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達書庫_甲申三百年祭

二

　　這雖不是崇禎帝自己的手筆，但總是經過他認可後的文章，而且只有在他的名義下才敢於有這樣的文章。文章的確是很好的。但對於當時政治的腐敗認識得既已如此明瞭，為什麼不加以徹底的改革呢？要說是沒有人想出辦法來吧，其實就在這下《罪己詔》的前一年（崇禎九年），早就有一位武生提出了一項相當合理的辦法，然而卻遭了大學士們的反對，便寢而不行了。《明季北略》卷十二載有《錢士升論李璡搜括之議》，便是這件事情："四月，武生李璡奏致治在足國，請搜括臣宰助餉。

　　大學士錢士升擬下之法司，不聽。士升上言：'比者藉端幸進，實繁有徒。而李璡者乃倡為縉紳豪右報名輸官，欲行手實籍沒之法②。此皆衰世亂政，而敢陳于聖人之前，小人無忌憚一至於此！且所惡于富者兼併小民耳，郡邑之有富家，亦貧民衣食之源也。以兵荒之故歸罪富家而籍沒之，此秦始皇所不行于巴清③，漢武帝所不行于蔔式④者也。此議一倡，亡命無賴之徒，相率而與富家為難，大亂自此始矣。'已而溫體仁以上欲通言路，竟改擬。

　　上仍切責士升，以密勿大臣，即欲要譽，放之已足，毋庸汲汲。……"這位李璡，在《明亡述略》作為李璉，言"李璉者，江南武生也，上書請令江南富家報名助餉"，大學士錢士升加以駁斥。這位武生其實倒是很有政治的頭腦，可惜他所上的"書"全文不可見，照錢士升的駁議看來，明顯地他恨"富者兼併小民"，而"以兵荒之故歸罪富家".這見解倒是十分正確的，但當時一般的士大夫都左袒錢士升。錢受"切責"反而博得同情，如禦史詹爾選為他抗辯，認為"輔臣不過偶因一事代天下請命".他所代的"天下"豈不只是富家的天下，所請的"命"豈不只是富者的命嗎？已經亡了國了，而撰述《明李北略》與《明亡還略》的人，依然也還是同情錢士升的。但也幸而有他們這一片同情，連帶著使李武生的言論還能有這少許的保存，直到現在。

　　"搜括臣宰"的目的，在李武生的原書，或者不僅限於"助餉"吧。因為既言到兵與荒，則除足兵之外尚須救荒。災民得救，兵食有著，"寇亂"決不會蔓延。結合明朝全力以對付外患，清朝入主的慘劇也決不會出現了。然而大學士駁斥，大皇帝擱置，小武生僅落得保全首領而已。看崇禎"切責士升"，淺識者或許會以為他很有志于採納李武生的進言，但其實做皇帝的也不過採取的另一種"要譽"方式，"放之已足"而已。

　　崇禎帝，公平地評判起來，實在是一位十分"汲汲"的"要譽"專家。他是最愛下《罪己詔》的，也時時愛鬧減膳、撤樂的玩藝。但當李自成離開北京的時候，卻發現皇庫扃鑰如故，其"舊有鎮庫金積年不用者三千七百萬錠，錠皆五百（十？）兩，鐫有永樂字"（《明季北略》卷二十）。皇家究竟不愧是最大的富家，這樣大的積餘，如能為天下富家先，施發出來助賑、助餉，盡可以少下兩次《罪己詔》，少減兩次禦膳，少撤兩次天樂，也不至於鬧出悲劇來了。然而畢竟是叫文臣做文章容易，而叫皇庫出錢困難，不容情的天災卻又好象有意開玩笑的一樣，執拗地和要譽者調皮。

　　所謂"流寇"，是以旱災為近因而發生的，在崇禎元二年間便已蹶起了。到李自成和張獻忠執牛耳的時代，已經有了十年的歷史。 "流寇"都是鋌而走險的饑民，這些沒有受過訓練的烏合之眾，在初，當然抵不過官兵，就在姦淫擄掠、焚燒殘殺的一點上比起當時的官兵來更是大有愧色的。十六年，當李、張已經勢成燎原的時候，崇禎帝不時召對群臣，馬世奇的《廷對》最有意思："今闖、獻並負滔天之逆，而治獻易，治闖難。蓋獻，人之所畏；闖，人之所附。非附闖也，苦兵也。一苦於楊嗣昌之兵，而人不得守其城壘。再苦於宋一鶴之兵，而人不得有其室家。三苦於左良玉之兵，而人之居者、行者，俱不得安保其身命矣。賊知人心之所苦，特借'剿兵安民'為辭。一時愚民被欺，望風投降。而賊又為散財賑貧，發粟賑饑，以結其志。遂至視賊如歸，人忘忠義。其實賊何能破各州縣，各州縣自甘心從賊耳。故目前勝著，須從收拾人心始。收拾人心，須從督撫鎮將約束部位，令兵不虐民，民不苦兵始。"（《北略》卷十九）

