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河青山普林斯頓，新澤西

普林斯頓，新澤西(1)

　　第二部我所付出的代價

　　普林斯頓，新澤西

　　1979年夏天，我待在普林斯頓，參加《劍橋中國史》（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a）的撰寫計劃，負責明朝部分。所有作者分別撰寫自己的章節，不過會共進午餐，並舉辦定期的討論會。所有事宜都在數個月前就安排好，經費來源是全國人文基金會（National Endowment for the Humanities）。十多位領取美隆（Mellon）獎學金的年輕學者則負責整理與編輯。

　　但有一件事令人尷尬：我被解聘了。我們的成員來自長春藤名校、劍橋、倫敦、加州、華盛頓、芝加哥、印第安那和密西根大學。人人都受聘於某研究單位，只有我例外。我不是屆齡退休，也不是提前領到養老金而退休，而是被紐約州紐普茲州立大學（StateUniversityCollegeofNewPaltz，NewYork）所解聘。一封1979年4月10日由校長考夫曼博士（Stanley Coffman）署名給我的信如下：「你的教職將於1980年8月31日終止。你的教職之所以終止，是由於人事縮編所致。」

　　普林斯頓大學是個避暑的好地方。樹木高大茂盛，綠草如茵，讓你一開始就覺得清爽。磚牆和高聳的屋頂隔絕熱氣的入侵，每個方位都有窗戶，非常通風。不過，到晚上就完全不一樣了。我被分配住在普林斯頓客房（Princeton Inn），是棟現代化的宿舍，室內設計就像一艘船，溫度及通風都由人為控制。由於實施節約能源計劃，聯邦政府規定，氣溫沒有達到華氏八十度時，公共建築內不能開冷氣。規定看來很合理，不過，如果等到大會廳氣溫達到華氏八十度時，我在隔壁的房間溫度就會超過華氏九十度。在無數的夜晚，我常在床上翻來覆去，腳在床邊晃來晃去，怎麼樣都睡不著。

　　格爾（Gayle）常常從曼菲斯打長途電話給我。一年前，我的岳父病逝于曼菲斯的衛理公會醫院，內人在曼菲斯城還有間公寓。我被解聘後，她就很沮喪，持續了整個春天和夏天。我房間內的電話沒有接好，因此櫃檯的職員敲門通知我有電話時，我必須跑下階梯，穿過走道，一路沖到大廳去接她的電話。我知道她公寓內並沒有裝電話，在南方的盛暑下，她必須獨自去公共電話亭，單獨面對絕望的感覺。有時我跑得太快，甚至趕過了傳話的職員。

　　我們的對話通常沒有結論，我心情不好，一天工作下來，也十分疲累，無法鼓舞她。她總會說：「不公平！」

　　解聘是三月間的事。1979年3月27日，我待在家裡時，校長室來了一通電話。秘書說，考夫曼博士希望第二天十點半在辦公室見我，討論「大學最近刪減預算對教職員的影響」。第二天，坐在桌子對面的除了史坦利·考夫曼以外，還有教務副校長彼得·伏卡辛（PeterVukasin）及文理學院院長艾德蒙·康威（Edmond Conway）。他們跟我打招呼，開場白如下：「雷（Ray），我們有不好的消息……」

　　長話短說吧，我說。如果我被解聘，讓我知道何時生效。9月就開始嗎？考夫曼說，不是。「我們可以給你一年的時間。」再一年，也就是1980年8月31日，就在我六十二歲生日前沒幾天。當天晚上格爾將消息告知我們的兒子傑夫。當時他只有十一歲，念紐普茲中學。在這個很小的大學城，人人都知道別人的舉動及遭遇。直到今天，只要想到1979年3月27日那一天，我的兒子如何接受這個令人不快的消息，我就覺得很難過。

