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河青山普林斯頓，新澤西(4)

普林斯頓，新澤西(4)

　　在另一個例子中，大軍的指揮官居然棄守職務，向後逃跑，指揮作戰部隊的文官單打獨鬥，以致戰死。戰地部隊的行動從頭到尾都沒有好好協調過，滿洲兵因而可以集中火力，從容消滅一列又一列的人馬。幾乎在所有戰役中，明軍根本無法抵擋第一波攻勢。他們的指揮管道很容易破裂，整列整排的兵士就開始驚慌潰散。火炮對戰爭起不了決定性的作用，有些不曾部署，有些雖然部署，但裝火藥及發射的時間太過漫長，根本不是以速度和決心見長的騎兵的對手。總而言之，在這種情況下，軍事史家只能同情名譽掃地的一方，但同時卻不可能說他們好話。

　　但是，身為歷史學家，不能太仁慈、和善或具有同情心。史家的主要任務，在於將他對歷史的見解和現代的讀者分享。以我的情況來說，我研究遼東之役的重點是指出，明軍的錯誤從頭到尾一致，不斷重複，已經形成固定模式，這其實根源於中國歷史的組織架構。在官僚管理下的龐大農業社會中，軍隊的人力、稅賦、軍務和補給都來自集結的村落，無從測試組織中無數的漏洞和欠缺的關聯性。軍隊既已處於沒有競爭能力之下，更不曾進行軍事操練或演習，藉以熟悉戰爭的技藝，因為高高在上的文官認為，實際的作戰並不會發生。明代的軍隊本質上是支龐大的警力，由文官來率領。

　　到當時為止，是靠兩大基本方法來贏得戰爭：一是聚集龐大的軍力，以人數眾多來威嚇敵軍，如此不必努力作戰就可贏得勝利；二是躲在城池裡採取守勢，希望借此儘快消耗敵軍的戰力。就運用這兩項技巧而言，遼東之役的策士和戰地指揮官並不算怠忽職守。但他們其後所遭遇的局勢，卻完全在意料之外。努爾哈赤是個軍事奇才，早就洞悉對手的能力與極限，他為這次和明朝的大攤牌，已經認真準備了三十五年。他集結部隊，編排成各「旗」，都是為戰爭而做準備。對英國陸軍官校和美國西點軍校的教師而言，努爾哈赤的策略簡單易懂，但他的敵手卻看不出來。

　　不過，身為《劍橋中國史》的作者，我卻碰到技術上的問題。呈現這段史實卻不補充背景資料，就像故事只講了一半。讀者可能因此相信，一小群主將的無能，最後竟然讓中國被異族統治近三百年。然而，在確定失敗該由誰負責時，我卻不知如何劃清界線。就像拔野漆樹一樣，三尺高的樹可能有長達二十五尺的根，而且還沒完沒了。如果我對章節中的每一歷史事件都補充背景資料，三萬字勢必不夠用。

　　此外，如果把我想講的話全說完，可能會招來批評：侵犯了共同計劃其他作者的指定領域，把個案變成綜合性的討論，甚至超過我們自訂的期限。如果中國的農業帝國官僚是軍事失利的原因，我的發現沒有理由只限定在1619年。亞瑟·韋利（Arthur Waley）曾翻譯1840年到1842年鴉片戰爭期間的中國文獻，在大後方所發生的問題和我的描述差不多，當時的管理者還是努爾哈赤的後代子孫。這番對農業官僚的批判，只要稍微修正，也可以用來形容中國海軍於1894年在黃海敗給日本。結論可以繼續延伸，解釋國民黨的蔣介石為何挫敗。基本上來說，直到20世紀，中國一直近似只有農業的社會，大體上是由官僚來管理。國民黨在政府組織上層創造出現代的外觀，但底子裡全國仍是村落的結合體，管理方式不可能比明朝或清朝更企業化。

　　這樣的困擾並非我們學者製造出來的，而是中國歷史的特色之一，而且特色一脈相連。事實上，組織的因果關係可以穿越時間，滲透進每個歷史事件的表裡和各個層面。在處理《劍橋中國史》時，我們的問題終於靠折衷之道而獲得解決。德國杜賓根（Tübingen）大學的提勒曼·格林（Tilemann Grimm）教授夏天時來參與我們作者的研討會。他是《遠東雜誌》（Oriens Extremus）的編輯之一，這本漢堡的漢學期刊曾在1970年刊登我的文章。這時我已寫好一萬字的遼東之役草稿，背景因素一應俱全。提勒曼同意帶回德國，和另外兩位編輯商量發表，我知道自己已盡了對一般讀者的責任，未來我只要從中摘取兩千五百字及兩張地圖，併入《劍橋中國史》即可。摘要只需有基本事實，再加一則注釋，讓讀者知道去哪裡進一步看到全貌。