　　這也實在是一篇極有價值的歷史文獻，《明史·馬世奇傳》竟把它的要點刪削了。當時的朝廷是在用兵剿寇，而當時的民間卻是在望寇 "剿兵".在這剿的比賽上，起初寇是剿不過兵的，然而有一點占了絕對的優勢，便是寇比兵多，事實上也就是民比兵多。在十年的經過當中，殺了不少的寇，但卻增加了無數的寇。寇在比剿中也漸漸受到了訓練，無論是在戰略上或政略上。官家在征比搜括，寇家在散財發粟，戰鬥力也漸漸優劣易位了。到了十六年再來喊 "收拾人心"，其實已經遲了，而遲到了這時，卻依然沒有從事"收拾".李自成的為人，在本質上和張獻忠不大相同，就是官書的《明史》都稱讚他"不好酒色，脫粟粗糲，與其下共甘苦".看他的很能收攬民心，禮賢下士，而又能敢作敢為的那一貫作風，和劉邦、朱元璋輩起于草澤的英雄們比較起來，很有過之而無不及的氣概。自然，也是艱難玉成了他。他在初發難的十幾年間，只是高迎樣部下的一支別動隊而已。時勝時敗，連企圖自殺都有過好幾次。特別在崇禎十一二年間是他最危厄的時候。直到十三年，在他才來了一個轉機，從此一帆風順，便使他陷北京，覆明室，幾乎完成了他的大順朝的統治。

　　這一個轉機也是由於大災荒所促成的。

　　自成在十一年大敗於梓潼之後，僅偕十八騎潰圍而出，潛伏於商洛山中。在這時張獻忠已投降于熊文燦的麾下。待到第二年張獻忠回復舊態，自成趕到穀城（湖北西北境）去投奔他，險些兒遭了張的暗算，弄得一個人騎著騾子逃脫了。接著自成又被官兵圍困在巴西魚腹諸山中，逼得幾乎上吊。但他依然從重圍中輕騎逃出，經過鄖縣、均縣等地方，逃入了河南。

　　這已經是十三年的事。在這時河南繼十年、十一年、十二年的蝗旱之後，又來一次蝗旱，鬧到"人相食，草木俱盡，土寇並起"（《烈皇小識》）。但你要說真的沒有米穀嗎？假使是那樣，那就沒有"土寇"了。"土寇"之所以並起，是因為沒有金錢去掉換高貴的米穀，而又不甘心餓死，便只得用生命去掉換而已。——"斛谷萬錢，饑民從自成者數萬"（《明史·李自成傳》），就這樣李自成便又死灰復燃了。

　　這兒是李自成勢力上的一個轉機，而在作風上也來了一個劃時期的改變。十三年後的李自成與十三年前的不甚相同，與其他"流寇"首領們也大有懸異。上引馬世奇的《廷對》，是絕好的證明。勢力的轉變固由於多數饑民之參加，而作風的轉變在各種史籍上是認為由於一位"杞縣舉人李信"的參加。

　　這個人在《李自成傳》和其他的文獻差不多都是以同情的態度被敘述著的，想來不必一定是因為他是讀書人吧。同樣的讀書人跟著自成的很不少，然而卻沒有受到同樣的同情。我現在且把《李自成傳》上所附見的李信入夥的事蹟摘錄在下邊。

　　"杞縣舉人李信者，逆案中尚書李精白子也。嘗出粟賑饑民，民德之。日：'李公子活我『。會繩伎紅娘子反，擄信，強委身焉。信逃歸。官以為賊，囚獄中。紅娘子來救，饑民應之，共出信。

　　盧氏舉人牛金星，磨勘被斥。私入自成軍，為主謀。

　　潛歸，事泄，坐斬；已，得末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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