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對「資本主義」的認識(5)

　　我們研究資本主義形成時，如果先用歐洲大陸的資料作基礎，則看到市民向封建君主要求自由，有由一個單元的社會嬗變到多元社會的趨勢。但是從地中海內資料著手(事實上這也是資本主義發生的正確歷史程序)，則可以從威尼斯的歷史中，看到一個商業的組織，在一種特殊環境下獨立自主地成長，而且它罷斥與它不相容的因素，用不著革命，也自成一個單元社會，凡事以商業為始終。

　　寫威尼斯歷史的人經常提出兩點好像自相矛盾的特徵。一方面是它的民主制度，如「統領」(doge)由選舉而誕生，有選舉權的四十一位貴族，自成一集團(electoral college)，執行此特權時用秘密投票(secret ballot)。又有參議院(senate)和眾議院(general assembly)。而經常獲得公意的辦法，是幕後徵集意見，有如caucus或利用streering committee。另一方面則是實施特務政治，密探的活動廣泛，對謀反的立法嚴格。其實兩點都可以用威尼斯單元的商業組織解釋。威尼斯的民主，並不是以民主為目的。而是在商業眼光下，凡事都可以用數目字計算，所以只要集思廣益征得與這城市商業共利害的人士參政，權力的分配又和財力的分配相似，則政局可望穩定。

　　然則在擴充商業，掌握制海權，和動員作戰間，不見得所有的決策都符合十萬人的公意，所以政府對一般民眾，不免疑忌，而最怕敵國煽惑。好在威尼斯最大的工業——造船業——始終受政府密切監視，其他工業如五金業、肥皂工業，員工分散可以通過工會管制。而且社會流動性不算，匠工寡婦，只要稍有積蓄，也可以用他們的本錢，以股份(colleganza)的方式投資于貿易，海員也可以附帶經商。所以過於誇張威尼斯的民主，和當日情形不能相符；過於強調它的特務政治，也與事實相違。

　　有一位現代作家稱歷史上的威尼斯是「一個沒有領域的城市」和「一個商人共和國」。「它的政府即是一個股份公司。它的統領就是它的總經理。它的參議院，就是它的董事會。它的人口，就是它的股票所有人」Edward P. Cheyney, The Dawn of Modern Era(New York，1936)，p11。雖然比喻得過分，卻可以讓讀者立即窺見到這組織後面的真性格。這種性格也可以代表初期資本主義的精神。

　　威尼斯的做法，不是其他意大利自由城市可以仿效的。以佛羅倫薩(Florence)為例：「它的經濟基礎，在許多方面較威城佔先。它在一千三百年之前，就成為一個紡織工業的製造中心。它的銀行業，也很發達。在1422年，這城中的新市場就有七十二家貨幣交換的商店。它的銀行家也在歐洲各國家內為皇室貴族和各地主教做財政的經紀人。一部業務，即是將教會的收入匯劃與教皇。但是佛羅倫薩為陸地所包圍，因地主則牽涉到農業社會的因素，因製造業就牽涉到很多工業社會的因素，所以起先就有製造商與當地貴族的衝突，在教皇與神聖羅馬帝國爭權之時也不能採取中立。」茲後佛羅倫薩被投入「政治的試驗管」，曾經體會到「貴族掌政、暴權政治、中產階級與無產階級的衝突、有限制與無限制的民主、假民主、一家專政、薩沃那洛拉(Savonarola)的政教合一、混合政府，終至於美第奇(Medici)的獨裁」Cheyney，p42；Burckhardt，The Civilization of Renaissance Italy，，102；Oliver CCox, The Foundation of Capitalism(London，1969)，pp143-144；Leonardo Olschki, The Genius of Italy(Oxford，1949)，。

　　在這情形之下，沒有人能說佛羅倫薩已進入某種「主義」的體制內，它既有「資本主義」的因素，也更有「共產主義」和「國家社會主義」的因素參見Lauro Martines，Power and Imagination: City States in Renaissance Italy(New York，1979)，他的解釋是指出佛羅倫薩各種複雜的政治思想與文藝復興的關係。。可見單是有商人和商業資本，不能構成資本主義的體制。縱使生產關係超時代的發展，在14、15世紀之間，就有了資本家與城市無產階級的對立，也不一定能構成資本主義的體制。在這時候，我們才更領會布羅代爾所說，「資本主義之成功，在它與國家互相印證，它\[本身\]即變成了國家」Braudel, Afterthoughts on Material Civilization and Capitalism, Patricia 譯自法文(Baltimore，1977)，p69.。這中間有一個「全牛」(whole hog)的觀念。

