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河青山中國內陸

中國內陸(1)

　　第一部自己的浴室

　　中國內陸

　　在1945年末，我遇見一個比自己小一歲的女孩，名字叫安，我對她一見傾心。安的父親曾經顯赫于中國的外交領域，一家人曾經環游世界，兄弟姊妹在家中以英文及法文交談。她家在前法國租界的西區，房子是西式風格，每一層樓都有浴室。在許多天的下午及黃昏時刻，我從第三方面軍總部借出吉普車，停在她家門口。用人會帶我進到起居室，我就一直等，只聽到走道中某處有座老式座鐘發出的滴答聲。安很少讓我只等二十分鐘。

　　我的浪漫情懷一開始就註定挫敗。即使我的虛榮心再強，都無法騙自己說，安曾經愛過我。但我要求見面時，她響應熱切，有時我不去看她，她還會打電話問我是否安好。她派人送來「行行好，看在我的面上」、「讓我們來完成一齣悲喜劇」等等字條。還有一次，她甚至邀我參加家庭聚會。不過，她會以憂傷安撫的口吻對我說,「我好喜歡你啊」，也就是說，其中自有限度，我再努力也是徒勞，即使我當時並沒有競爭對手。這樣也好，因為如果她說,「讓我們結婚吧，你最好認真一點」，我就會不知所措。我阮囊羞澀，當兵這個職業的地位，在對日抗戰後達到巔峰——也許還是數百年來的最高點——已逐漸掉回原先的低點，甚至降得更低。我的新羊毛制服經過適當的熨燙後，勉強讓我可以在上海的社交圈中走動。但除此以外，身為上尉的我，甚至負擔不起一間套房。我的母親、弟弟及妹妹仍然住在重慶的山間破屋中，甚至沒有自來水可用，更不要說每一層都有浴室了。

　　二十七歲的我，是個沒有職業的人。多年來我自認加入軍隊犧牲很大，其實也不算錯。但同時軍隊也充當安全網，讓我不必去思考個人的前途、婚姻、經濟獨立或職業。我深受教條洗腦，總覺得戰爭結束後，所有問題都可以迎刃而解。現在戰爭結束了，我第一次有機會去面臨橫在眼前的問題。

　　戰事于1937年爆發時，我的第一個反應是從軍。但我的父親勸我，他認為，沒有宣戰的戰爭，可能隨時會被好戰分子所終止。既然我才在南開大學念完一年的書，終止學業去從軍相當不智，可能穿上軍服後才發現戰事已經告終。多麼巧合啊！9月，教育部要南開、北大與清華——中國北部的三所著名學府，校園已被日軍佔領——合而為一，在我的故鄉長沙成立「長沙臨大」，所有費用由政府支付。這真是奇妙的情勢，戰爭把我的學校搬到我的家鄉，我們一分錢都不用付。相反地，政府還負擔我們的食宿。此外，政府還發給我們一件棉大衣以禦寒。我聽父親的話，決定繼續學業。

　　事實上，很少人在那個學期念到書，許多同學及教職員很晚才到長沙。等到一切安排妥當，靠近上海的大前方防線卻已崩潰。12月，日軍進入南京，長沙臨大奉令再撤到昆明。負擔起費用的人走海路，從香港及海豐到昆明的後方。同時走陸路的步行團也組織起來，兩個月期間的食糧，由政府配給。

　　我沒有簽名加入任何一種方式，至少有一段時間算是終止大學學業。我從來沒有想過，十四年後，我會在美國繼續我的學業。我在1938年年初下了決定，父親和我長談了一次。如果我一定要去從軍，他認為我應該去念軍校，取得正式的軍官職位。大規模的戰爭將是延長的戰事，我必須想到遠期的後果。戰事如果拖延十年以上，對我會有何影響？我的父親多麼深謀遠慮，不幸的是，他活得不夠久，看不到他的許多預言成真。如果他活到抗戰勝利，一定會給我更多的勸告，不過我也可能不會聽。

　　但是在1938年年初時，我並沒有和他爭論很久。我們達成協議，我並沒有被強逼去昆明，加入軍隊的決定也延遲了半年。到了夏天，情勢應該比較明朗。如果到我二十歲生日時，戰事仍然持續，我就可以依我自己的選擇行事。我因此進入報界數個月，結識了廖沫沙。

　　1938年春天，我在長沙等待半年的緩衝期滿，無事可做，毛遂自薦去《抗戰日報》工作，以求換得食宿，他們也接納了我。這是一份愛國報紙，社長是劇作家田漢。報紙是采半開大小的畫報形式，所有報道都刊在一張紙上。事實上，田漢忙著其他的抗日活動，編輯工作落在廖沫沙身上，還有一些其他人也來幫忙。但是，有一段時間只有廖沫沙和我是全職工作，床就放在辦公桌旁。當時我從未想過，他有朝一日會成為名人。他當然就是以「三家村」筆名寫作的廖沫沙，和其他兩位作家共用這個筆名，在北京的刊物上寫專欄，不時諷刺極左派。毛澤東對他們翻臉時，三個人都在1966年下獄，毛澤東趁此發動「文化大革命」。其他兩位作家就因此毀於「文化大革命」，只有廖沫沙倖存。至於田漢，在中國的地位就像美國的尤金·奧尼爾（Eugene O' Neill）或田納西·威廉斯（Tennessee Williams），也死於獄中。

　　直到最近，我才發現，我結識田漢及廖沫沙之前，他們已當了好幾年的共產黨員。不過對當時的我來說，不論知不知道，都沒有多大差別。在戰爭開打的頭一年，沒有人在乎誰是國民黨員或共產黨員。當時的共產黨員一派樂天，充滿溫情，和叛變壓根兒扯不上任何關係。唯一要注意的是，不要和他們起爭辯。他們會追著你到天涯海角，從戈壁沙漠跑到海南島，直到你同意他們的論調，他們才放你走。

　　我還在《抗戰日報》工作時，就聲稱要加入國民黨的軍隊。我的一些朋友雖然不見得是共產黨員，卻建議我改去延安——當時是毛澤東的根據地。他們設立了一所「抗日軍政大學」，林彪是校長。我有一些朋友和同學在那裡，因此我對當地的情況多少有些瞭解。在抗日軍政大學，他們顯然唱很多歌。有起床歌，有早餐歌，有演講前唱的歌，有演講後唱的歌。鋪路挖坑時都有歌，連上廁所都有歌可以唱。

　　此外，他們還有一大堆的「主義」。在延安，人人每個月領兩元的零用錢。如果把錢花在買煙草上，就是享樂主義。如果說了個不該說的笑話，就是犬儒主義。和女生在外頭散個步，就是浪漫主義。一馬當先是機會主義。看不相干的小說是逃避主義。拒絕討論私事或敏感的事，當然就是個人主義或孤立主義：這是最糟的。毛主席又增加了「形式主義、主觀主義及門戶主義」，全都不是好事。不過那是後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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