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河青山上海_學達書庫

上海(1)

　　從柳州到上海的飛行平淡無波。第三方面軍的先遣部隊包括兩名副司令與二十五名軍官士兵。我們又運了一輛軍用吉普車，以備不時之需。9月4日午夜後不久，美國C 54飛機起飛。由於經度的差異，等我們到達長江三角洲時，天早就大亮了。雖然這是我第一次從高空俯覽，但機底下的景色異常熟悉：一片水鄉澤國，村落點綴在龐大的溪流與運河之間。我們飛抵江灣機場時，C 54似乎打算和整齊停在機坪的成排日本戰鬥機為伍。戰鬥機機翼與機身上的紅太陽，仍然顯得邪惡不祥，威脅感十足。還不到一個月前，這還是禁忌的畫面。一個人只有做惡夢時才看得到這種景象，否則他絕對無法生還，將所見告訴他人。不過，雖然停駐的戰鬥機讓我們激動，但更令人吃驚的還在後頭。

　　前來迎接我們飛機的日本陸軍及海軍軍官，一點也沒有我們預期的不快或反抗態度。他們舉止體貼有禮，甚至顯得快活。一聲令下，他們的司機就拿下轎車上的國旗，神色從容，換上國民政府的青天白日旗。旗子是我們帶來的，裝了一整箱，準備在各種場合中使用。車隊開上南京路，送我們到華懋飯店（譯注：即現在之和平飯店）去，套房與房間已幫我們預先準備好了。華懋飯店可能是當時國內最豪華的飯店。

　　地毯厚實，窗簾、桌布、床單等都是頂尖的材質，家具是厚重的柚木，全身尺寸的鏡子隨處可見。如果想用餐，我們只要到樓下的餐廳或咖啡廳，點菜單上的菜，再簽個名即可。由誰來付帳，飯店是由誰管理，我始終無法得知。事實上，當時到處都是一片混亂。日軍軍官看我們受到妥當照料後，向將軍敬個禮就走了。他們到底是我們的假釋犯人呢？還是我們是他們在政權交替時的客人呢？實在難以分辨。

　　其後數天，我們看到各式各樣的日本將軍與上校前來會商接管事宜。從他們的態度來看，這只是例行公事，因為他們從來不爭辯。鄭將軍和張將軍說話時，他們總是專心傾聽，然後回以簡潔肯定的「知道了」。他們是真心誠意的嗎？他們怎麼可能對投降屈服表現出如此少的感情？由於記憶猶新，許多中國人仍然認為，永遠不可以信任日本人。我們當時並不瞭解，大和戰士是全世界最直線思考的民族。依他們的想法，一旦挑起戰爭，必須將自己的命運交給暴力來決定。既然力量至上，武裝衝突後的決議成為最高指導原則，因此戰勝者一旦誕生，就再也沒有必要去讓其他因素干擾最終決定，也就是終極事實。現在回想起來，日本天皇宣佈日本被擊敗時，和我們接觸的這些軍官可能反而覺得松了一口氣。

　　我們抵達當晚，我溜出飯店到上海市區好好逛了一回。我對上海並非全然陌生，因為在戰前曾經來過數次。當時還有以英國為首的各國租界，英國租界從碼頭區一帶開始，日本租界在虹橋區，另有獨立的法國租界。各租界有自己的公共設施和大眾運輸，連警力也各不相同。殖民母國帶來了包頭巾的錫克人和黑牙齒的安南人，負責指揮交通。有時會看到一連英軍在靜安寺路上行軍，配上蘇格蘭風笛的軍樂。上海也是罪惡的城市，酒吧裡有水手及妓女，城裡有賽馬、賽狗、賭場、黑社會及黑幫老大。但是，對許多中國人來說，上海是文化中心。所有的電影都是在上海拍攝，許多書報雜誌——和人口不成比例——在上海出版，這也是上海充滿吸引力的原因。

