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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與緬甸(7)


  當然,戰爭不可能總是如此滑稽。事實上,每天都有人被炸斷腿,頭顱大開,胸部被打穿。我看到的人類痛苦不知凡幾。我聽說,德軍讓軍樂隊在戰場上吹奏送葬曲,美國的作戰部隊中有墳墓註冊處,但駐印軍一切付之闕如。我們的死者,如果算得上埋葬的話,只不過在屍身上覆蓋一層薄土。雨季時大雨沖刷新挖的墓地,淒涼的光景讓路人也覺感傷。大多數的日軍屍身橫在路旁,無人聞問。我在中學時,曾經讀過一篇反戰文章,作者描述他曾躺在死人旁邊,看到蛆在屍身上翻滾蠕動,我從沒想過自己會親自經歷他的描寫。在緬甸戰場上,我有非常類似的體驗,我還看到螞蟻從死人身上搬走米粒。

  但戰爭的不理性並無法說服人。戰爭讓戰士過著累人的操練生活,卻也帶領他們進入生命中稍縱即逝的重重機會及神秘中。因此,戰爭無可避免會勾起各式各樣的情緒及感懷,有時是浪漫情史,其徒勞無功宛如詩篇,只能寄之以憂思。在我記憶中,有一幕發生在密支那小機場的情景。在跑道旁不遠有一灘水,水中有一個瓶子載浮載沉,只有傾斜的瓶口浮在水面上,雨打在水灘時,瓶子隨著起伏。水灘逐漸擴大到一旁的濕草地上,一旁是張軍用毛毯,埋在泥堆中。在後方,是一整班的美國步兵,他們綠色的軍服全都濕透,看起來像黑色,黏在身上。附近沒有任何遮蔽之處,傾盆大雨無情地下著。

  這些士兵肩荷卡賓槍,顯然在等候出發的命令,全都站著不動,不發一語。我能說什麼呢?要我說他們英氣勃勃地站著,堅忍不拔,昂然挺立,決心承擔戰爭的重任,忍受惡劣天氣的折磨?我再仔細觀察,他們的眼圈和無動於衷的表情都讓我別有所感。美國人樂天活潑的典型特質哪裡去了?下雨會讓他們想到家鄉嗎?想到九千英里之外的家鄉?在家鄉,如果碰到這樣的大雨,他們一定會用報紙蓋住頭,開始奔跑,大步跳過水灘,大叫大笑。現在,不就是同樣的一整班人馬氣餒沮喪,不知所措,無法面對戰爭的悲慘與不確定?難道他們不是感官麻木、才智枯竭、無精打采嗎?

  無論如何,在我投到《大公報》的文章中,我必須強調光明面。在中國的文化傳統中,不可以當面講朋友的壞話。再說,描寫我們仍然敬重的盟友已對戰爭感到厭倦,這樣的文章會被退稿。畢竟,戰爭事關權謀。為了凝聚意志力,必須先從假像開始。不過我心中自有定見。

  在孟拱河谷的第二天,我在橋下看到一具日兵的屍體。他的右手似乎握緊喉嚨,以倒栽蔥的姿態俯臥在河裡。他的雙腳張開,頭浸在水裡。我趕上距離不過兩百碼的前線部隊時,連長邱上尉告訴我,死者官拜上尉,一個小時前被我們巡邏兵開槍射死,邱上尉拿走了死者的手槍,他給我看死者的軍徽為證。死者身旁還有一張地圖及一本英日字典,兩件物品都濕了,被邱上尉放在矮樹叢上晾乾。

  毋需多久,我就發現死者和我有許多共通點,屬￿同樣的年齡層,有類似的教育背景。在死前一天,他還努力溫習他的英文!誰敢說他不是大學學生,脫下黑色的學生裝,換上卡其軍裝?想想看,要養大及教育他得花多少心力,接受軍事訓練得花多長時間,然後他在長崎或神戶上船,經過香港、新加坡、仰光,長途跋涉的最後一程還要換搭火車、汽車、行軍,最後到達在他地圖上標示著拉班的這個地方,也就是已經燒毀的卡吉(Kachin)村,千里迢迢赴死,喉嚨中彈,以殘餘的本能企圖用手護住喉嚨。種種事由之所以發生,是由於他出生在黃海的另一邊。否則他將和我們在一起,穿我們的制服,吃我們配給的食物。在孟拱河谷這個清爽的四月清晨,蝴蝶翩翩飛舞,蚱蜢四處跳躍,空氣中彌漫著野花的香味。而這名上尉的雙語字典被放在矮樹叢上,兀自滴著水。

