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對「資本主義」的認識(3)

　　我們所做的工作，純靠經常接頭，在劍橋，我們每週討論一次，連引用書目和寫文章應用的字眼(vocabulary)都是在喝茶和散步之間決定的，這就不容易在橫隔大西洋的距離下繼續了。

　　布羅代爾教授在他的著作裡提及：「資本主義」這一名稱，雖經無數學者再三爭駁辯論，卻從來沒有產生過一個公認的定義。首先對這名詞作有意義的使用，似為蒲蘭克(Louis Blanc)，事在1850年。馬克思，即從未提及資本主義。(馬克思用「資本家」、「資本家時代」和「資本家的生產方式」等。)這名詞被廣泛使用，還是本世紀的事。已經有些人，覺得這個充滿政治氣氛的字，一再濫用，實在是不成體統，主張凡是「有自尊心的學者」，應當將這字擯斥於他們字彙之外，永不使用。布教授就此也說明，這建議雖好，其困難就是找不到適當的替身。此字若被禁止，則會在歷史上留下一個大黑洞。

　　我們在1975年，還沒有看到布教授此段解說，卻早已看到英國歷史家克拉克(Sir George N. Clark)所說：「用資本主義這一名詞去籠括現代經濟制度，是19世紀中葉社會主義者所發明的辦法」Braudel, Civilization and Capitalism 15th-18th Gentury, Ⅲ, The Wheels of Commerce, Sian Reynolds譯自法文(New York，1982)，pp，The Seventeenth Century，2nd ed.(New York，1947)，p11.。至於這名詞沒有適當的定義，我們既不能抄襲前人，又無法避免這一個題目，則早已目睹而身受。我離英返美的前夕，曾根據我和李博士以前發表的文章延伸而寫下這麼一段：現代商業習慣，注重資金活用，剩餘的資本必須通過私人貸款的方式才能此來彼往，因之得廣泛的流通。產業所有人又以聘請方式雇用經理，因之企業擴大，超過本人耳目足以監視的程度。而且技能上的支持因素，如交通通訊，還要共同使用，這樣商業活動的範圍，才能超過每個企業自己力所能及的界限。

　　這三個條件以英文節錄則成wide extension of credit, impersonal management and pooling of service facilities。其重點當然是著重於商業資本。現代歐洲商業資本的發展，遠在工業資本之前，這是顯而易見的，即使馬克思和恩格斯寫《共產黨宣言》，仍重視國際貿易給「資本家時代」形成的影響。我這一段沒有直接指出的，則是上三個因素能夠繼續展開，全靠信用，而信用則不可能沒有法律支持。法庭的維護還不算，甚至警察權(police power)的行使，也仍要保障私人合同裡處理這上面三個條件的安排。所以這法律的後面即有一個國家的陰影。很多中國和日本的作家，寫到資本主義的形成時，不顧及成文法和不成文法保障商業的作用，好像資本主義可以單獨由商人一手造成，這樣就把中國近代史和歐洲近代史裡一個顯著的差別一筆勾銷了。

　　我們這樣的解釋，也不是不重視思想。資本主義之成為一種主義，則必有其意識形態。只是「資本主義的精神」務必透過真人實事，才能算數。以上所說政府耗費自己的人力物力，去強迫執行私人簽訂的合同，可見社會的風氣業已改變，也就是大多數的人，認為這信用一事，不僅是訂約兩方的利害，也直接影響全社會的福利與安全。所以韋伯一方面闡釋資本主義的精神認為賺錢不是壞事，而是好事。在這精神之下，賺錢不僅是手段，而且是人生的目的；也不受傳統「適可而止」的警惕所限制，而是越多越好。可是韋伯並沒有忽視社會組織。

　　他提到資本主義的特徵，曾縷述企業和家庭分離，記帳有組織和條理，公司財產與個人財產在法律面前分割，貨幣和信用經常聯繫。講到資金活用，他又直接地說出：「你付一年六鎊［的利息］可以擁有一百鎊的錢存在手頭活用，只要你有誠實謹慎的聲名。」他更牽涉到法律的重要。法律不僅要確實，而且要徹底。在這時候韋伯更立竿見影地指出：「現代合理化的資本主義，不僅要有技術上生產的能力，而且還要有能讓人預為籌算的法制，並且又能經理正式的規則。」他又提出警告：「過於麻煩的法律和無法強制執行的法律，必淪為死法律」這些要點見於The Protestant Ethic and the Spirit of Capitalism, Talcott Parsons譯自德文(New York，1930)，，48.括號內二段依次序見於p50及，以及「作者自序」，p25.。

