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太宗實錄》中的年終統計(3)

　　他在1928年即作文指出事不可能，堵信口開河，「無數字觀念」清水泰次，《投獻考》，載在《明代土地制度史研究》(東京，1968)，頁404。原文登載於1928年7月，《東亞經濟研究》，12卷3號。亦見Taxation and Governmental Finance，。又如兩縣百分之七十至八十割占為莊田，又有王府旗校巡邏徵稅，則滿清入主，勢必有極大的衝突，此亦與實際情形不符。

　　以上三數事，即可以看出不顧客觀條件，只從原始資料斷章取義的摘錄若干文句，無學術價值。因其只能對當日的事實真相，作無實際貢獻的參和，以表白作文者本人說有根據。而其實將16世紀白銀流通狀態，土地佔有情形，地方官之行政效率，皇帝與廷臣的關係全部混淆，使以後治史者，不知如何下手。其所褒貶，倒與今人無關。只是舊社會的弱點，今日亟需避免及改革之處，則因此名詞錯用，以訛傳訛，反被掩飾。

　　李老博士所稱「官僚主義」，非僅官僚作風。既稱主義則必有思想上及信仰上的憑藉。筆者根據李老著作及談吐，綜錄這些思想上的因素，約有下列數端：

　　(1)官僚主義自視自然法規，業已被其網羅無餘。如以「褒貶」寫歷史，作為千古定論，墨守「原始的假說」，即出於這種自滿的成分。和古希臘思想家認為自然法規，須不斷地研究，不斷地發現，才能不斷地展開，迥然不同。

　　(2)與中國君主制度不能分離。中國君主制度帶有宗教色彩，和歐美的「政教分離」的宗旨不同。如群臣稱皇帝的文書為「聖旨」，皇帝的面目為「天顏」，發言則為「玉音」。也就是假借自然法規的至美至善，做人間組織的主宰。因之君臣務必合作，融和為一體。強有力的君主，以官僚為其工具；柔弱的君主，則成為群臣的工具而不能自拔。因其如此，文官組織的權威，才有道德的陪襯，官僚的措施，也不容辯駁，相當於自然法規。(以上萬曆與群臣不協，才成為朝代的危機，以致兩敗俱傷。)

　　(3)此種制度施行時，必借力於思想上假設的成分。例如十歲兒童的皇帝，被耆老重臣稱為「君父」，在明朝亦不設攝政。皇帝為愚頑，群臣仍稱之為睿智，皇帝為暴虐，群臣仍稱之為慈愛。這也就是說：理想的至美至善，盡力使之可能，如真不可能時，則假設其為可能。有時寧可在實質上打折扣，而不放棄其形式。甚至以儀禮代替行政，以表面文章代替實質。

　　(4)這制度總以上級的理想為準則，不以下級實際情形為準則。如實施困難，則由上級向下級施加壓力。因之其整個制度上不盡不實之處，通常經年累月，積滯於下端。其最需要發生作用的地方，反成為頂不實際的地方。有時整個制度因之崩壞。傳統歷史家，慣稱這局勢為「腐化」。其實所列舉證據，多無關大局。有時所列者實為結果，而非原因。其主因則系本身機構設計欠周全，環境變化，上層無法繼續以壓力強迫其下級，掩飾其組織上不合理之處。

　　(5)基於以上條件，中國官僚主義有其獨佔性。因在思想上這種制度聲稱「天無二日」，亦即是自然法規的至美至善，不容第二者為表率。而其行政效率，也無力與較為合理的機構競爭。因其要保持其「非競爭性」(non-competitive)的立場，總是希望能閉關自守，如禁止人民出國，對外接觸則以外夷進貢的方式管制都是見費正清John K. Fairbank, Trade and Diplomacy on the China Coast(Cambridge，Massachusetts，1953)。。甚至永樂帝朱棣，以遣派鄭和下西洋聞名，早在1404年已經通令民間之海船，全部改造為平頭船，以防止其泛海《太宗實錄》（臺北，1963影印本)，頁0498，參見《太宗實錄》，頁0149。，都不出這種閉關自守的姿態。也即是其心理上為內向(introvert)。

