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河青山上海(3)

上海(3)

　　為何不放棄大學學位，直接進入報界工作呢？我在共產黨的朋友就是這樣的。上海的兩大商業日報重新出刊，不吝大篇幅刊登股票和債券價格，卻對我的戰爭見聞不感興趣。我唯一想去的報紙就是《大公報》，當時仍是中國教育精英的燈塔，受到我這一輩年輕人的景仰。我還去找一位以前認識的人，他是該報上海辦公室的通訊社編輯。我去找他時，他在辦公室一旁的昏暗小房間內，剛從行軍床上醒過來。談了數分鐘後，我打消問工作的念頭。《大公報》存在了我個人要面對的所有問題：除了抗戰勝利後的財務及重新定位的問題之外，還面臨著即將開打的內戰，到底要支持國民黨還是共產黨，或是保持中立，如果可能的話。

　　到了11月，接管日軍的工作全部完成。第三方面軍的總部完全撤出上海，搬到無錫。副司令長官鄭洞國卻被留下來，監督日軍第六十一師團整修國道滬杭公路。之所以有如此安排，是出於下列的背景因素：

　　戰後不久，我們的想法是解除日軍的武裝，儘快送他們回國去。大上海地區的日軍在繳械後，被送到江灣的戰俘營區。但是，一周又一周，一個月又一個月過去了，找不到交通工具可以遣送他們回國。我們當時擁有的運輸工具絕大部分由美國提供，正忙著將政府人員從重慶送回南京，把軍隊從南方運送到北部及東北。在這樣的情況下，遣送日軍不被視為當務之急。然而，只要我們留他們一天，就要養他們一天。因此為何不叫他們工作呢？很合邏輯的想法，但修復道路的工作並不需要由中將來監督。原因出在湯恩伯將軍既然無法讓他的第二副手在總部有事做，於是很大方地解決這個問題，至少暫時不成問題，讓鄭洞國有藉口待在上海的家，不必毫無意義地待在不方便又不舒服的無錫。

　　這樣的安排對我再滿意不過。工程軍官莫少校和我必須安排前置作業，花很多時間在戶外。這時沒有更稱我心意的事了。打從春天從緬甸回國後，我大半都在遊蕩。抗戰勝利的興奮既然已經結束，這項工程不但讓我有事可做，而且可以讓我分心，不去擔心工作、事業、學業、遙不可及的安等種種無法解決的問題。

　　日軍已繳交挖掘壕溝的工具、手推車及卡車。每當我問起這些工具時，上海後勤司令部的軍官照例道歉連連：他們不知道工具放哪裡。每當我去倉庫和軍械庫時，第二負責人同樣道歉連連：「主管不在，他們不知道是否可以把這些工具交給我們。最好的方法就是麻煩黃參謀再過來看看。明天主管會回來，他正是你要找的人。」等了幾天後，我發現日軍第六十一師團總部有位會講英語的中尉，而且在奉召入伍前還是東京帝國大學的學生。

　　他和其他日軍告訴我這些器具的確定放置地點，不但有工具，還有水泥、木材、繩索、木棒等，是數周前才繳出的。我領著第三方面軍的正式命令，重新回到倉庫和軍械庫。我對他們說，不行，我不方便再去他們的辦公室一趟，如果負責的人不在，不管誰代理，都要給我十字鍬和鏟子。日軍已準備好要上工，共有一萬五千名士兵呢，每天要花一百萬元去養他們。副司令長官會問我工程為何耽擱，如果他們不相信，我可以當場打電話給鄭將軍。如果沒有施加威脅，修復工作不可能順利進展。

　　日本人就很容易相處了。六十一師團的工程軍官繳交一份計劃書，一開始免不了是形式化的內容：工程的目的、應有的規模、大體的方向和重點等等，也就是可以刻在石板上的序言。不過，接下來的內容並非裝點門面而已，計劃書上的每個細節都可以徹底執行。在指定的時間和指定的地點，總看得到準備就緒的士兵。事情從不出錯。在工程期間，他們分配到村裡居住。雖然已經解除武裝，仍然由我們七十四軍的部隊來看守。我們一度擔心戰俘和居民之間會起衝突，因為日軍在戰時的殘暴仍讓人記憶猶新。

