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對「資本主義」的認識(7)

　　從這些情形看來，並不是先有了一個宗教觀念，才因之造成了資本主義的體制。而是各種因素的彙集，使荷蘭民國先已造成一個由資本家做領導的胚胎，定命論才因之被解釋得強調人生之富貴榮華實由天賦，而一個信徒更要勤儉致富，才能證明他自己既虔誠，又有神佑。如果我們對這方面的論斷缺乏權威的力量，則可以引證一位荷蘭史的專家。他說：「關於對上天問題之解釋，很多人可能因威迫利誘而放棄了他們的宗旨。提到宗教上的事，人性經常是可以揉轉混合的。一到物質上和財政上的事，抵抗強權，才會眾心一致毫無異議」Motley，VolII，此文系針對反對西班牙之物品銷售稅而言。。他還沒有說明的，則是對利害的考慮，有時尚能不自覺地決定個人的意向，連宗教思想在內。

　　荷蘭人過去沒有組織國家的經驗，他們也沒有向大陸擴展的能力和志趣。只有航海及經營商業則是他們之所長。況且他們需要的礦砂木材來自瑞典，治肉的香料(spice)來自遠東。此時漢撒同盟(Hanseatic League)缺乏政治體系作背景以保障船舶的安全。荷蘭民國補救了這缺陷，立時成為海上保險的中心，吸收了大量國際資金(過去阿姆斯特丹亦為盟員)。阿姆斯特丹銀行接受不同的存款，發行統一的收據，實際成為一種交易場的籌碼，也就是一種有使用限制的國際貨幣，已為亞當·斯密所稱羨。

　　以上措施都是別開生面，並無成例可援。我們稱之為資本主義，則是荷蘭民國廣泛地以商業組織作立國的基礎，除了增進全民財富之外，沒有更好的邏輯，作它存在的理由。這種體制也必定要保障私人財產的不可侵犯，同時擔保私人資本會在公眾事務內有一種龐大無朋的影響(a disproportionally more influential role)。讀者看到這裡，也可以用這些成果，加上我們前面說的三個技術條件(wide extension of credit, impersonal management, and pooling of service facilities)，算作我們對資本主義的定義了。

　　由於上述的原則，荷蘭不能放棄既有的市鎮的自治，因之也表現出資本主義之另一特徵，即對外雖進取，對內則相當的保守。這新民國內部組織的公式是聯邦制度(federal system)，大事由聯邦決定，小事各省自理。民法的實施，大致儘量依各地既有成例處置。好在荷蘭這一省，擁有阿姆斯特丹，占全國人口三分之二，又供應聯邦經費四分之三Rowen pp215-216;Harold J. Grimm, The Reformation Era(New York，1954)，p443.，所以聯邦內部的參差不齊，不至於使關係重大的問題完全陷於無法在數目字上管理的狀態。

　　繼荷蘭之後，英國為其次完成資本主義體制的國家。

　　英國在17世紀，可稱多難之秋。起先英皇與議會衝突，財政稅收成為爭執的焦點。又有宗教問題的擾攘，也糾纏於內部對付蘇格蘭、愛爾蘭，向外須應付西班牙、法國、荷蘭等等的複雜情形。也發生過內戰、弑君、革新為民國、行獨裁制、復辟和第二次革命的事蹟。至於行暗殺、發政治傳單、排斥異教徒、對外成立秘密協定及英皇受外國津貼的情形還未計算在內。其時英國的人口，不過四百萬至六百萬之間，不及20世紀中國人口百分之一，其不能管理的情形，也和中國20世紀初期大同小異。

　　寫這些問題的專書，當然是汗牛充棟。讀者所感覺的困難，即如一位專家所說「假說之多，遠超過對真人實事的研究」(fertility of hypothesis was running far ahead of factual research)Lawrence Stone, The Causes of the English Revolution，1529-1642，(London，1972)，。還有一位專家，在指斥旁人錯誤之餘，一定要把對方罵得體無完膚。更有一位專家，著書指斥他自己過去著書帶有偏見。他甚至將自己舊著，列入新書之參考書目內，而稱之為反對派意見。在這種情形之下，我們以局外人的立場，半途中插入意見，很難在各方討好。

