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對「資本主義」的認識(6)

　　我們讀歐洲史的時候，常常覺得奇怪，為什麼意大利人這樣的商業組織，不能立即為西歐大國如英法等照抄。在仔細追究幕後原因的時候，才知道有關經濟的問題，必定要牽扯到社會上很多其他的因素，要改革也必須全面改革。其範圍之廣，有如一個走獸之蛻變而為飛禽，倘使沒有內外劇烈的壓力，也組織不起來。而且身當其事的人，在醞釀的局面下活動了好幾十年，還不一定明白他們活動的真意義。甚至要等到歷史家在幾百年後，把全部經過和以後事蹟對照，又和類似的問題印證，才能「發現」這些變動在歷史上的因果關係。

　　比如英國在1300年後，對外貿易已受意大利人操縱。來自威尼斯、佛羅倫薩等地居留於倫敦的人，稱為「郎巴德人」 (Lombards)。他們開設銀行的市街，稱「郎巴德街」(Lombard Street)。一方面他們已有相當雄厚的商業資本，另一方面是宗教改革之前，教堂擁有很多的地產，就是不屬教堂的地產，耕種人也有向教堂繳納「什一捐」 (tithe)的義務。內中一部即須貢獻于羅馬的教皇，其實各地的收入早已有承辦人頂包，得款也不直接繳解，而系由這些銀行發給匯票，其現金則由意大利人通過英國寺院購買羊毛運至弗蘭德斯(Flanders，即今日法國、比利時一部及荷蘭一小部)織成布匹，銷賣牟利。這買賣通過不同的體制，所以意大利人享有治外法權。

　　如果訴訟兩方都是意大利人，則由其領事受理；如果牽涉英國人，才組織混合法庭MMPostan, E, Cambridge Economic History of Europe，(Cambridge，1963)，，，117;Cheyney，op cit.，，29.但治外法權似系兩方互用，英國領事也在意大利裁判案件，詳，Economic History of England，11th ed(London，1956)，Vol.，。主要的原因是兩方社會生活習慣相差過遠，況且又涉及信仰。如果英國能在這時候採用新時代的商業法律，那它也決不會讓郎巴德或意大利人去壟斷它的商業和農村經濟了。

　　後來的事實顯示，能夠在16世紀之末和17世紀之初，開始採取新體制的國家，是較意大利自由城市大，但又較英法為小的國家。尼德蘭聯邦(United Netherlands)，普通一般人稱為荷蘭(其實荷蘭為這國家初獨立時七省之一，今日之尼德蘭王國則有十一省)，不像意大利的自由城市一樣地缺乏宗主，卻也不像英法等國一樣地受堅強王室的管轄。所以資本主義在這國家獲得第二步的立腳點，也可以證明歷史在它長期的發展中，仍有它合理的程序。

　　尼德蘭或低窪國家(Low Countries)包括今日之荷蘭、比利時和盧森堡，因為地處北海之濱，在歐洲形成封建社會的時候，是一個不大值得注意的地方；因此到中世紀之末，本地市鎮居民自治力強，很多封建的宗主，承認這些市鎮享有特權。12世紀之後這些市鎮普遍地建立城垣，封建諸侯在這些市鎮以「自動貢獻」的名義獲得一些財政上的資助之後，仍讓他們保持司法的自由。

　　當日不成文法，一個穡夫逃出莊園，在城市裡住了一年或一百天，即成為「市民」(burgher)，在低窪國家之內有時只要四十天，就可以獲得這種特權，An Economic History of Low Countries，800-1800(London，1977)，低窪國家內封建力量薄弱可見同上，pp74-75；MMPostan，ed.，Cambridge Economic History of Europe，，(Cambridge，1971)，p337.。歐洲貨幣普遍地流通之後，物價成直線地上漲，很多封建制度上的力物義務，已經以金錢折代的，無法調整，只引起莊園貴族的力量更為薄弱，而市民的力量更為高漲。同時各市鎮的成文法和不成文法以它們自己的習慣做主，也展開了一個千差萬別的情形。

　　15世紀時，低窪國家全部為勃艮第(Burgundy)所得，而勃艮第的領域又牽連到今日德法間的一部分，在地圖上看來，也很有在德法之間，造成一個第三王國的趨勢，所以它的主持人，希望在全境實施中央集權，於是組織新法庭，遣派法官，全面抽稅。只是開創伊始，大公爵戰死。1477年留下一位女公爵瑪琍年方二十，於是低窪國家很多市鎮，集會於根特(Ghent)，向瑪琍提出一種文件，叫做「大特權」(Groot Privilegie)。內容與英國之「大憲章」(Magna Carta)比美。其中規定最高法庭對各地有能力自行裁判的案件不得過問，女公爵不得于未獲取各市鎮同意之前對外宣戰或對內頒發新稅令，不得派遣非本地人為地方官，甚至女公爵本人的婚姻，也要經過市鎮代表的同意John Lothrop Motley, The Rise of the Dutch Republic(London，)，。當時瑪琍出於無奈，只得接受。這樣更增強了各地區自治的趨向。

