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對「資本主義」的認識(9)

　　我們再看英倫銀行的組織，更相信布羅代爾教授所說資本主義的成功，在它能與國家互相印證的真諦。1694年銀行的股東，以英皇和皇后領頭，其中有一千二百六十七人，「無例外的」都是倫敦商人，他們宗教的剖面，則是「徹底的新教徒」。所湊集的資本，不是現金，而是由於他們供應政府的軍需，所得財政部的收據(tally)和存在銀匠店裡的金銀，由銀匠所發的收據。他們把這些資本，共一百二十萬鎊，貸與政府，年利八分，政府即以關稅和酒稅作擔保，只要年利照付，本金可以永遠繼續地借下去。而且有了這樣的保障，英倫銀行雖為私人資本，卻可以發行鈔票，也達一百二十萬鎊之數。銀行既可以用放款的方式使鈔票流通於市面，也就是一舉兩得，在貸與政府及放款於民間，兩頭生息，這也是信用膨脹(credit inflation)的開始在這題目最有用的參考，乃是John Giuseppi, The Bank of England: A History of Its Foundation in 1694，reprint(Chicago，1966).。

　　1694年9月，銀行剛成立不久，政府要它匯款二十萬鎊到弗蘭德斯去接濟與法國作戰的英軍。這並不是開一張匯票，讓約翰·丘吉爾(John Churchill, Duke of Marlborough，是第二次大戰時首相丘吉爾的祖先)在比利時兌現。當時尚五分行，國際的信用也尚未開始組織。事實上的辦法，是銀行的董事會全部到丘吉爾軍中去，籌款的職員也派往西、葡、荷、瑞士和意大利各處，包括威尼斯和阿姆斯特丹。歐洲商人一聽說倫敦商人都站在英軍後面，也把他們能夠控制的資金，放貸於組織戰事的丘吉爾。所以英國的打敗法國，是有北歐、南歐的財政支持。這中間一段的活動，也使國際信用的組織具體化，而英國又採取了主動地位。

　　信用膨脹也同樣在繼續之中，一方面因為在大陸上的戰爭，英國的支出從1702年的每年五百萬鎊，增至1714年的每年八百萬鎊。英國的國債在同時期中由一千三百萬鎊增加到三千六百萬鎊。英倫銀行的資本也同樣地在擴充Giuseppi，p35；PGMDicksonThe Financial Revolution of England: A Study of the Development of Public Credit，1688-1756(London，1967)，pp42-46；Cambridge Modern History，VolVI，p285.。

　　我們也可以想像得到，因為英國土地所有權已大致固定，農場組織也比較堅固，又因為公平法和普通法合併，商業性的法律可以使用於農業社會裡面去，就引起農業的資金與工商業的資金對流，濱海與內地融結為一，生產與銷售的距離縮短。17世紀末年的一個徵象，乃是「土地銀行」(land banks)紛紛組成。他們希望一方面仍能原封不動地保持自己手中的田土，一方面即以這所有權作信用的根本，獲得現金。只是組織不良，求功過切，又紛紛失敗。還要再等幾十年，這些錯誤才被更正。18世紀中期以後，英格蘭和蘇格蘭的地方銀行、鄉村銀行才如雨後春筍一樣地顯露頭角，在倫敦也有很多私人組織的小銀行出現。於是信用貨幣不僅膨脹，而且有了一個全國性的組織。

　　李約瑟博士和我的「檢查單」提到雇用經理和服務性質的事業，還提到立法防止欺詐、懲辦假冒、懲辦監守自盜(embezzlement)的程序、保險公司的形成、現代有限公司的組織、郵政的設立、付費公路(turnpike)的修築、報紙刊物的出現。凡此都要延伸到18世紀以後，才逐漸完成。但是在光榮革命前後，都已初步創立。所以我們認為資本主義是一種組織和一種運動，這在英國，1689年是一個具體的關鍵。沒有這時間上彙集的話，則零星資本主義的因素和抽象資本主義的觀念，都不能構成一個言之有物，在歷史書上站得住腳的資本主義。

　　英國之能進入資本主義，是世界史上一件大事。一個人口六百萬，面積不到六萬平方英里的國家，今日實為小國，但是在17世紀，還是歐洲大國。這樣一個有農業基礎並且法制傳統堅強的國家，竟能使全國的管制數字化，首尾相應，有如一個自由城市，實在是歷史上前所未有。過去英國的軍事力量，沒有法國和西班牙堅強，航海探險也在西、葡各國之後，商業組織，也讓意大利和荷蘭佔先。至此，它以最緊湊的組織作本錢，竟在效能上超過上述諸國，因之稱雄于世界達幾個世紀。

