為這個建館行動充滿種族主義色彩，會侵害鄰近社區黑人的休閒娛樂區。抗議四起，校舍被霸佔，哥大在五月封閉。其後校園的騷動不安橫掃全美。在SDS（Studentsfora Democratic Society，民主社會學生聯盟）的帶領下，這運動的方式是借由騷動，達到修正美國內政外交政策的目的，並要美軍自越南撤軍。紐普茲最初並沒有捲入，但隨著運動的日益擴大，終於在諾麥耶任內時插上一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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