　　珍珠港事變後，日軍全面佔領這個國際都會，原先百無禁忌的歡樂大幅節制。不過，令我驚訝的是，許多舊店家居然能安渡戰爭及被佔領時期。先施百貨還在，永安百貨也是。在法國租界霞飛路上的咖啡廳及餐館內，女侍是白俄人。部分餐廳仍裝有吃角子老虎，商店裡滿是商品，沒有配給或價格管制的跡象。展示的商品包括羊毛織品、絲織品、煙草和知名的威士忌。還有錫罐裝的香煙：三堡牌（Three Castles）、絞盤牌（Capstan）、駱駝牌和雀斯牌（Chesterfield）等等。LuckyStrike的綠色標幟並沒有在戰爭中煙消雲散，一定是在上海的某個角落躲了一陣子，在戰後以原來的面貌出現在架子上。欣賞完種種商品後，我開始替自己買件睡衣，這時才驚喜異常，因為商店不只願意接受法幣鈔票，而且法幣的購買價值相當於在昆明或柳州的十倍之多。

　　在一家兼營兌換錢幣的香煙店裡，我很快證實了這個令人狂喜的發現。這家店買賣黃金、美金及法幣。我從來沒有預期到，任何店家會將我們領到的紙鈔視為真正貨幣。兌換的匯率也對我十分有利，我開始覺得，在飛到上海前在柳州剪頭髮是多麼地愚蠢。如果我延後二十四小時再理頭，在柳州花的那筆錢，可以讓我坐在上海舒服多了的旋轉椅上，剪一整年的頭髮。我在內陸買點心的錢，足以在這裡的上好餐廳享用一頓豐盛的晚宴。我在昆明咖啡廳裡付的小費，可以在上海吃一頓牛排大餐。童中士替我賣的兩件厚黑呢襯衫，可以讓我在這裡訂做一套羊毛西裝。背袋的錢讓我頓時成為富翁。

　　正如加爾佈雷斯（John Kenneth Galbraith）指出，在中國內陸和接收前的沿海地區之間，存在著空前的幣值差異。（加教授後悔沒帶現金到上海，無法趁機採購價格便宜到離譜的真絲和綢緞。如果他當時來找我，我就可以幫他忙。我猜他也住同一間飯店。）在特殊情況下，要致富並不難。當時我應該把手上的現金換成黃金，找個藉口去搭美國飛機（當時正從事規模極為龐大的部隊運輸作業），回到柳州，賣掉黃金，再回上海，買更多黃金。正如加爾佈雷斯所說，事實上，這是合法的勾當。

　　不過，我不應該為錯過大好良機而後悔哭泣。那樣的冒險將使我的人生踏上截然不同的軌道，其後果將超乎我的想像。因此，當時膽小的我乖乖把錢留在背袋裡，偶爾拿出一小部分來享樂一番。我並沒有把這筆錢換成美金，所以後來貨幣貶值時吃了虧，幸好貶值速度並不快。只要我還有這筆錢財，我的生活就還算愉快。這種「來得容易，去得容易」的金錢管理方式並不算太糟，即使名列全球頂尖經濟學家的加爾佈雷斯，也沒有比我好多少。

　　在上海住了兩晚後，我們飛往南京。鄭將軍負責處理偽政權時代的「偽軍」。他和部分軍官面談，決定他們的未來。士兵則被國軍吸收，或是轉成警力。後來有些人穿著新制服參與在東北的戰事。

　　我們在南京時，目睹岡村甯次將軍正式對中國陸軍總司令何應欽將軍投降。日軍忙著清理受降典禮的場地，這些士兵維持絕對嚴謹的紀律。輸了大戰、帝國體系解體、希望和保證落空、犧牲個人和家庭、前途未定帶來的壓力和焦慮，都無法構成不服從的藉口。他們的軍官一點也不失去權威，仍然對士兵大叫「你們這些廢物」。

　　9月9日這一天，岡村寧次抵達中央軍校，簽署受降書。在照相機此起彼落的鎂光燈中，他顯得有些不安，握緊拳頭提振士氣。軍官也好，士兵也罷，這是我第一次看到日本人在戰爭結束時表現出不安。除此以外，無論在任何地方，都看不到翹起的嘴角、鬼臉、不滿的抱怨或是一絲一毫的揚言復仇。日本人是一流的輸家，他們的自製力超群絕倫。以前的敵人在我們面前表現如此傑出，讓我們開始懷疑，他們是否就是傳聞中殘暴野蠻的日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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