　　不過，什麼事都沒發生。只有過一起事故，一些日本兵在戶外生火，結果風勢太強，一戶民宅的茅草屋頂被燒壞了一部分。但在我方得知以前，日軍已經和屋主和解。一整團的人絕食一天，省下伙食費來賠給屋主。鄭將軍得知此事，很可憐他們，因為一整團的人，無論是軍官或士兵，都得挨餓過夜。他盤算再補給他們一天的伙食費，表示他的善意。但我勸他不用這麼做。我說，這些戰俘負起責任賠錢時，善意就已經建立起來了。我們應該讓好事和壞事並存，不必去遮掩。

　　但中國人民實在很寬容慷慨。他們心胸很大方，雖然能給的不多，張上尉就是一例。張上尉負責七十一軍的運輸連，負責看守一營的戰俘。我們稱之為「鐵肩」的運輸部隊，原先出身苦力，只不過後來改披戰袍。他們是軍隊裡任勞任怨的馱獸，而非中國軍隊的驕傲。整連不過擁有二十支步槍，聊以自衛而已。當他們奉命看守日軍時，矛盾的景觀就出現了：日軍穿著的羊毛軍服，即使缺乏清洗熨燙，仍然比這些看守兵更新更像樣。總而言之，這就像是《桂河大橋》中「黑即白，白即黑」的翻版。

　　有一天晚上，我經過張上尉住的村落，順便看看他。嚇我一跳的是，他和三四名日本軍官剛從村中唯一一家餐廳回來，呼吸間仍有酒氣。我有些不安。雖然沒有明令禁止和以前的敵人交好，但我們想不到張上尉會和日本軍官喝酒、享用大餐。這種行為也會引發疑慮，這些日本軍官對他有何用心？或是他對他們有何用心？一頓大餐所費不多，但就我所知，雙方都沒有太多錢。戰俘理論上不可以持有現金。在國民黨軍隊這方面，由每一個指揮官斟酌，連長可以虛報兩名士兵，領取他們的薪資配給，不會有人多問兩句，但超過限度就要受罰了。這個巧計正可以填補組織的漏洞，讓連長有津貼可供應用，或是作為個人的補貼。不過，這筆金額也不大。

　　原來那晚張上尉自掏腰包請客，可能要花費他半個月的薪水。他不覺得奢侈浪費，也不覺得自己過度友善，他只覺得這一切都是理所當然。

　　從他的粗俗言辭中，我猜出他是那種一路從下士、中士而晉升到委任軍官的人。他稱我為「貴參謀」，自稱「小連長」。「高層心腸硬，不能好好對待這些人。」他有些憤憤不平：「沒關係。」事實上，這是控訴政府沒有提供招待費。因此小連長必須改善情況。張上尉可以說是歐洲騎士精神的化身，更重要的是，他認為，我們應該盡可能對以前的敵人親切和善，才能使他們相信自己已經被原諒，而且我們也和他們一樣，對敵意深感抱歉。他有很強烈的同情心，真心替這些日本人難過。他形容日本被轟炸，就像被壓垮的西瓜一樣，淪為盟軍的殖民地，這時即使是我們身旁那位會說中文的日本通譯員，也忍不住笑了出來。我深信這個受過不多教育的上尉心腸太好，我也瞭解到，中國文化傳統中的某些要素具有持久的活力，展現在老百姓的對外關係上。我沒有以高高在上的大參謀身份來教訓這個小連長，反而被他高貴的純樸所折服，我想那些被款待的日本軍官也不可能有其他想法。

　　在野外工作，讓我的心思脫離了安，而且心安理得地以為，軍旅生活和我曾體驗過的愚蠢和虛度生命大不相同。滬杭公路是沿海重要的運輸要道，地理上相當於美國紐約到華府的公路。不過，這條公路從來沒有鋪好過。在日本佔領期間，路面由於濫用而損壞嚴重。日軍完全避而不用，因為沿路容易遭到中國遊擊隊的埋伏狙擊。他們寧可改用鐵路或水道，在溪流及運河密佈的水道上，他們的馬達船可以快速前進于廣大的地區。在戰爭末期，盟軍可能在中國東海岸登陸，這種立即威脅更使日軍毫無整修道路的誘因。我第一次開上這條公路時，發現部分木橋已經搖搖欲墜。

學達書庫(xuod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