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太宗實錄》中的年終統計(2)

　　嚴格言之，歐洲之feudal system是西歐歷史上的特殊創物，當時羅馬帝國的遺澤猶存，若干中央集體制的機構，仍被後人襲用。但是日耳曼民族，以武力征服西歐，他們也有他們部落間的習慣制度，這兩者在地域間折中重疊，遂成feudal system Marc Bloch, Feudal Society，英譯本，譯者(London，1961)，此書為研究歐洲史者必讀，特請王毓銓先生回國之便帶回一部，希望早日譯為中文出版。。其譯為「封建制度」，已屬勉強(愚意早應譯為日文之「譜代」，發音為fudai，與法文之feodal更為接近)。

　　如即以feudal system為中國之封建，則其間共通的特點，更不容忽視。這些共通的特點經過多數專家的集體研究，大約可以綜攬於以下三點詳28頁注①內 Feudalism in History.：(1)威權粉碎(fragmentation of authority)。即封建制度行時，雖仍有中央王室的殘型，其實稅收之徵集與支付，民法與刑法之裁判，以及兵役的區處，全由以下地方首腦就地做主。也可以說是集「地方分權之大成」。(2)公眾事宜成為私人產業(public affairs becoming private domains)。裂土封茅，必經過遺傳，才能固定。所以中國傳統，以「桐葉封弟」。西歐則由為君者以泥土一塊，執於為臣者之手中。兩方都象徵方域內的土木，全部成為受封者的家產，通過遺傳，永為恒業。

　　這樣一來，所謂政府，必為私人政府。皇帝的寶座以家傳的不算，而是要下至各鄉邑，全部出諸遺傳，全部成為私人家業，而且這樣以私為公，以公為私的辦法，並非短時間的違法，而是長期間的合法才算是封建制度。也就是要做到《左傳》裡所說：「君子小人，物有服章，貴有常尊，賤有等威，禮不逆矣」，才算發揚了封建精神，以致全民都處於不平等的地位，都有尊卑上下的序次。所以封建(feudalism)必有「次層封建」(subin-feudation)。(3)武士傳統(warrior tradition)。根據以上所述，全民都在一個金字塔的形式下保持其固定的身份，則其社會組織，已近於軍事機構。武士的活躍，是為必然趨勢。這種武士身份，有其社會價值，並非普通的職業軍人，也無平時與戰時的區別中國在先秦，毫無重文輕武現象。「軍事部分不僅在政治機構中被尊重，而且認為有高度價值。」見於Frank ，「Phases and Modes of Combat in Early China」，Chinese Ways in (Cambridge，Massachuetts，1974)，。

　　基於以上三個條件，中國歷史之可以稱為封建社會的階段，至為短暫。卜德教授認為古代商周之間為一個封建階段，魏晉南北朝間又為一個封建階段同28頁注①，。還有人認為他引用這名詞過於廣泛。因為漢末統一的帝國已不存在，只有天下分裂，動盪期間，不成其為制度也。

　　所以將漢、隋、唐等統一的大帝國，與歐洲中世紀的feudal system相比，已屬不倫不類。而中國固有的名詞，「封建」亦與「郡縣」對峙。前者出諸遺傳，著重地方分權；後者則凡人事派遣任免，全不受遺傳之限制，完全出於中央集權。稱郡縣制為封建，更是濫用名詞。

　　至於明朝，中央集權已登峰造極，重文輕武，也史無疇匹，而且除皇位之外，凡遺傳之官職則無實際之權責，有權責之官職則不遺傳，可謂與以上三個條件，完全相反。即明儒顧炎武之《郡縣論》也稱當日政治制度，放棄封建精神過多，矯枉過正，不合實際顧炎武曰：「封建之廢，自周衰之日；而不自于秦也。」又曰：「今之君人者盡四海之內為我郡縣，猶不足也。」以上見《亭林文集》(中華書局《四部備要》本)，16。顧之反對矯枉過正，由楊聯陞簡單地介紹于英文讀者。見Yang, Liensheng，「Ming Local Administration，」in Chinese Government in Ming Times: Seven Studies，Hucker(NY.，1969)，p10.。而今人三百多年後，仍稱朱明王朝為封建，是即以皇位繼承為封建。如此則今日英國，尚未脫離feudal system矣。濫用名詞，容易改變觀感，發生錯覺。筆者所專攻者為明代史，最近十餘年來，發覺中外著作，濫指朱明為封建，以致引用史籍，不假思考，以訛傳訛之處，重見疊出。姑舉二三例如次：

