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對「資本主義」的認識(4)

　　現在事後想來，我們把這一段研究暫為擱置，在時間上不算是一個完全的損失。恰巧在這時期之中，尤其是1976年，周恩來和毛澤東相繼去世，「四人幫」被拘禁，中國開始反省「文化大革命」，這是給歷史家看清局勢的一個絕好機會。寫歷史的人也像遊山水的一樣，要是順江而下，看清了河流入海的過程，回顧上游的山脈形勢，則對其組織結構，更多瞭解。這也就有如前述熊彼德所說，把今人現在的地位解釋得合理化是同出而異途。我們觀摩歐洲資本主義的形成，是從中國的立場出發。倘使我們對中國更瞭解，同時也在觀察歐洲的時候增長了眼光的縱深。總而言之，我們既已糾纏於一個歷史上的大題目之間，則我們身處其境的情勢愈澄清，我們的自信心會更堅固。

　　而且我寫的《萬曆十五年》，也並不是有些人認為的一本明史專書，而是傳統中國尚未與歐洲全面衝突時的一個解剖。書中說明中國的朝廷和社會，包括法制和思想，自有它的組織和系統，做起事來，也有它特別的作風與節奏。間接上就表示與同時期的歐洲相比，這些組織與作風，與西方的系統與節奏，有很大的差別。因之也是在「有」和「無」之間，反面檢討同一問題。

　　在這幾年之間，我也常想到歐洲資本主義的事。要是資本主義的形成，不能離開法律，而法律須要有國家作主宰，則我們應該先分就國家的畛域看，不應當先把中國的萬曆十五年看成了歐洲的1587年，或者把法國、荷蘭、比利時的事和英國的事籠統敘述。我已經看清了資本主義是一種組織和一種運動，而且它又有一個直線式的發展，並且到了某一階段，就變成了無可逆轉的形勢，可見「時間」是一個很重要的因素。李約瑟和我，又認為資本主義的形成和文藝復興及宗教革命有關，有前面所說的銀行出現的次序為證，那我們何不也將資本主義的形成同樣分作三段，從意大利到北歐再集中眼光於英國?這樣一來，我在1975年寫下的一段，說到現代商業組織的三個條件，可以當做我們的檢查單(check list)用。只要我們把這三個地區達到這商業組織的程序按時間記下來，就應當對資本主義的形成，有一種明確的線索了。

　　1978年我第四次去英國的時候，在行李中帶著三十多本書和一大堆草稿。這時候李約瑟交卸了凱易思學院院長的職務，他的新辦公室喬遷到劍橋火車站不遠的波克蘭茲街 (Brooklands Avenue)，稱東亞科學史圖書館。這圖書館現屬「李氏研究所」(The Needham Research Institute)，新地址在劍橋雪爾威斯特路8號(8 Sylvester Road)。——編者注我們綜合歐洲資本主義形成的未定稿，由我起草，每週讀過，經他批評後修訂。事實上意大利這一部分，只用了威尼斯做代表，北歐的一部分，則用荷蘭共和國(The Dutch Republic)的情形概述，但是我們覺得這樣已經符合我們的目的。只有英國的這一部分才比較詳細。1981年9月23日李博士在上海演講，說到我們對這問題已有新看法，後經當地《新民晚報》提及。

　　我最近一次看到李公，還是1983年在紐約。據他的計劃，這批材料將來還是要收入《中國科學技術史》卷七裡面去，至於如何收納，現在還沒有決定。我從第一次遇到李公，就主張只用我的草稿做根底，要他自己訂正重寫，因為《中國科學技術史》雖然是一種學術上的著作，其寫法仍有個人風格。他的英文長達四五行一句，卻又念來流利，也是沒有人可以效尤的。只是李約瑟收集了此書的材料卷五、卷六部分，越來越多，原來一卷是一本書，現在有的一卷四本，一卷六本，還仍在繼續膨脹，連他自己也說，「有幾何級數的姿態」。最近甚至書數倒出，節三十三出版於節三十二之前，他又說「這是道家的自然而然」。

　　我和李公有約，則是我也可以利用這草稿，作我個人出版和演講之用，但是總要申明其原底稿出自《中國科學技術史》。事實上我和他在1972年開始每週星期六下午在劍河旁邊散步，至今已十三年，也很難說哪些意見是他的主意，哪些由我參入。所以在寫這篇文章的時候，就覺得把我們這段奮鬥一併寫下，才容易讓讀者看出這問題的複雜。並且在評介之間，也可以說明我們自己達到未定稿的思想層次。也算是在貢獻一個不同意見之前，對我們自己的立場有了一段交代。

　　但是未定稿仍是未定稿。我這篇文章雖用1978年的資料作底，也加入了一些新意見，所以仍是文責自負。這樣我有《中國科學技術史》的洋洋大觀撐腰，卻不受其作者的拘束。但是一個明眼的讀者，在歎賞李約瑟博士慷慨之余，也一定會瞭解到一個突破環境首先著書的識見度量，和茲後搜集資料，解決技術問題的工作，迥然不同。只是我既做後者的工作，現在又因時間上的需要，為這篇評介的文章，就在已經複雜的場面中添入更多的複雜了。

