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太宗實錄》中的年終統計(4)

　　朱棣於1402年取其侄朱允炆之帝位而代之。自1403年稱永樂元年，至1424年去世，是為永樂二十二年。除最後一年之記錄列于《仁宗實錄》外，其他二十一年的年終數字統計見於《太宗實錄》年終統計見《太宗實錄》，頁 0488，0637，0743，0898，1027，1149，1301，1426，1554，1651，1723，1812，1907，1974，2051，2117，2182，2244，2300，2363，2421，及《仁宗實錄》(臺北，1963影印本)，頁0193。。是《明實錄》中形式上最為詳盡，而形式上最為前後連貫的一套統計。茲將其中最重要的七項數字列表檢討如下，以追溯其來源與出典。

　　(A)賦稅糧《太宗實錄》中最重要的數字，為「賦稅糧」。其單位為「石」，米麥不分。永樂朝內，其記錄通常保持在3 100萬石至3 300萬石之間。特別的例外為1407年，為數不及3 000萬石，1412年超過3 400萬石，1419年的數目則在《太宗實錄》的原始抄本有兩種不同的記載。一本作22 248 673石；另一本作22 428 673石。雖其第三位與第四位數字次序排列不同，兩者都較前後各年之3 000萬以上的數字相差極大。

　　圖表一永樂年間

　　賦稅糧數額

　　（單位：百萬石）按：其實「賦稅糧」系中央政府向各省府州縣攤派之數額，理不應如此驟增驟減。學者考究之余，認為1419年之低額，應系抄寫錯誤。其原始抄本即有兩種不同的說法，可能由於檔案上字跡模糊，而抄本的校對未精，更無話說。所以多數日本學者，在和田清博士領導下集體作《明史食貨志譯注》，須要引證1419年數字時，即徑改前數為32 248 673石和田清等《明史食貨志譯注》(東京，1957)，頁145。，大刀闊斧地為之添入千萬。

　　至於1407年的突然降低，則有事實上的根據。因為1405年及1406年，永樂曾三次下令開豁地主戶絕的賦稅，據計算影響的田地達7 345 097畝《太宗實錄》，頁0636，0689，0895~0896。。而所在地區全在長江以南，以富庶的府縣占多，全國賦稅因之降低5％，至為可能。 1407年下降之後，又逐漸上升。至1412年乃突破3 400萬石的紀錄，以後才稍稍下降。據考證乃由於明帝國此時征服安南，並交阯為中國行省之一。永樂並于1408年派黃福前往定賦《太宗實錄》，頁 1043。。以後或覺得所定太高，才修正於圖表一所列。

　　可是上面的解釋，仍不能闡明賦稅實情。永樂年間數字，必須與明代全期數字一併研究，才得其真相。

　　永樂之賦稅糧，繼承於洪武數額。洪武開國未久，即於1381年酌定全國稅糧為二千六百余萬石。至1393年增至三千二百余萬石《太祖實錄》，(臺北，1962影印本)，提出賦稅米數於次：

　　1381年：26 105 251石
　　1385年：20 889 617石
　　1390年：31 607 600石
　　1391 年：32 278 983石
　　1393年：32 789 800石

　　以上見《太祖實錄》，頁 2218，2673~2674，3078~3079，3166~3167，3370。何以數字有上開的變化，尚未獲得確切的解釋。，永樂間曾有數次調整諸如上述。其調整率仍不算過劇。在明代賦稅糧額有最大的減削者，則為宣德帝朱瞻基。宣德年間明帝國內外交逼，征安南既騎虎難下，而南直隸各府縣亦逋賦。蘇州一府，賦額二百七十余萬石，積逋至七百九十萬石，近於三年額數顧炎武《天下郡國利病書》(四庫善本叢書)，611；《明史·周忱傳》作八百萬石。見《明史》1534212。。宣德既放棄交阯，又派周忱巡撫江南，作大量的減稅，於是全國賦稅由以前之三千二百余萬石，減至兩千七百萬石左右。自茲之後，全朝代二百餘年再未有劇烈的增減。如《大明會典》所列1502年為26 782 259石，1578年為26 638 412石《大明會典》；2512。是也。

