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太宗實錄》中的年終統計

明《太宗實錄》中的年終統計(1)

　　——李約瑟博士所稱中國官僚主義的一個例證

　　李約瑟博士對中國人民的熱情，數十年如一日。他將中國文化幾千年來特長及精彩的地方，作有系統的報道，著書盈棟。其提出思想史及科技史的例證時，引列詳盡，下筆豪邁，久經中外人士推崇，毋待本人贅述。

　　可是李老博士治學與處世，還有他偉大的地方，乃是不恥下問，不持成見，真理所在，不怕得罪權門，不作人云亦云。他在1949年後，認為中國之所以採取社會主義的途徑，乃是避免西方諸國工業革命時所產生貧富懸殊，多種社會病態的覆轍，因之首先表示同情。朝鮮戰爭期間，又竭力主持公道，以致為當日西方各國政府當局所不容，他多少年後，旅行講學，還被限制，為筆者耳聞目睹。而李老博士對人民共和國幾十年的施策，也並不是「一邊倒」。例如1974年，國內所謂「批孔」運動，正在方興未艾，他到香港大學講學，就偏要提出孔子仁民愛物的偉大。用英文演講還不算，他又用中文誦述明儒顧炎武的《論學》一段，以「士而不先言恥，則為無本之人」作結論李老博士講稿發表于University of Hongkong Gazette，，，part 1.上述結論見於p73.。可見他對學術真實性的重視。這種觀點不會因一時政治的風氣左右動搖的。

　　同樣情形下李老博士也不會對中國事物盲目崇拜。中國文化的優點固然值得讚揚；但是它的缺點也應當提出批判。譬如傳統的方法治史，認為作史者筆下一行「褒貶」，則天下之至善與極惡，毫髮畢見，涇渭分明，千古一律，實在是故步自封的看法。亦即是認為盈天地之道(這「道」有自然法規Natural Law的意思)統統在史籍的字裡行間，羅列無餘，也再用不著開闢途徑；也再用不著推陳出新。李老博士曾以此與歐洲中世紀的思想相比，彼此都離不開「原始的假說」(Hypotheses of their autochthonous development)，是以束縛自然科學的發展Joseph Needham, The Grand Titration(London，1969)，pp241-242。

　　李老博士自己治學，可以淵博二字概括之。因之他的歷史觀，不是容易概述的。大凡有創造能力的思想家，在大刀闊斧的姿態下開懷立論的時候，常有自相矛盾的現象，馬克思如此，盧梭 (Rousseau)如此，李公也有此趨向。但是這種矛盾並不是構思者在邏輯上舉棋不定，而是眼光開闊時，邏輯的範圍過小，已不適用。也等於康德 (Immanuel Kant)所謂「瞭解」(德文verstand)與「理解」(德文vernunft)不同。前者得自我們的視聽與經驗；後者則在人類經驗範圍之外，應屬神學的領域。我們即作假定(presupposition)，雖稱客觀，仍不離主觀的色彩。李老博士自幼在基督教的影響之下長大，他當然不會放棄至美至善即屬神的立場。因之我們只能模仿造物，而不能因人力而自稱已巧奪天工。即使是絕代才華的人物，在造物主前仍為凡夫俗子。可是李老博士也受中國道家思想的影響，又覺得盈天地之至美至善，亦可以在一草一木之間，甚至在凡夫俗子一事一物之間發洩無餘。所以他一方面認為真理為一切事物抽象的總和，帶有合理性；一方面又認為真理不外日常生活中各種機緣間的一種美感。這矛盾的趨向，讀者可以偶爾從李老博士的著述中窺之，而我們有機會和他接近時則更容易看出。

　　以上所述，已涉獵于人生哲學，超過本文預定的範圍遠甚。然則不提出，則本文寫作的目的，無所交代。在作者的眼光中，前述矛盾，在大範圍內則不成其為矛盾。亦可以說因其矛盾，更能與真理接近。因其淵博，故能容物。李老博士為科學家，可是沒有放棄他思想的體系。他又皈依宗教，卻不受硬性教條的束縛。今日中國企求實現科學技術現代化的過程中，當應覺得效法李公之處至多。

　　筆者在大學攻讀時，已讀及李公著述。初與此公以書牘接觸，事在1967年。當時前任哥倫比亞大學富路德教授(Prof L. Carrington Goodrich)緘薦，李老博士囑于五六年間，往英倫一行，襄助其研究中國社會經濟條件中束縛科學發展之處。這對筆者言之，實為天外良機。其唯一令人躊躇之處，乃是《中國科學技術史》卷二和老博士其他著作提及「封建官僚主義」(feudal bureaucratism)一名詞，和筆者所習所讀不無徑庭之處。因之與李公多次書面磋商。

