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河青山普林斯頓，新澤西(2)

普林斯頓，新澤西(2)

　　我工作中最迷人之處，在於找出這個獨特的西方文明如何打破另外一個不遑多讓的獨特文明——也就是中國文明——的抵抗力，讓中國分崩離析，而在中國重新恢復平靜時，如何轉而影響西方世界，讓後者進行調適。也就是說，我的主要任務在於以一己之力密切觀察，西方如何和東方交會，東方如何和西方融合，直到兩者融而為一個完整的世界史。我向來認為，任何在大學教歷史的人，都無法自絕於這個概念。

　　在紐普茲，我一直試著尋找志同道合的同事，但是，如果他們認為「我們獨特的西方文明」是專屬的特權，是保障工作的便利手段，可以借此保存西方世界的純粹度，那他們就大錯特錯了，對學生也是一大悲哀。在今日的世界，為求生存，必須盡可能適應時代。過去美國人曾誤以為，只要其他國家接受美國生活方式，就可以證明美國的優越，因此美國不需進行任何調適。因為有這樣錯誤的觀念，美國已付出高昂的代價。如果我們繼續以冥頑不靈的態度來教歷史，學生只會為過去而學歷史，不但沒有為第三個千禧年做準備，反而倒退回19世紀。

　　普林斯頓對我一直很好。在這裡我結交到牟複禮（FritzMote）這個朋友。我們初次認識是在十三年前的伊利諾大學香檳校區，從此就常向他請教文稿的問題。崔瑞德（DenisTwitchett）向劍橋請假，住到普林斯頓，專心於《劍橋中國史》中的明史部分。他是我十四年的朋友。劍橋大學出版我的明代賦稅著作，就是透過他的鼎力協助。雖然他們享有國內外的聲名，卻不曾把我當成資淺的合作者。長久以來，我們已經不再互稱「教授」。此時此刻最令我感動的，就是他們對一本我尚未出版的書所顯示的興趣與熱衷。

　　在普林斯頓，《萬曆十五年》影印了五六本，發給《劍橋中國史》的作者群。8月9日當天還安排了一個特別會議，討論其形式及內容。牟複禮已經逐字看過兩次原稿，甚至還替我改正附注的錯。他曾經寫信給我：「這本書愈早出版愈好。」又說：「我非常遺憾學生在今年秋季看不到這本書。」崔瑞德努力替我在英國找出版社。不幸的是，對方要求美國書商共同出版，不願獨自先出書。由於在美國找不到共同的出版商，英國的書商就不願遽下承諾。我自己試過三個出版商，但每次原稿都被退回。商業性的書商認為這本書應交由大學出版社，而大學出版社認為我應該去找商業性的書商。有一次，一個出版商還將原稿留了五個月，才聲稱遺憾地退回來。

　　1978年12月，格爾和我到新港，紀念亞瑟·萊特（ArthurWright）教授的遺著《隋朝》（The Sui Dynasty），由諾普夫出版社（Alfred A. Knopf）出版。在發表會之前，我們安排約見耶魯大學出版社總編輯愛德華·崔普（Edward Tripp），送原稿的影印本給他。我以前曾幫他審過作品，通了數次電話。但現在看來，耶魯的決定也太久了。4月，在我接獲紐普茲的遣散通知後，我打電話給崔普，問他：「你們毫無興趣嗎？」崔普的話並不多。但這回令我吃驚的是，他肯定地回答：「我們非常有興趣。」問題在於他的審稿人還沒有響應。6月，原稿已經送去半年，我已準備要啟程前往普林斯頓。他寄來一封短短的信：「我很抱歉審稿人拖了這麼久。我已經用電話對他本人親自催促過，希望不久的將來能有響應。」因此，我到普林斯頓時，仍然還沒有得到出版社的任何承諾。

　　一份書稿既然能獲得該領域最稱職學者的強力推薦，為何會找不到願意出版的書商呢？原來依美國出版界的慣例，有學術內容的著作，必須經由不具名的審稿人進行公正的評價。審稿人不只是建議該不該出版，而且一旦決定出版時，必須提出改進的建議。在許多大學中，大學出版社編輯部附上審稿人意見的推薦後，教職員出版委員會有最終的裁量權。有時還需要兩位審稿人，一是大學本身的教職員，一是外人。這樣的機制當然有許多缺點。審稿人常常忘記自己只要討論書稿的技術層面即可，反而將不具名的權威延伸到批評他不喜歡的意見或方法。具有能力和毅力的編輯，當然可以看出誤用權威的情況，將審稿人的意見擱在一旁，另找審稿人。至於我，牟複禮和崔瑞德對我的稿子讚譽有加，無意間排除自己成為公正審稿人的資格。他們不再是不具名人士。