　　然則此2 600萬石或2 700萬石數字，仍只有相對的價值，而無絕對的價值。因其既不能代表賦米入倉，為國家收入之數量；也不能代表稅糧之繳納，為人民擔負之數量，明代稅制，賦稅糧應由付稅人繳納於指定之倉庫。此倉庫或為附近之倉庫，或為幾千里以外的倉庫，因之計及運費及加耗「米一石」，實質上因時不同，因地不同，其價值千差萬別。有時也可以折布折銀，其折換率不因時價而高低，而系由政府憑己意而增減，如原定稅率過高，地方政府無力徵收，則以低於時價的折換率折銀。反面言之，如果政府擬局部增稅，亦不必宣揚增稅，只是將其折換率提高。中國官僚政府，行政上及經理上缺乏體系。此為一最大原因。如在司法獨立之國家，決不容官僚上下其手。據筆者估計，16世紀末葉，江南蘇州、松江一帶，其賦稅糧「米一石」，最輕者，值銀026兩，最重者值銀191兩，亦即最重者為最輕者73倍以上Taxation and Governmental Finance，p101。

　　而任意增高或降低折換率，亦不始自明朝，如《宋史》內所稱：「既以絹折錢，又以錢折麥。以絹較錢，錢倍於絹，以錢較麥，麥倍于錢。輾轉增加，民無所訴」《宋史》(中華書局1976標點本)，1744213。參見李劍農《宋元明經濟史稿》(北京，1957)，頁221。。可見這辦法已行于宋代。因之行政及經理的統計，也多名不副實。

　　此種現象可以認為官僚主義之作風者，則因為文官集團，有皇帝支持，自視其代表天意民心。只要行政設計為大局打算，對於納稅者個人，不負法律上的責任。而歐洲中世紀雖稱「封建」，其座主及附庸之間，有合同關係(contractual relationship)，這種物質條件，既有歷史成例，不容一方片面更動；更不容以仁義道德的名目，作為更變的張本。兩方如有爭執，勢必請法官及律師裁判，如此才能培養司法獨立的傳統，中國長期受官僚主義的壟斷，可謂未曾經過這種階段。

　　永樂之徵收田賦，表面上照此三千余萬石的數目作準則，其實征數量則必較此數目遠甚。因為永樂派兵入安南，征漠北，又大興土木，全面創建北京為帝都，令鄭和率艨艟巨艦下西洋，更開鑿徐州至臨清間的大運河，不可能以洪武年間的用度作標準，亦不可能較宣德年間的用費，只有少量逾額也。即如其使用民夫，可為證鑒。洪武所定「均工夫」，農民應于農隙時應政府徵召，做工三十天，工匠則于三年之內服役三個月《太祖實錄》，頁1060，1671；《大明會典》1891。。永樂於1406年將所有匠役全部延長為六個月，而1410年政府報告內亦即承認應召的匠役「逾年未歸」《太宗實錄》，頁0836，1435。。

　　《天下郡國利病書》稱「自永樂北都，挽輸道遠，加耗滋多」《天下郡國利病書》，611。。均可見其額外加征之耗巨。本文之旨趣，不在稱敘其向民間勒索之多寡明代田賦收入見於官方帳目者，一般均低。 Taxation and Governmental Finance已詳言之。一般所以稱賦重者，乃赤貧者不得免稅，無法推行累進稅制。貧農無從借貸。經手人額外多征，則更在稅率問題之外矣。，而系表明其稅收施政，全由上級做主，對下級之權力，可以完全漠視。永樂一生經歷，雖可以「君主專政」概述之，但其專政必須透過文官集團長久的習慣，有其思想及信仰上的根據。此種習慣及根據，則為李老博士所稱官僚主義。因其存在，自宋至明以至現代，國家之統計數字，因未經過獨立的司法機關的「照磨」(這系明代名詞，其字義不言而解)與留難，無確切的價值。

　　(B）饋運北京糧饋運北京糧，亦稱「漕米」，即系田賦征實內的米糧，經過海運或由大運河內漕運到達北京的數目。其記入《太宗實錄》始於1409年。自此至1414年，其上下有限，每年在200萬石至250萬石之間。1415年之後，則波動較大。如1415 年超過600萬石，1417年超過500萬石，而1420年則不及100萬石是也。

　　圖表二永樂年間

　　饋運北京糧數額

　　（單位：百萬石）此記錄雖有數目上的上下，其正確性反而可靠。明代的糧運在1415年以前為海運，因之運數經過統籌，極易固定。1415年後經過新開鑿的大運河行「支運」，也就是「接力運送」，以淮安、徐州、濟寧及臨清為接力站，各設米倉，以便囤集。於是「支者不必出當年之民納，納者不必供當年之軍」《明史》，79，1916。。也就是供給與分配，不必在一年內兩造對銷，而可以在次年內交替。所以一年在途中囤集者多，則入北京者少，與其總運數無關。 1420年饋運數少，顯系以前多年京倉囤集有餘，而1421年元旦，永樂正式遷都於北京，其籌備須要大量的人力和船舶，以前一年饋運糧少，也是必然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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