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對「資本主義」的認識

我對「資本主義」的認識(1)

　　中國的歷史，有很多不能令人滿意的地方。旅居海外的華裔學者，大都已經領會到。但是它的組織結構之龐大，卻又要令人歎為觀止。我們翻閱二十四史裡的《食貨志》的時候，發現有些朝代用《周禮》那樣「間架性的設計」(schematic design)去組織億萬軍民，先造成完美的數學公式，下面的統計，又無法落實，就硬將這數學公式由上向下籠罩著過去，等於「金字塔倒砌」(a pyramid built up side down)。其行不通的地方，則傳令用意志力量克服。我們雖不能欣賞這蠻幹的辦法，對當時做事人的氣魄雄偉，卻又要歎為觀止。

　　還有一點則是中國思想的體系，並不是主靜的，而是主動的二十四史中的《食貨志》，鋪陳「食貨」，實際是將國計民生綜合地解釋，也有時間上流動的意義。如《明史·食貨志》提到明代「役曰裡甲，曰均徭，曰雜泛」就牽涉到不同世紀的制度，只是缺乏邏輯上的緊湊，容易使學者誤解。英國學者中強調中國思想系動態而非靜態的，有 ACGraham，他從宋代理學的辯論和唐詩的修辭裡看出來這種特徵。

　　李約瑟之評朱熹，說他：「沒有達到牛頓的宇宙觀之前，先來了一個愛因斯坦式的宇宙觀」，也和這所說的特徵相映證。文見《中國科學技術史》各種不同版本的卷二。。要是我們把二十四史倒看，更可以看出各朝代間，以及一個朝代的兩三百年中，仍有它「直線式的發展」(linear progression)。要是我們忽略這些特徵，就率爾去檢討中國近一個半世紀與歐美的衝突，其結果是不會滿意的。縱使就在故事之間加入馬可·波羅、佛郎機與呂宋，也無濟於事。因為這檢討的問題，是一個龐大的組織和另一個龐大組織的摩擦衝突。要是歷史家不顧這問題的重心，則所敘也會和顧炎武寫西洋人「喜食小兒」一樣；作史的眼光沒有參透到事物內的本質上去，已先被旁人片言隻語迷惑。

　　我之闖入這問題中，事在1972年。這時候我全家去英國劍橋住一整年，以便襄助李約瑟博士搜集有關《中國科學技術史》的材料。我的一部工作屬此書卷七節四十八。其檢討的目的，在解釋何以近代科技的突出，發生於西方而不發生於中國。李博士已經在他的書裡講過中國和西方的科技在1450年到1600年間仍有並駕齊驅的樣子，茲後西歐突出，才使中國望塵莫及。我和他通信交換意見，始自1967年，所以我和他第一次見面時，已經有了五年以上的筆墨接觸，也大致知道了他對歷史的看法，而我自己所作的《16世紀明代的財政與稅收》也脫稿不久，總算對當時中國社會經濟的情形，有了一些瞭解。但是如何能將我的一段知識，用於李公的問題上面去，就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我們也可以附和一般人所說，李公提出的問題過於散漫；但是反面的情形，則是現有的書籍文字缺乏綜合性，每一個作者，將一個小題目，分析之後又分析，博士論文，也以偏僻的題材為尚，又不顧與其他論文側面正面上的聯繫，所以很多資料加不起來。

　　在這情形之下，我們只好自己去做一段綜合工作。在中國的這一方面，只有從二十四史下手。這時要看整套全書，是很吃力而不討好的。譬如現行書籍中最容易購買和閱讀的版本，是後來中華書局出的標點本。全套二百三十三冊七萬六千八百一十五頁。假使一個學者每天看五十頁，也要四五年。況且二十四史前後文字語氣不同，內中又有很多天文地理以及孝子節婦諸種詳情，更無法做卡片索引。我們的方法是先看各書的《食貨志》。二十四史中有食貨志的計十二。