　　但是，我個人對中國歷史的興趣偏重垂直面，而不是水平面的特定議題，早已帶給我不少麻煩，未來還會引起更多問題。這很難加以解釋，尤其是在我個人陷入沮喪及焦慮時。我似乎已有夠多的麻煩，沒有心力再去注意技術上的細節，這些微細的差別充其量也是抽象而遙遠。

　　我被解聘了。這是侮辱，也是羞恥。這個事實會永遠削弱我的尊嚴，有人主張我應該忘掉這整件事，全心投入創作。說這話的人不曾站在我的立場，我無法忘記這件事，因為別人也不可能忘記。無論我到哪裡，似乎都貼著不名譽的標簽，我被迫採取守勢，但又沒有反駁的機會。有能力的專業人士永遠不可能被解聘，這是大家的預期。失敗就是不名譽，沒有人會替你找藉口。在大眾面前，我沒有能力去保護內人和小孩。

　　要我投入創作也是不切實際的說法。我沒有辦法再找到另一個職位。即使牟複禮和崔瑞德試著幫我忙，其他人也是，但沒有人會雇用一個剛被解聘的六十多歲的人。

　　格爾和我到京斯頓（Kingston）的社會福利局去。數周後我們收到通知，概略算計出，如果我在六十二歲時退休，每月可能收到四百美元的社會福利金。我的TIAA和CREF年金計劃可讓我每個月多添兩百美元。這些還不到我們每個月最低生活費的一半，更不要說房屋稅和其他雜項支出。我們也去研究失業津貼的可能性，京斯頓的失業處坐落在松叢路（Pine Grove Avenue），前身是鐵路車站，事實上，鐵路局的標誌還掛在牆上，一旁貼著新告示：「紐約州勞工局」。

　　內部陳設和幾條街外的社會福利局差不多，一進門是接待處、鋼制的拱形椅、塞滿手冊的架子、依個案而散置不同地點的桌子。但是，只要匆匆一瞥，你就會發現氣氛毫不相同。在這裡等候的男人臉也不刮，襯衫起皺，他們的精神已枯萎了六、八或十二個星期。一名身穿黑衣的壯碩女子獨自坐著，看來心煩意亂。辦公室的佈置比社會福利局還破爛不堪，這裡根本欠缺那裡的安適與輕鬆。

　　我們被帶到一個地方，天花板垂下一個標誌：「初次申訴」。沒有椅子可坐，我必須抬起下巴和負責的女士對話。她坐在桌子後方，但位置比我們高了一臺階，桌子則和我的視線同高。就像在法庭一樣，辯護律師必須抬頭向法官求情。她後方有一台正在轉動的電扇，讓她的聲音更容易傳達給我，而不是將我的聲音傳給她。

　　不過，這位女士倒是很願意幫忙。她清楚回答我的問題：是的，在某些情況下，可以同時領取社會福利金及失業津貼。她身子往前傾，給我看一份申請書，上面有兩欄，詢問申請人是否領取社會福利金和退休金。不過，她把表格只給我看一眼就收回去了。我必須等到真正失業時，這個案子才能受理。在此同時，她給我一本手冊。手冊說，申請人必須定期證明他沒有辦法找到工作，而遣散他的雇主可以質疑他的申請。我把手冊一丟。我已經受夠我的雇主了。

　　我的雇主是克裡夫頓·小華頓（Clifton R. Wharton, Jr. ）博士，紐約州立大學校長，一年控制的預算接近十億美元，辦公室在奧本尼（Albany）。他寫信給崔瑞德：「在經費縮減計劃中，黃博士的表現或成就從不曾獲得負面評論。」但是，在紐普茲，為了要撇清批評，不願被人說他們受制於系及學校裡的一小撮人，他們公開及私下都說自己做對了。如此一來，他們簡直在暗示，被解聘的人活該。你要求他們解釋時，他們會說，到奧本尼去訴苦吧。你到奧本尼去抗議時，只會見到代理副校長。他會說，都是各校自行決定。他會盡可能諂媚及同情你，同時抱怨自己的權限有多小。你當下便知，這個年薪四萬美元的官吏只會解決行政問題，不打算維持正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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