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的牛津運動第三章滿洲貴族重新掌權(2)

第三章滿洲貴族重新掌權(2)

　　因此，一個國家的貴族階級，像中國的滿洲貴族和英國的上層階級，因為他們缺乏智識修養，一般說來沒有思想且無法理解思想，結果也就無法解釋和說明現實，然而，生活中的現實，就像古埃及的斯芬克斯之謎一樣，如若得不到正確的解釋和說明，她就會將其人和民族一起吞併——在太平時期，對於那些生活在古老的既成的社會和文明秩序中的人來說，不必自行理解生活中環繞自己的種種現實——那由男人和女人組成的社會，既成社會秩序和文明中的生活方式與風俗習慣。因為這些現實已經得到了解釋，絕對毋需人們再去自行解釋。然而，生活在革命和「開放」的時代——比如當今生活在中國和歐洲的人們——當文明與文明相遇，衝突和碰撞之時，一個民族舊有的社會秩序、生活方式與習慣，就像大地震中的陶器一樣很容易破碎——在這樣的時代，人們突然面臨新的現實，他們不得不對其作出正確的解釋和說明，否則，新的現實，就如同那埃及的斯芬克斯女怪，將要吞沒他們、吞沒他們的生活方式及其文明。

　　在這樣的時代，我們發現那些具有智識修養的賢者，像中國文人學士的代表張之洞，英國中產階級的代表紐曼博士和格萊斯頓，他們有思想且能理解思想——這些人做出了真誠而英勇的努力，來說明解釋新時代的新現實。但是，由於他們的智識修養膚淺，不夠深厚，因而其思想不正確，只是虛假的不成熟的思想——他們對於新現實，也不能做出正確的解釋說明，只能做出虛假的總體說來錯誤的說明。當他們發現自己錯誤的解釋和說明拯救不了自己的時候，又改變主意去搞折衷調和：以一種極端虛偽的理想主義來自行拯救。紐曼博士和張之洞這類人的極端虛偽的理想主義，正如我所說明過的，使得人們在宗教和道德上成為耶穌會士，在政治上則成為馬基雅維利主義者。

　　另一方面，貴族階級中人，在一個革命和「開放」的新時代，由於他們缺乏智識修養，沒有思想和不能理解思想——也就完全不能解釋和說明現實。比如像義和團運動中的端王和瘋狂的滿洲王公貴族們，他們不去設法瞭解和認識現代歐洲文明的新現實，而是以英雄主義作拼死一搏，去對抗新的冷酷的現實——那可怕的現代歐洲文明的物質主義殺人器械，諸如連發的來福槍和馬克沁機槍。他們仰仗滿洲貴族的英雄氣概、勇武精神和高貴品格，去赤手空拳地與現代工業文明博鬥。但這些新的冷酷現實，就像埃及的斯芬克斯女怪一樣，以這種方式自然是無法將其戰勝和趕走的。因此，在這樣一個革命和「開放」的時代，滿洲貴族階級的人們，當他們以自身所有的英雄氣概和高貴品格去英勇抗擊新時代的冷酷現實，而又無法將其戰勝和趕走的時候，他們只能發現自己被可怕的新現實冷酷無情地擊倒了——不久，他們就拒絕再戰。然後，他們掏出手帕，揩幹額上的汗珠說：「好一個野蠻的東西！與這種絕對無法理解的野蠻東西作戰是毫無益處的。罷了，罷了，如果我們要滅亡，就滅亡好了，反正五十年後，我們都難免一死，遲死早死又有什麼關係呢？此時此刻，我們還不如將這個無望世界上的無望生活儘量過好。」

　　由此，我們就能夠瞭解像中國的慶王、英國的羅伯特·沃波爾爵士和貝爾福先生那樣的人怎麼變成悲觀主義者，然後又由悲觀主義者變成犬儒主義者的了。羅伯特·沃波爾爵士的犬儒主義使他容忍和庇護「假公濟私」；貝爾福先生的犬儒主義使他能容忍約瑟夫·張伯倫先生，並培植和保護在南非的賽西爾·羅德斯（CecilRhodes）和傑米遜（Jamieson）博士；中國慶王的犬儒主義則竟使他說：「我死之後，即便天塌下來我也不管」，並對袁世凱及其廣東朋友所送的禮物和銀票來者不拒。

