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河青山中國內陸(2)

中國內陸(2)

　　在1938年，我個人反對延安是因為他們教的是遊擊戰，並不合我的胃口。當時我暗地裡心懷壯志。多少受我父親的影響，我覺得如果要當職業軍人，就應該領導軍隊進攻，並採取防禦策略。我甚至想當拿破崙。躲在暗處放冷箭，然後快速逃走，聽起來可不光彩，不是我要做的事。

　　因此我下了決心，延安就此出局。如果不當共產黨員，就是國民黨員了。不跟從毛澤東，就追隨蔣介石。這就是當時的情勢，也剛好發生在我身上。我考進成都的中央軍校，校長就是蔣介石，雖然他一年不過來視察一兩次。人人都可以稱他是「委員長」，但在軍校中的我們，不論是學生或教師，都必須說「我們的校長」，說者或聽者都要立正致敬。

　　受訓時間長達兩年。學校的確教我們如何進攻及防禦，但必須先經過數個月的枯燥練習。大抵而言，可以說共產黨要求你和他們有同樣想法，但不關心你的外在，至少在戰時是如此。毛澤東自己總是一副沒理髮的樣子，衣領也弄得皺皺的。國民黨剛好相反，只要你表面效忠，內心怎麼想，沒有人管你。

　　如果軍校想要鍛煉我們的心智，也是透過不斷的操練來訓練我們，頗有禪宗的味道。我們花了許多時間在操場上，演練如何立正。我們的軍官解釋，當一個人確實在立正時，他的觀察力也跟著凝結。為了證明這一點，他命令我們長期處在這種不舒服的姿勢中。有一名軍官會伸出一隻手在我們前方，測試我們是否眨眼。另一名軍官會藏在我們身後，突然伸出兩隻手指，掐住某人的後頸，看他繃緊的身體是否會像袋鼠一樣，用腳趾頭往前跳。如果是，就表示他仍需練習。教官說，如果一個人確實立正站好，頭蓋骨底部有壓力時，身體會直直地往前倒，就像一截木頭一樣。這時我們已經練習太久，全身酸痛，害怕再被罰，因此不敢要求長官示範。

　　我們的立正練到差強人意後，就學習如何敬禮及轉彎。訓練的目的在專心一致，不受外在干擾。我們必須無視於眼前潮濕土壤散發的蒸氣，雖然鼻子可能覺得不舒服。我們假裝沒注意到鄰近甘藍菜田裡的蜜蜂，雖然其聲嗡嗡顫顫，迴響在春天的成都郊外。我們接下來就忘了自己身處中國，忘了自己在這個打著敗仗的國家，在這個每兩個月就淪陷一個省的國家。這個步驟完成後，接下來就練習踢正步。

　　踢正步的優美之處，不在於踢得有多高，而在於踢得有多慢。我們的長官告訴我們，要「半天一步」。在正常的行進中，我們每一分鐘可以走一百一十四步。如果慢到一分鐘不到一百步，場面會更加壯觀動人。有一連可以做到一分鐘九十步，簡直美得令人屏息。不過，為達此目的，軍樂隊必須做特殊安排，重新調整節奏。

　　芭芭拉·塗克門女士（Barbara Tuchman）曾說，我們是「展覽用軍隊」。說得沒錯，我們的確常表演給來賓看，穿著制服和皮靴，戴著閃閃發亮的頭盔，配備閃亮的現代武器，觀者無不印象深刻。有一次，一組美國新聞影片記者拍了我們三天。四個兵團集合時，一字排開，占了好幾英畝。對他們而言，我們軍容壯盛，鐵定可以改寫中國數百年來的形象。但是，我必須要說明，我們無意欺瞞。

　　多年以後，經過不斷的閱讀和反省，我才瞭解到，國民黨對統治的心態，具體呈現了中國傳統的政治手腕。我們必須瞭解到，古代的皇帝無從知悉所統治百姓的數目，不清楚實際稅收，也無從掌握軍隊的確切人數。統計數字不過是粗略的估算，其準確度有多高，官員也不會太當真。在這種情況下，將所有公共事務都轉變成數字，再進行處理，是很不切實際的。為維持中央集權統治，另外一個解決之道是創造出一個完美的理想模式，將之標準化，再令各階層從而效法即是。如果產生實務上的困難，忠心耿耿及足智多謀的官吏必須絞盡腦汁，設法加以解決。如果解決不了，個人的犧牲在所難免。無可避免的是，理想和現實之間一定有落差。但在古代，中國在世界上具有無需競爭的地位，即使理想和現實有出入，也無關緊要。如果人人默不吭聲，缺陷就會縮到最小。只有在失調擴大到無法管理的規模時，才有必要進行改朝換代，歷史的曲線重新再走一次。