　　但是罵人的文字很難成為歷史，怕人罵也難能寫得出歷史。我們有了中國近代史的經驗，卻覺得因為眼光不同，英國17世紀的事不難綜合提要敘述。

　　凡是一個國家必定要有一個高層機構(superstructure)和一個低層機構 (infrastructure)。當中的聯繫，有關宗教信仰、社會習慣和經濟利害，統以法律貫穿之。總要做得上下合節，首尾一致；要是當中聯繫不應命，政局必不穩定。補救的辦法，或改組高層機構，或修正低層機構，再次之則調整中層機構，有如重訂稅制，頒行新法律。只是英國17世紀有如中國20世紀，高層機構與低層機構同時與時代脫節，中層的社會宗教經濟法律各種支持因素都要重創。所以我們應該把英格蘭當日面臨的問題，當做在「時間上」的一個大問題看待，而不應當視作一撮小問題看待。

　　空說無益，就是牽涉的因素多，討論也要有線索，不能上下古今一齊來。此中關係最廣泛的當然是低層機構，而其中問題的一個核心，則是土地制度之缺乏穩定性。

　　英國土地，承襲封建社會的體制，照理應該極難轉讓。但是即在中世紀，已經有各種巧妙的辦法去利用法律上的漏洞。要是一個男人，想把自己領有的地產與他妻子領有的歸併，則可以將這地產「封」與第三者，而要他轉封回來，再封時他自己夫婦二人同時為「被封人」。要是另一個人，想出賣地產又無主權，則不妨在收取價款之後，將地產「封」與買方，但是在接收「被封者的義務」上從輕處置，甚至「每個夏天採辦一朵薔薇花」也能算數。一到17世紀，普通法的法庭(common law courts)已經體驗過無數如此事蹟，一位法制史家的觀感，則是他們「用虛構的事蹟堆砌在虛構的事蹟之上，以規避歷史上的重擔」Plucknett，p159，539。

　　我們一般印象，一個「自由產業人」(freeholder)即如今日之業主，但是遲到17世紀中期自由產業人仍有幕後業主，也還付賃租。他們的自由，不外可以將地產自由買賣，自由承繼。而這時糾葛極多的尚是「抄本產業人」(copyholder)。此類土地佔有人祖先為穡夫，只因為以前莊園法庭檔案中有他們祖先名下的文件，他們執有抄本或者據稱有此抄本，則成為法律上的證據。考諸成例，一個人雖為穡夫，確實仍可以領有財產，只是仍對莊園有應盡義務，各處不同，差別很大。況且一部莊園文件又在14世紀黑死病時焚毀。事隔三百年，有些莊園主人也接收了一些代價讓抄本產業人成為自由產業人。

　　又有一些莊園則仍普遍地當他們為佃戶，即使莊園業經解散，莊園主人的承繼人仍可以追究穡夫的子孫對他的義務。一般即收取一些賃金。這賃金又不稱為租賃，而稱為「罰款」(entry fine)。也就是不願斬釘截鐵地承認居民有權佔領這些土地，乃假設他們祖先進佔這土地，必有虛冒名義情事。17世紀的趨向，是增加罰款，而且有些地主強迫抄本產業人徑稱「租賃產業人」(leaseholder)。其背景則是西半球白銀流入歐洲，物價上漲，加以交通進步，商業展開，英國農作物價格自 1500年至1600年，一般上漲四倍，仍不可遏止。土地關係改為租賃，期限自七年至二十一年不等，地主可以期滿退佃，並且按時價加租。16世紀之末抄本產業仍在各地占多數，有如約克縣(York-shire)即占農夫全數三分之二。這時候追究土地主權，也涉及一般小自耕農，有如一般傳說，「一個小自耕農要是不小心防護他地產的主權，立即可以蕩產傾家」Thursk，p304；參考Plucknett，。

　　圈地(enclosure)在過去被認為是使小農流離失所成為社會騷動的原因，據最近的研究則事不儘然，圈地有利有害，各地區情形不同，好壞都有。而且圈地開始於16世紀之前，經過整個 17世紀，至本世紀初期才完成，為人口增加、土地使用合理化必須的步驟。17世紀的問題大都由於莊園拆散分割買賣，所買賣的特權又含糊不明，佃戶又將土地分割的遺傳。普通法庭只能支持現今佔有人的使用權(seizin)，無法澄清所有權。這樣一來，一般農民惶惶不可終日，有些也被退佃。有些莊園主人，則不知地產究在何處，承佃人也找不到。按固定收入的地主可能入不敷出，更可能江河日下。此時又有投機的地主或以經商做官起家的地主，倒在混亂場合之中繁榮，成為新的縉紳(gentry)。總而言之，法制已與時代脫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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