　　此外《史記》的《平准書》和《貨殖列傳》性質類似，也可以湊算是當中的一篇，一共十三篇。其中六篇已有現代作家以外文摘要解釋(此即Swann之漢，楊聯陞之晉，Balazs之隋，Twitchett之唐，Schurmann 之元，與和田清之明)。這些資料是一個很好的線索。要是一個讀者將以上五部書和楊氏論文一併仔細看過一遍，又翻閱原書各食貨志，再參考各史中其他志傳，更和今人所作各種通史和斷代史以及各種專題論文摘要比較，雖然仍是挂一漏萬，囫圇吞棗，總算是盡到一個讀書人最大的力量了。

　　其實西方歷史資料之不易掌握，也是大同小異。我和李博士第二次見面時，同到劍河(Cam River)旁邊去散步，他就和我說，以他多年讀書的經驗，深覺得歐洲的文藝復興、宗教改革、資本主義的形成，和現代科技的發展，是一種「成套的」 (package)的事蹟，一有都有，四種情事前後發生，彼此關聯。我至今還覺得這是有識者之言。一個顯明的例證，則是現代銀行出現的次序，首先於14世紀的意大利開始，次之則於16世紀盛行於北歐，傳播於今日的荷蘭與西德，再次一步則於17世紀行於英國。我們提到歐洲文藝復興時，也有Italian、 Renaissance, Trans-Alpine Renaissance和English Renaissance的層次，時間上和上述商業銀行的展開大致符合。

　　李約瑟成套的觀念，已給他書中結論賦予方針。我們可以說，西歐在14世紀至17世紀之間，產生了一個劇烈的變化，影響到哲學思想美術建築宗教經濟和社會組織，其中各種因素，互相關聯，並且這運動一經展開，就不可逆轉 (irreversible)，茲後歐洲再也不能回到中世紀裡面去。因之相形之下，中國的更換朝代，反可以看為小事了。可是至此這還是一個極籠統的觀念，和我們想一針見血地指出兩方為何這樣不同，其具體不同的地方在哪裡，是否有一個基本的原因，還是相去至遠。

　　1974年我趁學校裡給我帶薪休假的機會再去歐洲，這次又在大陸遊歷一次。李約瑟所收藏的書籍中，已有很多關於歐洲資本主義形成的文章，我也照他的指示，閱讀了一遍。我們既已決定前述大規模、長時間、又不可逆轉的變化已經牽涉了各種人文因素，則資本主義的形成，不過是這多面體之一面，而它又與卷七節四十八所揭櫫的經濟因素最接近，也和中國歷史裡的「食貨」有關，照道理這些資料應當給我們的問題作爽快而直接的答覆，事實上卻又不然。我看過李公的文獻，又到劍橋大學圖書館裡翻閱，更經常到凱易思學院(Gonville ＆ Caius College，簡稱Caius College，時李公任院長)貼鄰的幾家書店裡尋覓新書，翻來覆去，雖說增長了不少的見識，竟始終找不到一種解說，可以作節四十八理論上的根據。

　　1975年，是我第三次到劍橋，這時候我們對資本主義的形成，還沒有一個具體的看法，就不免開始感覺到焦急了。

　　陶蒲(Maurice Dobb)作《資本主義的形成之研究》(Studies in the Development of Capitalism)，說明寫資本主義的文章大略有三類。一類注重生產關係的轉變。資本主義一行，生產者開始出賣勞動力，茲後對製成的商品無法過問。(我們也可以根據一般習慣，泛指之為馬克思學派。)一類注重資本主義精神。［我們也可以說韋伯(Max Weber)正面支持這精神，唐尼(R. H. Tawney)在支持之中提出疑問，而桑巴特(Werner Sombart)反面譏諷這精神，同出於這疇範。］還有一類則注意自然經濟之蛻變為金融經濟，資本主義授權于批發商，使他們干預零售及製造事業。(我們也可以說，大凡不屬以上二類的，都有接近第三類的趨勢。)

　　為什麼這諸子百家的學說，竟沒有一個讓我們心悅誠服，足以依賴採用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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