　　這些條件已和我們以上草擬的一段沒有實質上的區別。何以麻煩的法律和不能強制的法律要淪為死法律?法律的實施，必有社會的強迫性(social compulsion)做張本。也就是十之八九的情形，人民已自動願意照立法做事。所行的事，要不是已有成例，可以算作合法(legal)，則是兩方認為公平(equitable)，其關鍵則是立法已和一般人民的日常生活吻合，有時縱要法官評斷一二，也只算特殊情形。倘是凡事都要開庭審問，追究成例，派法警，出傳票，貼封條，那也就是國家體制和社會情況脫節了。長期如此，則這國家必陷入內戰的狀態中去了。

　　韋伯用清教徒的文字作基礎，清教派則為16、17世紀英國歷史上的產物。從他的寫作中，我們也可看出在資本主義這一個大題目之下，思想、宗教與法制及經濟互相銜接。我們覺得單獨用思想作研究資本主義的線索，容易誤入迷途。但是有了這樣一個互相關聯的觀念回頭去看思想史，同時又將16、17世紀大思想家的寫作綜合地看去，則又可以對資本主義的體系，多一層認識。

　　從這些觀點看過去，馬基雅弗利(Machiavelli)、霍布斯(Hobbes)和洛克(Locke)對資本主義的形成，都有相當的貢獻。我們雖不能稱他們為資本主義的思想家，但是他們的唯物主義、個人主義和歷史主義(historicism)反映著16、17世紀的思潮。這思潮透過文藝復興、宗教改革和建立新興國家(formation of national states)的階段結晶而為「勞力價值論」(labor theory of value)。初看起來他們的思想有互相衝突之處，而骨子裡，卻有能前後銜接的精髓。

　　馬基雅弗利首倡唯物論，人類歷史只有已經存在的事物才能算數，要是不能生存，縱你說得道德高尚，仍是鏡花水月。霍布斯相信人性為惡，你也不能勉強把它說得為善。自存自榮既是天賦於人的一種本性，那也不能怪繼續這種功能是違反天意了。洛克糾正了霍布斯的悲觀，認為天賦民權仍可以在經過公意而組成的國家內保全，不一定要暴權政治。但是他的私利觀，卻和霍布斯的很少區別，他的勞力價值論認為天生萬物以養人，原來是全世界的資源，供全人類自由採用，只是某一個人將他自己的勞力與天生的資源混合，則成他的私產。私人財產與天賦民權互為表裡，那也就不應當受皇權的侵淩和中世紀傳統道德的拘束了。

　　我們站在局外人的立場，僅只用三兩句話把這些思想家的觀感概括說出，也感覺得到這樣一個思想系統的輪廓龐大，它提到自然法規、人的性格和政治生活的真意義，而後面卻又挾帶著個私人財產權不能侵犯的宗旨。三位作家發表著作的時間前後亙二百年，卻又還保存著這樣的一個直線式的發展(linear progression)。這也就表示資本主義非一時突發的衝動，中國的思想史裡就沒有一個類似的運動。

　　不僅「楊朱為我」只有曇花一現不能相比，好多近代中國作家找到明末清初有些思想家偶爾發表的文字，提及經濟政策應當稍微開放，商人對社會的貢獻不可全部抹殺，個人的私利無法洗刷得一乾二淨，都不能和西方同時的革命思想相比擬。講得徹底一點，此時西方資本主義的思想是通過「正心誠意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大範圍之下，有組織有系統地提倡資本主義，而不是偶爾地、稍微地，或曇花一現地提倡資本主義。

　　讀者看到這裡，也可以想像我們在70年代的中期，給我們自己找來的麻煩了。我們還沒有把自己的立腳點看清，就冒失地溜進了這個「資本主義」的大黑洞裡去了。我們看到馬克思埋怨一個倫敦麵包烤房每日工作十六小時還不算，竟要工作二十小時。我們也看到桑巴特的論文有如賀閣茲(Hogarth)的油畫，也像薩克雷(Thackeray)的小說。我們雖已知道資本主義這個東西是一個連亙幾個世紀，產生劇烈的變化，牽涉到好多國家的大怪物，甚至已經看到它的大輪廓卻又無從說明它到底是飛禽，還是走獸。主要的困難則是這大題目不受學院門系的限制，而是 inter-disciplinary的一種題目，所以不容易找到適當的程序，將這千頭萬緒的因素綜合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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