　　國民黨的難題是，它打算在20世紀再重複這個過程，但中國的地位今非昔比，缺陷也無處可隱藏。將所有事物一一加以測試後，沒多久我就覺得理想破滅。

　　軍校畢業後，我取得任命狀，首先擔任排長，後來代理連長。不過我的這一連只有一名少尉及三十六名士兵。我隸屬於國民黨的第十四師，奉命駐守雲南邊界，緊鄰日軍佔領的越南。

　　第十四師一度擁有全國民黨最精良的武器，配裝最新的步兵裝備、德國頭盔、防毒面具、帳篷等等。但這樣的裝備原本是為了從中國沿海的都市出發，沿著鐵路移動。國民黨軍隊被趕到內地之後，失去了現代化生活的支撐，必須在明朝的生活條件下過活。許多美國人很難瞭解此話何解，在美國，從華盛頓的政府到鄉村地帶，有許多的聯繫，如公路網、法庭制度、銀行、電臺、報紙、執法單位、民間團體、包括躉售及零售貿易在內的商業服務等。

　　在戰爭期間，上述種種都可動員為軍方所用。不只是牧師的訓道及教師的演講，連營建工人的爐邊閒談及理髮店、酒吧中的談天，都傳達了全國一致的關懷，即使目的各有不同。美國軍方還擁有自身的運輸及通訊系統。在雲南，如果我需要一頭驢來馱負重物，我必須派士兵到村落裡去找村長，在槍支的威脅下，他可能聽從我們的差遣。至於郵政，要送一封信到鄰近的省份，必須耗上一個月的時間。我必須慎選詞匯，才能讓村民聽懂我說的話。

　　戰爭過了四年，快要邁入第五個年頭時，軍隊只剩骨架般的架構，居然還能維持戰鬥隊型，真是奇跡。事實上，越野行軍、醫療設備及複健中心付之闕如，欠缺足夠的工程、後勤與運輸服務，這些因素所折損的人力，超過對日本人的實際作戰。當前的問題不在如何改進，而在如何避免進一步的惡化。

　　對我來說，生為戰地軍官有不少不便及苦處。我必須睡在用門板改裝成的硬木板床上，至於勤務兵如何去找到這片門板，我決定不予過問。我腳上穿著草鞋，但沒襪子穿，草鞋總是磨著光腳，讓腳起水泡或磨擦成傷，長時間走在泥濘路後，更可能引起感染。我們大都吃玉蜀黍，這可不是香甜的玉米，而是比較粗的品種，每一粒都像是堅硬的石塊，外皮硬到必須被磨成粉後，我們再就著水勉強吞下。飲食情況如此，我必須盯緊我的屬下。只要有機會，他們可能從村民處偷來一隻狗，放進鍋裡煮，整只吃乾淨。我的警戒並非出於道德、倫理、公共關係或甚至軍紀的考慮，而是出於實際而自私的想法。只要一有機會，他們就會大吃大喝，可能因此生病，更可能就此病亡。

　　丟了一名士兵，從此就永遠少一名，再度行軍時，他所留下來的步槍和設備，就必須由我們來扛。步槍尤其重要，山頭上的土匪開出每支槍七千元的條件，而且保障攜槍逃亡者的安全。我們的兵士每月薪餉十二元，身為上尉的我，月薪也不過四十元。土匪甚至還出價買機關槍和軍官的手槍。有一次，團裡有一名勤務兵企圖帶著兩把手槍潛逃，但在逃到山頭之前被逮捕了。他在軍團前被判死刑，而且當場執行。我們的團長用朱砂筆劃掉寫在紙上的姓名，隨手把筆往肩後一拋。逃犯被帶往山丘的另外一邊，我們靜默等著，忽聞一聲槍響，響徹空中與群山之間，結束這個魯莽逃兵的一生。這次事件後，有些連晚上把步槍鎖起來，軍官睡覺時把手槍放在枕頭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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