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河青山上海(4)

上海(4)

　　在防波堤上方的路段，吉普車行駛速度還算快，但道路延伸到稻田時，村民往往開挖溝渠，用來引水灌溉田地，因而常成為車輛的陷阱。有一天傍晚，我開吉普車通過溝渠密佈的路段，如果我運氣好，大可順利通過，不會出事。但我在最後一刻才看到一條大水溝，緊急踩煞車，前輪因而繃緊，承受所有的壓力。我從猛烈的振動中回神，慶倖只有前輪輪軸壞掉，我的內臟及脊椎安然無恙。我等了三小時，才等到日兵開著軍用卡車來，是在修復隊執勤的六部卡車之一。不論是中國人、日本人、守衛、戰俘或百姓，大家一起同心協力，費了好大的勁，才將壞掉的吉普車墊上臨時做的木板推上卡車。

　　我們進行修復工作時，用的是簡單的工具和簡單的材料，絕對稱不上是工程壯舉。如果沒有後續工作，我也無法保證路面能持續多久。不過，工程給我很大的成就感，因為這是我一生中第一次參與對大眾有利的工作。最不可思議的是，這工程靠的是和日本人合作，而我從小學開始，對日本人雖有種種情緒，卻從來沒有想過合作的可能。

　　從那段時間以後，我持續遠離安。我又結識了一位年輕幾歲的女孩辛妮。她和安一樣，都是上海聖約翰大學的畢業生。辛妮身材嬌小，皮膚光滑白淨。但是，我和她出去時，所引起的注視比不上和安同行時。我去找辛妮時，不必等待。她會儘快從樓上飛奔而下，穿著拖鞋或家居鞋，不管臉上有無化妝。她常問我問題，例如陸軍上尉和海軍上校有何不同，少校和中校哪一個比較大。有一次我對她抱怨部分軍官沒有品位，穿西式軍褲時，卻又穿著有裝飾鞋釘的靴子。她說：「也許他們希望踩在爛泥地上時，不會弄髒了褲管。」

　　辛妮樂於助人。有一天我送她回家時，前方忽然跑出一輛腳踏車。我不太會開車，當然立刻用力煞車，根本不管離合器，引擎因此熄火。令我驚慌的是，車子居然發不動了。引擎蓋下的電瓶發出柔和的低鳴聲，但馬達還是無法激活。我事先已經被警告過，這輛車的馬達可能有問題，因此試了好幾次後，我把車子——辛妮稱之為「吉普車輛」——推到路邊，然後打電話。回到吉普車旁時，我告訴辛妮，我回去見將軍會遲到，必須改搭電車。

　　我問她是否可以行行好，在車旁等待，軍隊裡的技工會在一個小時內出現，帶她回家。她只問我，如何對技工說明車子的情況。依我的理論，是因為電線和磁場不合，但這種說法對她而言稍微複雜了些，我於是用中國駕駛的慣用說法：「馬達的齒輪卡住了。」後來她如實轉達給維修人員，他們就瞭解我的意思。我懷疑安是否會同意幫我忙，事實上，我甚至不知道自己有沒有膽子開口請她幫忙。

　　有一天，我要處理一些文書工作，辛妮答應我的請求，偷溜到我的營房，在我的床上睡了兩個小時，我則在床邊工作。她醒來時，對我微笑，我於是抱抱她。她臉上仍然掛著縱容的微笑，一邊喃喃著說：「如果你想要，可以啊。」

　　那一瞬間，我不能說不動心，但多嘴的我又問：「你確定嗎？」

　　「當然，」她說：「只要你最後會娶我。」

　　婚姻是神奇的字眼，卻也很有威脅性，一定使許多好冒險的年輕人突然變得膽小，立刻停止不成熟的舉動，當時更是如此。我因此就僵在那裡，在一刹那間，所有的狂野期待全都消失。穿過我腦中的，反而是當時面臨的種種問題：中斷的學業、經濟狀況、職業及未來。成都城外的甘藍菜田再度浮現腦海，孟拱河的冷冽也再度貫穿心中。