　　再回到威尼斯的歷史上，我們更可看出，初期資本主義的形成，不是由於構成國家的因素繁複，而是由於它的簡單，所以一切能用數目字管理。

　　歐洲從中世紀進展到現代的時候，當中有一個重要的關鍵則是以前的「朝代國家」(dynastic state)逐漸嬗變而為「民族的國家」(national state)。在財政的組織上講，朝代國家的世襲君主不須向全民交代，而是他們自己對國計的盈虧一身擔當。因之他們常向商人借債，有時甚至將皇家珍寶作抵押。要是可能，他們即獨斷地向臣下勒索，或者賴債不還。這些情形都不能在法律上穩定私有財產權，同時也是妨礙資本主義發展的一大障礙。現代的新式國家，則行公債。政府的盈虧，不必由君主個人負責。

　　威尼斯的政府在1160年向市內商人借得十五萬銀馬克，開世界各國政府發行公債的先例。十一年後威尼斯銀行成立，政府即承認該行得以公債的債權作發行信用票據的張本，較英倫銀行(Bank of England)同樣的安排，要早五百多年Cox, The Foundation of Capitalism，p81；Charles A Conant, A History of Modern Banks，4th ed(New York，1909)，；Norwich，op，cit.，8。兩方面的情形都和上述布教授所說「capitalism triumphs only when it becomes identified with the state' when it is the state」的情形相符。在歷史上講，這就造成一個不可逆轉的形勢。因為政府既成為了一個公司性質的機構，則民法也可以商法作基礎。舉國如是，整個社會已向資本主義的方向進行了。

　　只是威尼斯以一個捕魚制鹽的村落，還要等到造船業進步、十字軍東征、商業基礎展開之後，才徹底表現它成熟的資本主義性格。它的法律是在13世紀前期翟波羅(Giacomo Tiepolo)做統領時制定的。從1300年之後威尼斯進入了它的黃金時代，我們也可以看到這時它的法制大備，雖然永久性質的股份公司，還是以後的事。這時一宗生意的投資，或是牽涉到三兩個人，或是牽連很多人，或是幾個月結束，或者幾年結束，都可以照成例安排。現代商業的技術，如海上保險、信用票據 (letter of credit)、複式簿記、提貨單(Bill of Lading)和長期駐海外的經紀，都已產生。到1400年之後，威尼斯已有現代性的進出口商場，就是外來的人，也可以和本地商人訂立合同。生意如有糾葛，則有商業法庭之curia di petizion做主，律師由法官指派，但是也可以用私人律師，所有賬簿信件可以被傳送法庭閱核Norwich， pp155-156；Lane，pp51-52，414-417；Braudel，Afterthoughts，；Lane，Andrea Barbarigo, Merchant of Venice，1418-1449(Baltimore，1949)，p18，98，112。

　　為什麼在談到資本主義的形成，我們要扯上這麼多技術因素?這就是以前所講的，一項法律要行得通，必有思想信仰和社會力量在後面作根據。威城這樣的做法，有參議院在後面支持。這和歐洲中世紀的習慣和道德觀念大相徑庭，而它的思想信仰又能通過真人實事而行得通，這才造成了一種「主義」。這也就是說威尼斯通過了人的性格、自然法規以及治國平天下的前提下提倡資本主義。

　　威尼斯的弱點，則是它沒有生產的基礎做它商業技術的後盾，它的範圍，受島上人口的限制。後來就有1453年土耳其人之佔領君士坦丁堡，和1488年葡萄牙人之通航於好望角。這兩項事情，習慣上為歷史家認作威城中衰的里程碑。其實地中海商業之衰退，並沒有立即開始。在人文上講16世紀才是文藝復興最好的時光，威尼斯和佛羅倫薩同佔有極優越的地位。以後威尼斯衰微不振，終被拿破崙交給奧國。這也不能說是它的制度落伍，而是一個自由城市，單靠一個海島上的商業組織作本錢，到底不能長期與大陸上數量的優勢抗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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