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河青山普林斯頓，新澤西(3)

普林斯頓，新澤西(3)

　　另一段是結論。我如實引述：

　　但是，李贄生命中的這十五年絕非白白浪費。他提供我們一份無比珍貴的記錄，否則我們可能無從得知，這個時代特徵之一的思想界的苦悶到底有多深。在一個高度儀式化的社會，個人的角色完全受限於一套簡單卻定義模糊的道德信念，帝國的發展因此受到嚴重的阻礙，不論其背後的信念有多崇高《萬曆十五年》的中英版本文字不盡相同，到目前為止的引文直接譯自英文版，下文則錄自現在通行的中文版。——譯者注。1587年，是為萬曆十五年，歲次丁亥，表面上似乎是四海升平，無事可記，實際上我們的大明帝國卻已經走到了它發展的盡頭。在這個時候，皇帝的勵精圖治或者晏安耽樂，首輔的獨裁或者調和，高級將領的富於創造或者習于苟安，文官的廉潔奉公或者貪污舞弊，思想家的極端進步或者絕對保守，最後的結果，都是無分善惡，統統不能在事實上取得有意義的發展。因此我們的故事只好在這裡作悲劇性的結束。萬曆丁亥年的年鑒，是為歷史上一部失敗的總記錄。

　　1978年10月，在哈維的催促下，我用空運寄給黃一份書稿的影印本。但是，信雖然到了，這本超過五磅重的書稿，卻不曾抵達終點。1月初，黃寫信給我，建議我再給他一份，但這回由哈維的女婿親自攜帶進大陸。這個年輕人卡爾·華特（Carl Walter）剛獲得簽證，可以到北京研究中國銀行，這是他在斯丹福的博士論文題目。我們還沒見過對方，但在岳父母的要求下，卡爾慷慨承擔起信差的角色，並沒有仔細檢查放在他行李中這一疊厚厚書稿的內容，是否被當時的北京視為反動材料都還不可知。在北京，第二次的書稿親自交給黃本人。

　　兩個月後，哈維來電告知，北京出版歷史書籍的最大出版社中華書局，原則上同意出這本書。他無法理解，為何我接電話時一點也不熱衷。原來他打電話這一天，就是1979年3月27日，也就是考夫曼博士辦公室來電的當天，邀請我次日和校長談「大學最近刪減預算對教職員的影響」。由傳話的遣辭和秘書的口氣，再加上當時紛紛謠傳紐普茲將裁掉十五到二十位教師，我毫無疑問將被解聘。那時任何消息都不可能使我高興。那天傍晚格爾躺在床上，不發一語。我想躺在她旁邊，但她動也不動，沒有挪出空間，我只好躺在床邊，同樣不發一語。我們同樣的姿勢一定維持了很久。天暗下來時，我聽到傑夫在客廳走動的聲音。雖然他沒有晚餐吃，但也沒來吵我們。這時電話鈴響，就是哈維帶來的好消息。

　　《劍橋中國史》的明史分為兩大部分。第一部分的文章討論特定的主題，例如軍備、法律、教育及經濟發展。我已經寫了一篇明代政府財政的章節，納入該部分的組織架構中。第二部分將明代兩百七十六年的歷史分成許多小段落，每一段落約當於一個或多個皇帝的統治時期。我連續兩年夏天在普林斯頓的工作，就是準備撰寫約三萬字的草稿，涵蓋隆慶（穆宗）及萬曆（神宗）期間，起於1567年，止於1620年。穆宗在位不過五年半，但他的兒子在位卻長達四十八年。在橫跨十個主要朝代、十多個次要朝代的中國歷史中，截至當時為止，神宗是在位次久的皇帝。

　　兩人合計統治五十三年。有時一思及此，令我感到不安。我已出版過一本16世紀中國的書，寫完另一本探討特定年份的書，照理這個任務對我不致太過困難。參考書目既豐富又還算熟悉，我應該不必連續兩年夏天住在普林斯頓，寫出畢竟只有中等長度的論文。不過，詳情遠比上述分析複雜。五十三年，相當於美國第二十五任總統麥金利（WilliamMcKinley）遇刺到「板門店協定」的簽訂。如果要撰寫期間相同的美國歷史，就要處理兩次世界大戰及九位總統任期，其間包括美元外交、「回歸正常」、信用破產、大蕭條、禁酒令、新政、廣島、馬歇爾計劃、冷戰及氫彈。