　　我知道辛妮的念頭。她父親在上海有個穩當的生意，她哥哥取得英國文學的大學學位，拋棄學業在店裡當助理，負責值夜班。他結婚後搬出家裡，但租屋離家只有幾步路，便利和太太回家吃飯。辛妮的姊姊和姊夫最近才從重慶搬回來，帶著兩個兒子一起搬回娘家住。他們需要找一個地方住一陣子，好找工作，但沒有人在意他們會住多久，不管是三個月或三年都沒有差別。我去過辛妮家，擁擠並不成問題。只要和家人達成協議，商量輪流用洗手間就可以了。

　　我受邀進入其中一個臥房。我們在地上鋪張毯子，像野餐一樣，坐著玩牌。我喜歡她的小外甥，讓他騎在我的肩上，背著他上樓，教他唱：「誰要買小孩？我們有小孩要賣！」但有一次我太過興奮，忘記樓梯頂的門楣很低，結果小男孩的頭就撞到了。他放聲大哭，但辛妮的姊姊和藹笑著，把小孩抱走，一邊說：「沒關係，不用擔心。」

　　如果辛妮的姊姊、姊夫、哥哥、嫂嫂都不介意，我們也應該不介意才對。所以人人都應該結婚，生計不成問題，人口過多也不是問題。人愈多愈好，因為大家可以彼此幫忙，這樣的精神持續推動中國，不論是戰爭還是承平時期，不論是貧是富。但我不知在何時就學會反抗文化的強制力，也許正因如此，我才沒有就讀林彪的抗日軍政大學。他們開始對生活的每個層面貼上「主義」的標簽時，這種強制力道更形強勁。也許正因如此，我經歷人生中的種種亂象，有時爆笑，有時哀淒，有時發人深思，可以說這並非意外。我生於1918年。

　　次年，五四運動誕生，領袖人物高喊：「打倒孔家店！」這個口號伴隨著我成長，不斷在耳邊迴響。辛妮可以質疑我：如果我要的無非是自己的浴室和小孩碰不到的高門楣，直說就是了，沒有必要把孔子牽扯進來。她說的可能沒錯。但對我而言，這些東西總是一起出現，如果你屈服于其中一項，你也必須屈服於其他。因此，雖然床上的嬌小女孩仍然保持著淘氣的表情，牙齒輕咬下唇，嘴角盡是笑意，但我的熱情早已冷卻。

　　下一次安來電問我近況如何時，我又和她出去了。這次約會確定了我的疑心，我不知自己愛的是這女孩，還是她代表的文化，也可能兩者是一樣的。安不像白種婦女一樣有外顯而非內縮的下唇，但她的雙眼並不細長，而是又亮又大。她的化妝恰到好處，剛好突顯她細緻的顴骨，在像我這樣受到西方電影和雜誌制約的眼睛中，顯得非常吸引人。我們已習於欣賞雕刻般輪廓分明的線條，反而不太能接受中國式的柔和臉孔。安穿上高跟鞋非常自在，她披上外衣時，衣袖飄飄，轉身時長髮宛如波浪，一切顯得再自然不過了。沒有人會說，這個中國年輕女孩模仿西方的光鮮亮麗女郎。啊，安還很有主見，總是知道自己在做什麼。

　　我的一位朋友王先生，一天多管閒事建議我：「朋友，千萬別想和那女人結婚，否則你會後悔。」

　　「為啥？」他雖然直言無諱，我卻不會太生氣，以為他不過是忌妒我有這麼令人豔羨的對象。

　　他的回答更直截了當：「我告訴你吧，朋友，因為太太比丈夫聰明絕對沒好處！」

　　我吞下怒氣，心裡卻不得不承認：王先生暗示安比我聰明，說的一點都沒錯。她不時展現她的敏銳聰慧。有一次，她帶著意味深長的微笑，說她哥哥不過是花花公子。這種說法立刻激活我的防衛機制，我想不起來她哥哥哪一次不提到環遊世界。我替自己找了一個藉口：「要有錢才能當花花公子。」

　　「不，」安嘲笑我的天真，「花花公子就是花花公子。如果要先有錢再談玩樂，就不是花花公子了。如果花花公子沒有錢，就用別人的錢。」

　　我無法理解，她也從不解釋。我轉而看著她咖啡杯上的口紅印，滿腔疑問，不知從何問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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