　　萬曆帝朱翊鈞中年之後荒惰成性，最為現代學者指斥為封建威權的代表。1599年，他因為三個皇子的婚禮，手令戶部進銀二千四百萬兩，作為大禮及採辦珠寶的費用，與以上所述公眾事宜成為私人產業的條件符合，被研究明史的專家，研究貨幣金融的專家，以及為專題論文的作者引用，不止一端認為此二千四百萬兩白銀業經萬曆使用者，有李光璧，《明朝史略》(武漢，1957)，頁135；彭信威，《中國貨幣史》(上海，1954)，頁463；龔化龍，《明代採礦的發達和流毒》，(《明代經濟》，包遵彭編，臺北，1968)，頁127。類似者尚多，也有記入西文資料中者。。其實當時戶部每年的收入，以白銀在北京收受者，不過四百萬兩左右。

　　這二千四百萬兩數目之龐大，即有蹊蹺。如果讀者細閱《明史·沈一貫傳》，即可見：「時國本未定，廷臣爭十餘年不決。皇長子年十八，諸請冊立冠禮者益迫。帝責戶部進銀二千四百萬為冊立分封諸典禮費以困之」《明史》(中華書局1974標點本)，。。其故事重點在「以困之」三個字。當時戶部無此龐大之款項，萬曆亦無意動用此龐大之款項。只是廷臣一定要他立皇長子朱常洛為太子(萬曆自己屬意皇三子朱常洵)，他就要廷臣進銀二千四百萬兩作為要挾。站在廷臣這一方面的，還有戶部尚書楊俊民，接到皇帝手令日內，死于任所。廷臣報告皇帝，即稱「本官亦因之而斃」《神宗實錄》(臺北，1966影印本)，頁6207。。可見問題在於君臣不和，而非罄國庫數年收入為皇室一朝花費。此白銀亦未繳撥。

　　後來萬曆屈於眾議，立常洛為太子，常洵被封為「福王」，建藩府於洛陽。皇帝手令湖廣山東河南三省，撥田四萬頃，作為福王莊田。四萬頃為田四百萬畝，為數千萬人民衣食的來源，其撥為一人家業，確有封建制度的趨向。如果此事屬實，則若干歷史家稱明代為封建，不容置辯。

　　可是福王如領有此龐大的產業，勢必按照封建制度的辦法，將其領域實行「次層封建」，裂土封茅地給予親信掌握，並以遺傳的方式，使巡視莊園者即為武士，才能永保無虞。事既如此，則私人財產以私人軍隊巡衛。李自成造反時，福王麾下必有組織的抵抗，決不會無聲無響，束手就擒。至此事已可疑。

　　因此研究明史者，又必追索原始資料，訪查真跡。其實萬曆指派四萬頃，是和群臣討價還價的辦法。萬曆自己就減為二萬頃，為原索之半。而福王也再三「推辭」。而真正的問題，又不在田土，而是佃金。緣河南在明初，地廣人稀，以後數世紀後，開墾之地稱為「白地」，其主權常有問題。地方官斟察之後抽稅若干，既未並於一般田賦，也難說是官田的租金。山東亦因黃河改道，淹沒後又變為幹地而開墾的田土，情形亦複類是。湖廣地形變化，開墾更多。昔日湖沼成為「圩田」；以前河岸瘠土，僅征「蘆課」者，至此也有增進為良田的形勢筆者所著Taxation and Governmental Finance in 16th Century Ming China(Cambridge，1974)，pp107-108；254.。根據不完全史料，可以看出這些土地的稅收，縱未全部飽地方官之私囊，也未完全公開交代。

　　皇帝也不直說，而總是漫天要價，責成這三省官員，在他們出進之間，每年以銀四萬六千兩交福王，以作王府用度。各官員口稱無田時，福王派人在河南偵查與地方衝突，事誠有之。但是將十多個縣份的田土，劃為一人的產業接管，則技術上亦不可能。遲至1617年湖廣官員只承認每年繳銀三千六百五十九兩。因之筆者估計，福王掌握極少數田土之外，所謂莊田，實為現金津貼，年入不過兩萬兩《神宗實錄》，頁 9771，9773，9825，9881，9901，9920，9924，9942，9946，9957，10089，10339，10526，10611，此實情亦摘錄于筆者所著1587：A Year of No Significance(New Haven，Conn1981)，中文版為《萬曆十五年》(臺北，食貨，1985)。。雖說數目浩大，和四百萬畝的田地比較，則不可同日而語矣。

　　又崇禎時堵允錫奏疏稱：湖廣之「長(沙)善(化)兩邑，舊額百萬畝，今入藩封者，且七八十萬畝」。今日仍有人摘此作為明代為封建社會的例證1979 年冬，筆者見傅衣淩先生的《明清土地所有制論綱》排版，頁25，38，仍有這段記載。特與友人James Geiss君造訪傅先生于旅舍，告知本頁注③情事，但不知《論綱》出版時曾修正否。。其實堵允錫所稱畝數，全無實據。日本學者清水泰次終身研究明代土地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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