  日軍投降當天,鄭將軍和我人在昆明。重慶之旅令我們非常失望,蔣介石曾一再保證,鄭在駐印軍的努力會得到肯定。我們因此以為,一旦遠征軍回到中國,鄭將軍可以獲得實質的指揮地位。我們在重慶一再等著他的下個任務。最後命令發佈,鄭將軍再度擔任副手。更糟的是,他是第三方面軍軍長湯恩伯下的副司令長官。湯將軍並非出身黃埔,但他的第一副手張將軍是,而且還是第一期生,和鄭將軍一樣。

  張將軍和湯將軍搭檔,已有很長的一段日子,可以追溯到湯將軍帶領十三軍的時期。也因此,他們根本不需要鄭洞國。副司令長官是個多餘的職務,沒有明確規定的職責。除非司令官指派他執行不痛不癢的雜務,否則他的急於效勞不會被欣賞,反倒引起猜疑。忠於湯將軍的將領可能以為,有個外人打算攻進內部。事實上,我們在第三方面軍時,或多或少被總司令部人員視為湯將軍的賓客。

  鄭將軍已預知這一切,因此不急著趕到柳州去向湯將軍報到。我們改飛到昆明,藉口很正大光明,就是視察駐印軍的未完軍務。實際上,鄭將軍忙著打麻將,我則和他的妻舅和兩名侄女混在一起,他們年齡都和我差不多。

  到了8月,世界局勢轉變,終於讓我們得以付諸行動。蘇聯參戰。美國投擲原子彈,日軍投降。街上的報童天天叫號外。對我們而言,最振奮的消息是,中國被佔領的地區劃分成各個區域,每一區域大小和省差不多,各由一位資深的國民黨將領來接收。第三方面軍奉令接收重要海港上海及國都南京。即使鄭將軍也覺得興奮,他說,我們要在兩天內飛往柳州。

  我的首要工作就是減輕我的行李。在回到國內之前,我曾飛往加爾各答。雖然是為後勤部隊軍官出差,但我也趁機添購個人用品。我在緬甸前線的幾個月之內,存了不少盧比津貼,《大公報》的稿費又加強了我的購買能力。我預期國內物資短缺,準備了一年份的牙膏、刮胡刀片、刮胡膏和羊毛襪。我還買了一件英國羊毛衣、一件皮夾、兩雙長靴、一個網球拍、一堆寶藍色的文具及幾副撲克牌。這些私人物品加上額外的制服及內衣,全都裝在儲物櫃中,由開進雷多的軍用卡車運送到昆明。就算戰爭再持續一兩年,我的物資需求也可以不虞匱乏。現在問題出在運輸方面,多餘的行李在國內搬運不易,而且如果鄭將軍無法獨立發號施令,我對相關服務設備的吩咐權力也會減弱。我開始擔心這件事,意外的是,昭和天皇決定投降,解決了我的所有問題。

  我委託鄭將軍的勤務兵童中士,拍賣儲物櫃內的所有物品,連櫃子本身也一併賣出。在昆明,這根本不成問題。我所有的物品都很搶手,沒有人追問貨品如何運進來,或追究一名陸軍軍官為何會擁有這些物品。不過,我對賣這些東西卻覺得很不好意思,即使換成現金也並非我原先財務計劃中的一環。在世界政治局勢的快速演變之下,個人的財務不過是小事一樁。扣掉傭金後,出售上述東西讓我擁有成捆的大額新鈔,有些仍然嶄新,而且還連號,見證當時通貨膨脹的速度有多快。隨後在柳州時,我還從第三方面軍領了兩個月的積欠薪資,回溯自鄭將軍被任命時。紙鈔塞滿我的背袋,相當於兩三本精裝書的厚度。這些錢到底價值多少,我到了上海才有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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