　　馬克思雖沒有直接引用資本主義這一名詞，他的寫作中，到底已經指出了一個資本主義的體制。揆諸事實，他的敘述，和英國資本主義形成的歷史最為接近。《共產黨宣言》所勾畫的階級鬥爭，在英國歷史裡，也並不是沒有根據。只是三兩句文字的勾畫，不足以概括幾個世紀變化的曲折。

　　1978年我離開英國的時候，李約瑟博士和我的一片好奇心，總算獲得局部的滿足。前面已經說過，我們涉入這問題的動機，是要解釋何以現代的科技產生於西方，而不產生於中國。多年摸索之後，才知道這問題不能局部解答，要解答也應由兩方社會的組織與運動間找尋線索。有了上面這一段經驗，我們更深信和歐洲中世紀的社會比較，以至與中國傳統的官僚主義我的一篇論文，對中國官僚主義，有初步的解釋，見《明〈太宗實錄〉中的年終統計：李老博士所稱中國官僚主義的一個例證》，載Explorations in the Histor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 China(Shanghai，1982)，英譯載Ming Studies，16(Spring，1983)。現收入本書。

　　社會比較，資本主義社會是一種現代化的社會，它能夠將整個社會以數目字管理。因之社會裡的成員，變成了很多能互相更換(interchangeable)的零件；更因之社會上的分工合作可以繁複。法律既以私人財產權之不可侵犯作宗旨，也能同樣以數目字上加減乘除的方式，將權利與義務，分割歸併，來支持這樣的分工合作。這在推進科技的發展中，產生了一個無可比擬的優勢條件。

　　但是這未定的結論，純粹系相對於歐洲中世紀及中國傳統社會而言，並以14世紀到17世紀(大致與中國明朝同時)的一段時間為限度。當然，這不是我們對現今政治的見解。李約瑟博士對當今政治的見解，已有他在各處發表的文字和演講闡明。此公有他無可仿效的獨立作風，也用不著我代為畫蛇添足。

　　並且我寫這篇論文的動機，乃是不久之前，我在紐約發表了一篇文章，提及中國近一百多年來對外界的挑戰，不是一錯再錯，而且其反應是和世界長期歷史上的合理性相符的；這篇文章曾引起有些年輕學者的質疑。這篇文字最後一段，即提到歐洲資本主義的形成，所以應由我個人負責，將我現下對這問題的看法提出，作這篇論文的結論。

　　我們在20世紀末年，提到資本主義，有幾點值得提醒所有學人注意的地方。我們從技術角度(不以意識形態作出發點)看來，資本主義不外一種國家的組織，通過社會經濟諸因素；有如亞當·斯密所說，施用「商業的系統」(system of commerce)「去增進國民的財富」。在這大前提之下，就不期而然地包含了一個個人「有識見的私利觀」(enlightened self-interest)，倘非如此，其下層機構就組織不起來。所以私人財產應有保障，以及私人財產在公眾生活中發生龐大的影響，都成為必然的趨勢。

　　這種組織由地中海傳播於北歐，穿透過英國，表現著從小國到大國，從水中的國家到濱海的國家，從沒有農業基礎的國家到農業生活方式組織相當嚴密的國家，成為世界一般趨勢。以農業組織作國家基幹，注重凡事維持舊有的均衡；以商業組織作國家基幹，則注重加速交換(exchange)。時代愈進化，後者愈能掌握科技，而前者的弱點更為暴露，其國民對其政府之無能益抱不滿。我敢說從1789年法國大革命之展開至1917年俄國之二月革命，都仍由這基本的原因發動。

　　從威尼斯到荷蘭民國到英國，我們也可以看出一個國家放棄中世紀的立場去組織資本主義的體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每個國家都要透過它歷史與地理的特點，暗中摸索一段時期，而後不期而然地找到它的方案(如荷蘭採取聯邦制度，英國利用司法)。在這裡，我們也可以用英文的constitution一字解釋。 constitution一方面是憲法；一方面是一個有機體的功能組織和結構。寫一紙憲法，是相當容易的事；改變一個國家的功能組織和結構，有時等於令一隻走獸蛻化為飛禽。在農業國家尤難，這因莊稼之事，關係人民的生存，稍一不慎，可以引起普遍的饑荒。通常我們看不到這樣的困難，則因美國歷史及日本歷史有些特殊的地方，令人發生錯覺的緣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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