　　提到資本主義形成的作家，雖說意見分歧，卻有一點共通的看法。從馬克思到桑巴特，從皮永恩(Henri Pirenne)到布羅代爾，都承認它歸根溯源始於14世紀前後的意大利。其間的原因很多，如羅馬法受了早期商業的影響，不受歐洲中世紀封建社會所束縛就是。但是事實上一個更重要的因素，則是教皇與西羅馬帝國爭權，意大利半島上好多城市，在此兩方顧盼不及之間獲得自由。其間取得一馬當先的地位者則是威尼斯。

　　這城市處在亞德裡亞海的末端，構成西歐大陸和東羅馬帝國間的一個樞紐。又因為它在一個「海沼」(lagoon)之中，和大陸有兩英里半淺水之隔，所以受大陸的影響小。簡略地說來，威尼斯的人口從14世紀以來至現代，長期的穩定，總在十萬內外。雖然黑死病使這數目急劇的減少，卻又能有計劃地招募移民抵補，後來縱有現代生活的條件，也不像別的地方一樣，會成直線式的上升Frederic C. Lane, Venice: A Maritime Republic(Baltimore，1973)，pp20-21.。

　　威尼斯的貴族，有些能追溯族譜，算是大陸上的大地主。但是在13 世紀之後，都是島上的巨商大閥，沿成例操縱城中政治。並且他們又常與平民結婚，子孫的社會地位，由父系決定，這樣造成了社會地位的流動性。有時平民也能因軍功提升為貴族，譬如1381年在打敗熱內亞之後，一次就有三十個平民因各種勳績成為貴族，內中也包括小商人和工匠。此外威尼斯政府，又特別提出一項公款，去津貼沒有經常收入的貴族Lane，pp252-253；John Julius Norwich, A History of Venice(New York，1982)，pp257-258;Jacob Burckhardt, The Civilization of Renaissance Italy，Middlemare譯自德文(New York，1958)，Vol I，。所以威尼斯的貴族，通常在一百家至兩百家之間，雖然有時也分派系，發生衝突，大致上仍是一個很穩定的集團。

　　迄至15世紀，威尼斯沒有農業的基礎，它的糧食來自意大利南部、西西裡島，甚至遠至小亞細亞和黑海之濱。它寧願做糧食的轉運商，無意自己經營農業，所以後來雖佔領在大陸的領土，卻不受大陸農業社會的影響。通常在大陸用兵以雇傭的軍隊(condottieri)為之，佔領下的城市，也讓他們自組公社式的政府。但是海外殖民地與商業攸關，則全力經營，不遺餘力，也不讓本地人預聞。克裡特(Crete)島為威尼斯參加十字軍東征的「戰利品」之一。威尼斯人在這裡經營了幾個世紀，他們也經常與本地人衝突。

　　歐洲從中世紀轉變到近代的時候，一個妨礙商業發展的因素，則是天主教會對「高利貸」(usury) 作極廣泛的解釋，12世紀之後，連一般信徒也受限制。但是威尼斯的商業習慣，早已奠基於此時之前，所以對這些禁忌，置之不顧。名義上教會仍受教皇約束，但是威尼斯的天主教堂則依據傳統屏聲息氣於本地政府羽翼之下，各市區的神父尚是由居民推舉。教皇曾數次與這自由城市衝突，也曾將全市「開除教籍」 (excommunication)不止一次，但是始終無法改變這城市的獨立作風。

　　威城的主要工業限於造船業、食鹽的煎曬和玻璃工業。本地的紡織業曾一度出頭。但是因城中缺乏不含鹽分的清水，製造不便。15世紀以前出口的織品，多為米蘭(Milan)及路卡(Lycca)所制，而非土產 MM Postan and EE Rich，，，(Cambridge，1952)，p351，393。

　　這城市裡的各種手工業，可以組織工會，但是海員卻不許有這樣的組織。而且海軍的兵員徵集于全市的市民。徵兵的方法，預先將壯年的男子組成十二人的集團，並且早已編排了被徵召的次序，有需要的時候就按次序地應召入伍。威尼斯最強盛時，經常維持了一部有力的海軍，其艦隻之galley，在中國俗稱「蜈蚣船」，因為每船有一百五十人至二百人為劃槳手，兩舷槳數之多，有如多肢的爬蟲，取它的行動迅速，而且作戰時這些人員也投入戰鬥。我們一般從電影小說得到的印象，則是劃槳手都是奴隸及囚徒，但是在威尼斯，這種辦法開始於16世紀中葉，其時這自由城市，業已中衰。在它最強盛時，所有的水手，都是自由公民。我們要如此不厭其詳地講到這些細節，目的是要強調這自由城市舉國皆兵的形態。而且威尼斯最重要的商業又是國營，商船又經常組成護航隊，所以商業艦隊與海軍的關係，極為密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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