　　李公不僅不以此種問題為節外生枝，反而指出他對這名詞並無一成不變的看法，如果新研究能提供不同的說法時，他還願意修改以前的觀點李老博士致筆者緘，17 February，1970，李老博士著重于官僚主義，而不著重封建，則見於Science and Civilization in China，(Cambridge，1956)，。像他這樣一個世界聞名的科學家與著作家，又為皇家學會會員，竟在筆者一個無名小卒面前如此謙虛下懷，真令人歎賞無已。很多人學術上的成就不如李公至遠，已經知過不改，一錯就錯到底，而且拒絕批評，還要拖其他人一同去錯，真是不可同日而語。

　　李老博士願意修改自己以前的觀點，也與以上所述各節相關。因為他寫歷史，不是一字褒貶。我們人類的經驗愈豐富，則對自然法規的瞭解愈深切。修改 verstand，亦即是增進vernunft。《中國科學技術史》寫至卷七，覺得以前卷二所用名詞有修正的必要，乃是此書自創意至寫作出版，至今將半個世紀，我們對世界的瞭解，業已前後不同也。所以與其指責其為矛盾，則不如歎賞其為淵博，《中國科學技術史》是亙20世紀中外學者對中國傳統文物的看法，不是永遠傳之子孫，一成不變的看法。唯其保持因時修正的作風，則下一代及下一世紀的讀書人更可因此書而推陳出新，因之而更能表彰此書與作者的偉大。我們之慶賀李公良辰，從此觀點出發，則更能闡揚其意義之長遠。

　　中國之封建制度，被譯為feudal system，啟始于日本學者，迄今已將近百年。當日譯者對中國封建的設施已經含糊不明，而對歐洲之feudal system不可能更有深切的瞭解。因為歐洲feudal system之被稱為feudal system起源於法國大革命之後。當日學者以此名詞綜合敘述中世紀一般政治及社會組織的特徵，並未賦予歷史上的定義Carl Stephenson, Medieval Feudalism(Ithaca，NY1956)，p1.。而縷列這些特徵，也要待許多專家如Carl Stephenson及Marc Bloch的多方考證，他們的著作也僅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前後問世。所以以前稱中國社會為封建，或為feudal，都只有概括籠統的意思，未可作為定論。

　　本文作者于1972年于劍橋與李老博士面談之後，才知道他以前提及「封建官僚主義」乃是於1940年間留華時期，根據中國一般學者常用的名詞襲用；有時也將此名詞倒置稱為「官僚封建主義」(bureaucratic feudalism)。所稱封建，也只涉及當日君主專制的背景，帶有守舊及落後的意思。在《中國科學技術史》先提出此一體系的存在，以待日後的研究搜索。並未附和若干學者所謂人類歷史無可避免的階梯，尤未認為中國歷史一定要和歐洲歷史相提並論，也未曾預測封建這一名詞，會在中國如此濫用。

　　1973 年，筆者尚在劍橋，前任賓夕法尼亞大學現已退休之卜德教授(Prof Derk Bodde)來訪李老博士。(茲後卜德教授也擇居於劍橋兩年餘，對《中國科學技術史》作有實質上的貢獻。)他也曾對此封建及feudal一問題，下過一番工夫卜德教授的論文為Derk Bodde，「Feudalism in China」，in Feudalism in History，(Princeton, N)，，並參見卷內編者介紹。。他們商談之後，李老博士已決定卷七不稱「封建官僚主義」，則另將創造新詞。但是李老博士對筆者稱，其為「官僚主義」，則為確鑿，已無可置疑。

　　《中國科學技術史》卷七問世有期，而筆者覺得如在此時闡揚李老博士的立場，在學術界及出版界必能引起領導作用。本文作者在1972年至1973年居劍橋一年，和李公日夕磋商之外，也於1974，1975，1977，1978及 1980年間多次聚首。而尤以1974年聯名發表The Nature of Chinese Society: A Technical Interpretation一文Joseph Needham and Ray Huang，「The Nature of Chinese Society: A Technical Interpretation」 Journal of Oriental Studies(Hongkong)，12∶1-2(1974)，pp1-16；East and West(Rome)，New Series，24∶3-4(1974)，，在研究全文結構及措辭用字的時候，親臨謦欬，得益至多。可以說對李公的瞭解，較一般人為周密。可是這篇文字的寫作，並未經李老博士同意，雖稱洞悉李老旨意，仍是筆者窺測。所用資料也是筆者自己搜索，從明代史著手，只能代表筆者專注的興趣，不足以網羅李老的淵博。可是也唯其如此，更能「借花獻佛」。做壽辰文集的主旨，一方面在表揚受賀者的成就，一方面則由作者加以局部的創作，以代酒饌。這篇文章的旨趣如是，讀者鑒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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