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對「資本主義」的認識(2)

　　說到這裡，我們也可以引用經濟史家熊彼德(Joseph Schumpeter)所說，歷史家鋪陳往事，無不要把今人現在的地位解釋得合理化。以上寫作的專家或贊成資本主義，或反對資本主義，或者有些地方欣賞資本主義，有些地方否定資本主義，都不出於「內在人」(insider)的立場，這就和我們準備採取一個獨立的外間觀點有很大的出入。因為著眼的不同，也影響到技術上對材料的取捨，尤其對它們的綜合程序可以彼此相徑庭。

　　比如說李約瑟和我對於法國歷史家布羅代爾(Fernand Braudel)有相當的景仰，他和第二次大戰中喪生的蒲拉克(Marc Bloch)等提倡「全面歷史」(total history)也和我們寫作的大歷史相似，又不帶政治成見，而他搜集材料的豐富，使我們的輕率簡陋自愧不如。但是布教授採取歐洲的觀點，認為資本主義的各種因素早已落地生根。我們則覺得在世界歷史上講，資本主義仍是一個方興未艾的運動，並且這運動由海洋性的國家作先鋒，它的組織和大陸性的國家不同。所以布羅代爾將中國和其他大陸國家商業上的習慣因素分成小條目，編插在歐洲事物章節之後，和我們所說「時間上的匯合」，亦即是timing完全不同。我們採取最簡捷的解說：中國明朝萬曆年間一個商人有一千兩銀子的資本和同時間一個荷蘭商人有一千兩銀子，在資本主義形成的歷史上講，因兩方社會結構不同，可能有霄壤之別。

　　我們也知道，關於資本主義形成的這一問題，馬克思的著作予後人的影響極大。今日我們讀《共產黨宣言》，仍覺得好像歐洲封建制度一崩潰，資本主義即取而代之，其實這兩件事相差好幾個世紀。現在倫敦北部，有一個叫聖阿班司(St. Albans)的地方，今日已和大倫敦連成一片，以前曾為莊園。黑死病(Black Death)之後，人口突然減少，當地的穡夫(英國的serf譯為「農奴」極不妥當，英文中這字與villien並行，實際為「村民」和「鄙夫」。今音譯為「穡夫」，因與以下說及英國土地制度有關)乘機將莊園記錄銷毀，這件事情被視為莊園制度(manorial system)崩潰的具體化，時為14世紀中葉，等於中國的元朝末年，而英國的封建制度(feudal system)之瓦解則較之還更早。

　　下面又有一個例子，即是劍橋正西約二十英里的地方，有一個叫聖尼亞茲()的小鎮，地處歐士河(Ouse River)河濱，在伊莉莎白第一的初年，這地方一個有力量的鄉紳，曾投資將土地填平，裝設柵欄，蓋成了一個農作物交換的市場，鼓勵附近的農夫來此交易，他就按產品入場抽稅傭。一時生意鼎盛，也沒有人問他是否擁有地產主權、獲得市場的執照，只因為這還是青黃不接的時代，這兩件事也是可有可無之間。這位鄉紳也賺了一些錢，又將這市場頂租與人，直到接替人的第二代才有人告狀，說是在該處抽稅傭無歷史的成例，事屬違法，敘此事的書，也未提及訴訟下文關於黑死病與英國土地制度的關係見Theodore Plucknett，A Concise History of the Common Law 5th ed(London，1956)，，311.聖尼亞茲的事蹟，見Joan Thirsk，ed.，The Agrarian History of England and Wales，Ⅳ，1500-1640(Cambridge，1967)，。我們都知道當日這種事例尚多，也就是以前農作物以平價公買於本地固定的市場這一習慣，業已發生動搖。然則私人交易［(private marketing)和公開交易(open marketing)相對］及城市資本(urban finance)的侵入，卻剛才發軔，還沒有成為普遍的風氣。李博士和我對這事感到興趣，曾開車到歐士河邊眺望，以滿足我們對歷史的好奇心。

　　只是此事發生於16世紀的60年代，在中國已屬嘉靖末年和隆慶初年，和前述聖阿班司在中國元朝的事蹟，相去逾兩百年。而聖尼亞茲和聖阿班司兩地的距離，又只有五十多英里。一事是封建制度早已崩潰，另一事是資本主義尚未登場，其間的醞釀，有這樣長的時間，也可以想像資本主義的形成，一定還要透過很多的因素，採取相當曲折的途徑，馬克思派學者過於簡化歷史，不能對我們作有益的指導。很多中國作家受他們的影響，還要一再縷列中國經濟在某方面特殊的發展，也不顧後面有沒有組織系統，勉強說成一個「資本主義的萌芽」，等於小孩子不叫做小孩子，提升為「預備成人」(preadult)，以便更加速地縮短這段時間上的距離。