　　中國官僚主義在對付此際問題時，起先已產生兩種弱點。其一是思想上帶有宗教色彩，先有唯心趨向。其二則其理想行不通，不能在立法上針對下層實況改革。而自稱「體」與「用」不同，承認不合體制為當然；亦即是姑息違法。今日中國仍有此現象的遺型，是為傳統習慣作祟，與社會主義無關。

　　以上所述，抽象的辭句為多。必須舉出例證，以實際情形闡述，才能得其真髓。筆者在閱讀《明實錄》時，發現《太宗實錄》內年終統計數字，可以解釋前說官僚主義的真相，並可以揭露統計數字在明代史料中的實際意義。和以上理論陪襯，尤足將李老博士的見解，廣泛介紹于一般讀者。

　　《明實錄》為朱明王朝根據原始資料撰集。明朝十六個皇帝，除建文帝朱允炆，景泰帝朱祁鈺，被後來繼位的皇帝視為非法，無廟號也無實錄外(他們朝中的事蹟則附錄于繼任的實錄中)，最後的皇帝崇禎朱由檢，身死國亡，也無實錄。其他十三個皇帝，共產生了十三部實錄，合稱《明實錄》。現在通行的臺北版，共一百三十三冊。如稍為留心地閱看，即需要兩年半以上的時間。

　　實錄的撰修人雖想保持前後一貫的作風，這事實上無法辦到。除以上所綜敘的官僚主義思想在這一百三十三冊文獻中表現無餘外，各部實錄敘事有詳簡，著眼也有差異。有如初期以極嚴峻的態度，組織其帝國，中期以後，行政多顯捉襟見肘的狀態，作史者概須自圓其說，即不能貫徹始終。

　　實錄內引用行政上統計數字，也因官僚主義的關係，前後不一貫，取捨無定則。例如《太祖實錄》列有1381年及1391年全國耕地的面積，當系造《黃冊》時的統計數目。此後各朝實錄，即未繼續。又例如全國軍屯在1487年至1504年間，所記載的屯糧，每年都不出2 700 000石左右。而1505年至1518年前後十四年，則每年都是1 040 158石。七位數字，毫無增減。自1519年後即或記或不記；至1571年後即不再記。而自1522年至1571年間前後五十年，每年數目都在3 700 000石上下；而1567年一年，則只有1 800 000石全部數字表列于王毓銓《明代的軍屯》(北京，1965)，頁215~216。摘錄於Taxation and Governmental Finance，。

　　其所記載含糊不明之處也很多。例如明代所鑄銅錢，較各朝為少，較北宋為遠甚。全漢升先生估計，全明鑄錢「一共不過千把萬貫」。本文作者估計只有八百萬貫左右全漢升《中國經濟史論叢》(香港，1972)，頁364。筆者《從〈三言〉看晚明商人》，《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學報》 7∶1(1974)，頁135。現收入本書，見頁1~32。。而《世宗實錄》則稱1533年皇帝「諭工部鑄洪武至正德紀元九號錢，每號一百萬錠，嘉靖紀元號一千萬錠」《世宗實錄》(臺北，1965影印本)，7063。。而《明史》及《大明會典》，又針對上文注釋：「每錠五千文」《大明會典》(臺北影印，1957年司禮監本)，1949《明史》。。按1000文為一貫，則上述共9500萬貫。亦即嘉靖帝朱厚熜一年一次之內，發令鑄錢數量，超過以上估計朱明王朝276年前後所鑄10倍以上。其不可能已經貨幣史專家彭信威先生指出《中國貨幣史》，頁426，444。。筆者更可加注，如此浩大的鑄錢，其成本則為當時北京現款收入20年的數量。而當日鑄錢的廠局，也必擴充到100倍以上，成年工作，才能達到所述的數量Taxation and Governmental Finance，。

　　然筆者作此文的目的，也不是勸說讀者，將所有數字，全部視為具文。而是指出統計數字間表現其官僚作風之處，官僚作風追根到底則起源於官僚主義。因此證實李老博士所稱有根據；而不是對前人所措施令人不如意之處，濫稱其為「主義」了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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