　　為了讓歷史更深刻更有情趣，作者還可能必須增添趣聞軼事及名人掌故，例如像孟肯（H. L. Mencken）、亨利·福特、查爾斯·休斯（Charles Evans Hughes）、威廉·布萊恩（William Jennings Bryan）、薩可（Sacco）、範采提（Vanzetti）、艾爾·卡波尼（Al Capone）、幸運的魯西安諾（Lucky Luciano）、華特·洛依澤（WalterReuther）和約翰·路易斯（John Lewis），甚至還有葛麗泰·嘉寶（Greta Garbo）、路易斯·阿姆斯壯（Louis Armstrong）和貝比·魯斯（Babe Ruth）。「為何你要比較16、17世紀的中國和20世紀初的美國呢？」我的同事可能如此質疑：「你知道的，當時中國的多元及複雜程度，甚至不及現在的十分之一！」

　　說的對。但是我想提醒我的友人，就地理來說，兩國有類似的面積。就人口來說，兩國更為相似，都約有一億五千萬人。因此，當時的中國和今日的美國可以說是具有「規模相同」的問題。只不過，一個依靠儀式和一套道德準則來維持不變的狀態；另一個靠貨幣管理的機動性，由後果來引導下一次行動，這些都是長期發展的結果。除了行為模式的差異外，雙方的不同還在於結構根源。一旦認定17世紀的中國和20世紀的美國相似程度就像魚和鳥，我們就不能用一方的標準去評估另一方。相反地，如果呈現魚或鳥的情況時，必須給予完整的解釋，追蹤歷史文化特殊問題的根源。我寫其中一方的情況，準備給另一方的讀者閱讀，如果沒有充足的背景資料，只是丟出一堆毫不相關的事實，這樣就非常失職。

　　我對中國向來站在批判的角度，無論是對中國政府或中國文化。我的理由很充分。就一本書的篇幅而言，《萬曆十五年》可能是對官僚管理制度最無情的批評。在普林斯頓，我找到更多批評的機會，這和我負責《劍橋中國史》部分的一次歷史重大事件有關。1619年，清朝開國始祖努爾哈赤在今日東北的關鍵之戰中大敗明軍。「遼東之役」被認定是兩國命運的轉折點，但到目前為止，歷史學家並沒有充分加以探討。除了所有參考文獻都會出現的一小段文字之外，不論是在中國或其他地方的現代讀者，都無法評估事件始末，只能自己再回去找原始資料來研究。到普林斯頓後，我向牟複禮和崔瑞德建議，我們應該給這次事件應有的篇幅，而他們也同意了。

　　接下來數星期，我全心研讀這段歷史。努爾哈赤的年表是以口耳相傳的形式流傳下來，再被譯成中文及日文。這兩種版本，都收藏在普林斯頓的傑斯特圖書館（Gest Library）。當時及現在的地圖雖然不夠完備，但還足以顯示戰場的位置和地形。幸運的是，我研究了一段時間以後，哥倫比亞大學的雷德雅（Gari Ledyard）教授告知，關於這次戰役有相當多的韓國素材，是以流利的中國古文寫成的。拿這些材料和中國的記載一併閱讀時，可以讓我們重建相當完整的戰爭場景。

　　就許多方面而言，這段戰役令人吃驚。明朝以數個月的時間準備這次戰爭，幾乎動員到每一省。在戰場上，他們的數目遠遠超過滿洲人，比例幾乎達二比一。他們以火槍和用馬車拖運的火炮，強化步兵的實力。但滿洲兵除了騎兵外一無所有。明軍挖設壕溝，還構築障礙，但滿洲兵仍然橫衝直撞，衝破明軍的隊形，甚至還多次從山腳仰攻，突襲明軍。從四月十四日到四月二十日短短一周，他們消滅了三路明軍的人馬，第四路不戰而逃。這四路軍的人馬總計近十萬人。

　　更不可思議的，是明軍對於戰爭的管理細節。戰役的統帥在指定前進路線後，卻呆在離戰場七十裡之外。他在前線沒有代理人，前線沒有指揮中心，和部下間也沒有聯絡官。明軍潰逃時，大敗的消息是從敗陣的士卒和傳令兵口中得知，這些字眼最後還寫進送交皇帝的奏摺中，顯然沒有更有力的資料來源。戰地的軍隊並沒部署成該有的攻擊陣式，在其中一個極端的例子中，主將還走在部隊的最前線，仿佛他們是負責帶領成排隊伍的士官。又有一次，多達兩萬的士兵居然把隊形縮成正方形，似乎是在捍衛某個城池，努爾哈赤得以選擇進攻方向，讓風向不利明軍，火藥毫無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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