　　如果用「資本主義的精神」作研究的起點，這對我們更覺得抽象而浮泛了。中國思想中有無數的例子，要是不顧社會結構的共通關係，可以和外國思想家前後幾百年幾千年隨便亂比。有如「楊朱為我」，可以當做唯物主義和個人主義的開山老祖，這對我們講更不足為法了。

　　要是我們對旁人的解說如此吹毛求疵，難道我們自己的特殊立場不會被攻擊?這批評是無可避免的。可是本文一開始就提及，我們牽扯到資本主義這一題目，實因與中國科技的發展(或是缺乏進展)有關，起先也沒有顧及資本主義是好是壞，完全是站在中國的立場，採取了一個「無」的心情，去觀摩一個「有」的境界。有很多學者，在這題目內起居了好幾十年，他們認作當然的事，我們卻認為奇特；他們認為無關宏旨的地方，對我們卻有實踐的意義。我們覺得他們對資本主義的解釋，總是太局部。這當然不是我們心智靈巧，或者是道德高尚，所以能用新解釋作工具，去「罷免」已有地位的作者。

　　1975年夏天，李博士從加拿大講學後匆匆回英，他還沒有擺脫現代飛行的勞倦(jet lag)，我就跑去告訴他，從現有文獻中，我們無法直接地引用有關資本主義的文字去解釋中國科技發展與否。如果我們仍要在這問題上下工夫，只能以很多作家的引用書目作線索，倒看回去，完成我們自己對歐洲資本主義演進的看法。表面看來，這和《中國科學技術史》卷七節四十八想做結論的目標越扯越遠了，也只有知道李約瑟習性的人，才能向他作此建議。此公富於幽默感，有小孩子脾氣，我們孩子培樂小時，李公常彎腰蹲在地上用食指在他鼻子上從上至下摸擦數次，也讓培樂在他鼻子上如法炮製。可是他做事看書的認真，卻又連他的至親密友都覺得凜肅畏懼。因為他從小嚴格的訓練自己，不僅一部書和一張紙片有一定的地方，甚至他的肢體筋肉都要照工作的程序發生最大效用。工作的時候不開玩笑，耳目都不旁顧，對時間絕對重視，他常常對我說：「要是我還有五十年就好了!」

　　另一方面是一個問題沒有找到適當的解決，李博士是決不罷休的。有時他會像中國人所說的「結繩為記」一樣地把他的手巾打一個結，直到問題解決才解松它。他對上述問題也不是沒有切身的經驗。前述的陶蒲，也是他的朋友。對這問題寫了一部書。現在牛津大學執教的伊懋可(Mark Elvin)，在做學生還沒有成名的時候，就經過李公賞識。他們幾十年前的通信，還在他的檔案中。我和他談論的時候，安德生(Perry Anderson)新著一本《極權國家的世系》(Lineages of the Absolutist State)也和這所講的大問題有關係，書中也一再提到李公。此公對於節四十八的重視，是不言可喻的。這次我和他的談話不長，但是李約瑟對我全面撤退，重新再來作有系統搜索的建議衷心地支持，以後我回美之後，他還一再由英國寄給我應看的書籍。

　　只是這樣一來，以前對我們作經濟支持的兩個文化基金，對我們要求繼續資助的請求，就不能通融了。過去他們對我們聯名的著作，還很熱心，現在聽到我們要在研究中國科技之間順帶地牽涉到英國土地制度和法庭程序，就覺得這種建議，總有些荒唐。而且我們的建議也要由專家評議，這些專家無法體念我們的困難。他們總是說：你們是漢學專家，要是你們做你們份內的事，我們甘拜下風，要是你們溜出你們專長之外去班門弄斧，那我們就不敢領教了。我們又解釋我們的目的無非用一種不同的看法，去重新安排已有的材料，庶幾所得的結論，平易近人，符合實況，與《中國科學技術史》的作風一致，並不是重新開礦，自煉鋼鐵，另外設計地去製造機器。

　　況且李博士也曾發表過討論英國歷史的文章，而我在密歇根大學念書的時候，也選讀過十六門有關近代歐洲史的課。更不說李約瑟的凱易思學院也有好多專家，可供我們的諮詢，他的貼鄰現已去世的羅賓生教授 (Joan Robinson)是世界聞名的經濟專家，也曾看過我們的文稿，提出過修正的建議，可見我們並非完全鋌而走險，異想天開。只是這種解說終於沒有用。這時候我得到了古根罕基金(John Simon Guggenheim Foundation)的獎學金，讓我去完成明末社會側面的一本書，這就是以後的《萬曆十五年》。所以我這次從英國回來之後，除了教書之外，約一年半專注於我自己的寫作。李約瑟和魯桂珍博士于1977年夏天來美，在我們的家裡住過一晚，我們稍微提到沒有完成的研究工作，此外我們彼此都把這問題暫時擱置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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