　　一到16世紀，低窪國家經濟的發展，有了更顯著的進步。弗蘭德斯的毛織業和阿姆斯特丹之成為主要的港口，已經增加了這地區的重要性。此時神聖羅馬帝國的查理第五，一心要掌握全歐，也認為低窪國家是他祖傳家產，又揭開了反宗教革命(Counter Reformation)的旗幟，於是以排斥異端的名義，增強對各地方的控制。這樣就把低窪國家的政治、法律、經濟問題和一個思想信仰的問題，連成一串了。

　　查理第五在1550年發出的敕令，至今仍能令讀者感到戰慄。內稱凡印刷、抄寫和傳播路德、卡爾文、茨溫利(Zwingli)等離經叛道的文件的人，一律處死。即未經批准，私自閱讀《聖經》，或在公開及私人場合之下講解《聖經》的也處死。如果觸犯這罪條的人表示懺悔，則男子斬首，女子活埋，要是不懺悔的即綁在木樁子上燒死。查理第五還說是因為他被其他政事羈絆，沒有將這敕令全部付諸實施。但是一個目擊其事的人提出，在1546年，即敕令尚未頒佈之前四年，僅在荷蘭(這是荷蘭省，不是尼德蘭國)和弗裡斯蘭(Friesland)兩省，因觸犯異端的罪名而喪生的，已逾三萬人 Motley，113-114，254-257；其實查理第五已於1529年發出類似通令，唯其時尚未任皇帝，見Emile G Leonard. A History of Protestanism, Joyce MHReid譯自法文(London，1965—1967)，VolII，pp77-78.。

　　查理退位之後，菲力普第二繼承，他立即重申前令，並且於1560年在低窪國家設立新主教區(bishoprics)。所謂「西班牙的大訊問」(Spanish Inquisition)已經開始。以後的事經各種教科書載明。當阿爾瓦(Alva，或Alba)被任為軍事總督之後，他在低窪國家內有執掌民事之大權。在他恐怖政治之下，喪生的又有一萬八千人，也包括了當地一部貴族。因為西班牙軍隊需用給養，則就地增設物品銷售稅，值百抽十，一件物品轉手十次也被抽十次。於是激起普遍的抵抗。荷蘭於1581年宣佈獨立。因為英國的資助和同情，菲力普即派遣艦隊征英。大陸上的戰事纏綿，直到1609年才簽訂停戰協定，至是西班牙已事實上承認荷蘭的獨立。而正式的承認，則要在三十年戰爭之後，去荷蘭之宣佈獨立已有六十八年，距他們開始武力抵抗則有八十二年。

　　從一個研究資本主義形成的角度上看來，這一段歷史，有數點值得考究之處。荷蘭成為一個獨立的國家，以後確實進入了資本主義的體制。但是這獨立戰爭之間，階級鬥爭的成分淡薄，或者根本即不存在。低窪國家尤其是荷蘭，不是封建制度根深蒂固的地區，當抵抗西班牙戰事發生的時候，當地貴族與平民一齊參與，實際成為一個民族戰爭。只是根據一個目睹者的報告，戰後倖免的貴族，家產蕩然無存，雖然想保存昔日的派頭，實際上他們已成為城市裡紳商的雇員Herbert H. Rowen, ed., The Low Country in Early Modern Times(New York，1972)，pp221-222。而荷蘭之能向工商業躍進，大半由於戰事所賜。安特衛普(Antwerp)的港口既為西班牙軍所破壞，阿姆斯特丹的地位，因之增高。大批技工員匠，又在戰事期間北遷，於是荷蘭的紡織業及冶金業獲得顯著的進步。這些因素擺在市鎮居民地方自治的背景上，就已造成資本主義體制之典型。況且荷蘭的農業向來專業化，畜牧重於耕耘，更有增進水上交通發展商業的必要。

　　至於宗教思想與資本主義形成的關係，不易論斷。只是認為卡爾文派提倡的「定命論」(predestination)立即可以構成資本主義的思想，考之于荷蘭獨立戰爭的事蹟，不盡符合。低窪國家之抵抗菲力普仍有天主教徒參加。西班牙的大訊問，也不是純粹在信仰上的虔誠著眼，而是準備設立新主教，以天主教的紀律鉗制居民，實行中央集權。與新教的衝突，主要在後者提倡「凡信徒即是神父」(priesthood of believers)的說法。

　　領導荷民抗戰的威廉(William the Silent)即由天主教徒改為路德派後才再改為卡爾文派，荷蘭獨立的形勢甫告穩定，卡爾文派內即因定命論的解釋發生爭執，他們的教堂(Reformed Church)仍不許放債者參加他們的「聖餐」儀式，大學內仍不給予這些人學位。而且各種神學家，也可以把定命論作不同的解釋，以支持他們的政治思想。直到荷蘭和弗裡斯蘭兩省宣稱教堂不能干涉銀行之事，而執政慕黎斯王子(Maurice of Nassau)也說：「我也不知道定命論是藍是綠」，這種糾紛才漸告平息R，Religion and the Rise of Capitalism(New York，1926)，；Row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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