　　《萬曆十五年》還有其他問題。稿子不是以學術論文的傳統形式寫成的。這本書始于謠傳皇帝要舉行午朝大典最後卻查無此事，而以一位不隨流俗的文人在獄中自殺做結。在兩件事中間，有時依需要而補充資料，有時則在讀者感到好奇時才釋出相關信息。在中國歷史的領域，只有史景遷（Jonathan Spence）曾以這種風格寫過。傳統的手法是要求作者一開頭就要列出帝系表、京城的地理位置、政府的組織架構或其職稱的術語等，也就是說，形式比內容更重要。由於過去經驗使然，我擔心學術界的審稿人無法從論文的書寫模式解脫，可能因此反對我的呈現手法。此外，《萬曆十五年》還融入許多現代審稿人前所未見的資料。對這些素材的不熟悉，也可能讓審稿人投下反對票。因此，我前往普林斯頓瓊斯廳（Jones Hall）的當天，內心五味雜陳。一方面必須向年輕的學者解釋，我為何被紐約的一所小學校開除，另一方面也無法解釋，他們早已看過的影印書稿，為何迄今仍未出版。

　　這時我還有一項消息可以公佈，之前只有少數同事知道。尋找英文版《萬曆十五年》出版商時備受挫折，我於是將全書譯成中文，只有書目和注解尚未完成。1978年夏，在鄧小平訪問美國前幾個月，我的朋友郁哈維（鬱興民）前往中國。我們之所以認識，有一段淵源。四十年前的1937年，我們同在長沙臨大，事實上還住在同一棟宿舍，只是彼此並不相識。之後他就到美國，在第二次大戰期間，他加入美國海軍，後來娶了美國人。

　　1946年，我們都在瀋陽的國民黨東北總部，彼此還是不認識。我們搬到紐普茲後，才在朋友家相識，從此兩家時相往來。哈維現於國際商業機器公司（IBM）任職，看過《萬曆十五年》的中文版，在他擔任會長的華人赫遜河中部聯誼會（Mid Hudson Association of Chinese Community）中，舉辦一場歷史研討會，討論這本書。他於1978年前往中國，我則到英國，臨行前我請他設法幫我在中國找出版商。

　　他秋天回到普吉西（Poughkeepsie），我也回到紐普茲後，他來電熱心告訴我前景「看好」。他的姐夫黃苗子是作家及藝術家，願意將書稿引介給北京的出版社，這則消息在當時會比五年後更令人興奮。1978年，中國尚未完全從「文化大革命」中複元。黃被拘禁多年之後，才剛從政治犯的勞改營中釋放出來。雖然很高興「二度解放」（第一次是從國民黨手中），但還不知道政治風向會如何吹。而且，當時的中國和現在一樣，並沒有民間的出版商。每一個書商都可以算是公務員，每個印刷廠的學徒吃的都是公家飯。以下兩段摘自《萬曆十五年》的英文版，可以解釋上述現象的含意：

　　這個模式太過熟悉，無法不去注意。首輔的敵人「去皮見骨」，透過聯想和暗示來進行指控。技術錯誤被渲染成道德議題，獨立事件被解釋成貫徹一致的努力。一如慣例，官吏的參奏活動可以始於一句口號、一組對句或雙關語、匿名的傳單、考試的試題、疑竇叢生的謀殺、對小人物的彈劾、提到供水的便箋或關於馬尾的報告。目的在於引起注意，吸引擁護者。無論是透過直接的辯論或委婉的暗示，只要能達成目的，手段並不重要。一旦啟動初期的動作，其他就會接踵而至，具有整體的累積效果。最早的攻擊通常是由低階官吏發動，而在這些言辭激烈、血氣方剛的年輕官吏背後，則是接力演出的資深官吏。等到時機成熟，才會進行最後的攤牌。「陰」的隱藏動機必須調和較為合法合理的「陽」，因此即使不符合任何特別的法律細節，但整個行動仍然能在輿情支持下繼續推展。這些策略都需要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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