　　兒子知道他的父親已被解聘，而許多同學的父母卻在大學裡有傑出表現。有人的媽媽最近被選為系主任，有人的父親籌組野外探險隊，帶學生去特殊景點，但黃傑夫的父親卻被解聘了。他仍然堅持要我去參觀他的賽跑大會和學校音樂會，但在心裡一定也和父母一樣難過。有些同學好奇地問他，你爸爸下一步要怎麼辦？我接到通知的數天后，鄰家十歲男童丹尼走近在後院的我：「你要賣房子嗎？」

　　格爾受的苦更多。她說她在購物時不期分別遇到吉妮·翠普斯（Ginny Tripps）、耐普夫婦（RonandMaeKnapp）和哈爾·羅森嘉頓（Hal Rosengarten）。她覺得他們都怪怪的，看到她很不安。有一次她碰到喬治·施耐爾（George Schnell），喬治人很好，言語總是很溫和，舉止又體貼。他甚至覺得傑夫半年來怎麼長得這麼高。「但他一個字都沒提到你。」她說。夏天到了，我必須到普林斯頓去，傑夫放暑假，我同意他應該和格爾一起去曼菲斯度假一陣子，也許一直待到秋天。到了秋天，我們會面臨又一年的羞辱，我的所有學生到時都會知道，他們的老師被解聘，被掃地出門。

　　「多麼不公平！」我的妻子從千里之外向我抱怨。

　　是不公平。我是正教授，到1979年春季為止，已在紐約州立大學連續任教十年，一般稱為「終身」教職。我的著作曾在中國大陸、美國、英國、香港、意大利和西德發表。我曾受邀至哥倫比亞、普林斯頓、瓦薩學院（Vassar College）及麻省理工學院演講。在我獲得終身教職前，曾經由同事及學生評鑒認可。在紐普茲的終生教職期間，我曾獲得密西根大學、哈佛大學、全美學術團體聯誼會（American Council of Learned Societies）、古根漢基金會（Guggenheim Foundation）、國家科學基金（National Science Foundation）等單位的研究經費。我榮獲古根漢基金會特別研究員身份的那一年，校長考夫曼博士還在同仁會議中特別強調這個「好消息」。在我被解聘前幾個月，伏卡辛博士的辦公室還請我寫一段文章介紹自己，和其他類似的簡介並列，好放進宣傳手冊，招睞新生。康威博士還兩度推薦我應該「論功」加薪。

　　我被解聘時，學校裡還有許多沒有獲得終身教職的教職員，他們都沒有拿到博士學位。在有博士文憑的教師中，有些人多年來連一個字也未曾出版。學期結束時，他們總是留下來教暑修班，以多賺額外的錢。他們會說：「我們是師範學院，主要工作是教書，出版並不太重要。」但事實上，紐普茲不是師範學院。這學校以前一度是，但二十多年來已經提升為四年制的文學院。出版是在大學任課的重要工作之一，如果你一星期只要上九小時的課，你就應該獨立思考，進行原創的研究，才能解釋工作負擔為何如此輕，你的努力理當對你這一行有所貢獻。如果做不到，你的授課時數應該增為兩倍，和高中教師一樣多。至於師範學院的教師，也可以在教育刊物上發表獨到見解。

　　我被解聘時，是紐普茲唯一教授中國歷史和日本歷史的老師。和我同期被資遣的還包括教拉丁美洲歷史、俄羅斯歷史、中東歷史的教師。而教非洲歷史、印度歷史，還有一位教日本歷史的資淺教師，則在1976年被解聘。留在紐普茲校園的，是十三位全職的歷史系教師，全都教美國史、加拿大史及西歐歷史。他們之中當然也有值得尊敬的學者，但也有人一直高唱：「我們獨特的西方文明！」西方當然有偉大的文明，這個文明曾誕生荷馬和喬叟，查理曼和拿破崙，阿奎那和馬丁·路德，韓德爾和柴可夫斯基，牛頓、愛因斯坦和愛迪生。我之所以遠渡重洋，到美國定居成為公民，和美國人結婚，生育美國子女，部分原因在於被這個偉大文明所吸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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