　　因此，我們發現，我所謂「一個人或民族抱有悲觀主義，是其智能不健全和有缺陷的確切標誌」一說完全正確。像紐曼博士和張之洞這樣智識修養膚淺不深的人，他們具有不完善、不正確的思想，一旦面臨革命和「開放」時代的新現實，他們就變成了極端理想主義者，或者像拿破崙所說的空想主義者（idealogues），從極端理想主義者或空想主義者又變成耶穌會士和馬基雅維利主義者。而耶穌會教義和馬基雅維利主義，不過是悲觀主義和犬儒主義的別名和偽裝形式罷了。另一方面，像慶王和貝爾福先生這樣的人，他們甚至連膚淺的智識修養也沒有，沒有思想也不能理解思想，因而變成了徹底的悲觀主義者和玩世不恭的犬儒。

　　紐曼博士和張之洞大人那樣的中產階級代表，其高貴的天性使他們擺脫了其錯誤的人生觀所帶來的嚴重後果，即虛偽的理想主義的結果。同樣，慶王和貝爾福先生那樣的貴族階級代表，其英雄主義和高貴品格也使他們擺脫了其悲觀主義和犬儒主義所造成的後果，即那極端物質實利主義的結果。因此，儘管紐曼博士和張之洞在理論上都是耶穌會士和馬基雅維利主義者，但他們在實際生活中所信奉的卻與其持論不同，他們過著一種正直無私的高尚生活。同樣，儘管慶王和貝爾福先生在理論上均為極端的物質實利主義者，並且最終變成了悲觀主義者和犬儒主義者，但在實際生活中，貝爾福先生是一位溫和的悲觀厭世者，慶王則是一位好心腸的玩世不恭者。我相信，在英國，貝爾福先生是他的朋友們所尊敬的人物。而中國的慶王，我在北京時就曾聽說，他受到僕人和隨從們的敬重。

　　但是，在這裡，我認為有必要指出——這一點非常重要——紐曼博士和張之洞這樣的人，儘管其錯誤的人生觀對他們自己的道德生活傷害不大；同樣，慶王那樣以犬儒方式供養自己及其家屬的惡習，容忍張伯倫的貝爾福先生和賽西爾·沃波爾那類人的惡習——對他們自身的高貴氣質也沒有太大的玷污，事實上，就貝爾福先生來說，他那種態度甚至還可能給他的高貴品質增光——然而，紐曼博士和張之洞錯誤的人生觀，以及慶王和貝爾福先生的惡習，最終將對世界——對於世界文明，產生無窮的危害。因為耶穌會教義和馬基雅維利主義使一個人或民族不可能有真正的道德生活；悲觀主義和犬儒主義則使人或民族不可能有真正的智識生活，而沒有真正的智識生活，真正的道德生活也是不可能的。孔子說：「道之不行也，我知之矣。智者過之，愚者不及也。道之不明也，我知之矣：賢者過之，不肖者不及也。」（見《中庸》第四章）

　　英國人有個「霸王」蘭斯東，中國人也有自己的「霸王」鐵良。鐵良是中國的改良派和革命黨的絆腳石（betenoire），蘭斯東勳爵則成為英國激進黨和社會主義者的嫌惡對象。中國的革命党人有充分的理由痛恨滿人鐵良，猶如英國人有足夠的理由憎惡蘭斯東「霸王」。因為蘭斯東和鐵良這種人不僅是「霸王」，而且是煞星——一個上帝派來的可怕煞星，其特殊使命是「逮捕流氓和無賴」，打擊亂臣和賊子，消滅一切混亂與無政府狀態。事實上，這兩個人，是那歐洲必定要來的、甚至中國也可能要來的超人同類，除非歐洲人和我們中國人馬上改弦更張，那個超人將會攜帶比俾斯麥首相的「鐵血」政策更為可怕的東西來，不僅報復性地「改造」我們，而且殘害和醜化我們及其全部文明——將文明中的所有精華，包括其香甜之處、美麗之處乃至聰慧之處，統統糟塌得面目全非。現代歐洲人，還從來沒有見過這種可怕超人真正令人恐怖的面孔。大約兩千年前，我們中國人就在本國與這個極其駭人的超人面孔打過了照面，直到今天，中國的文人學士一想起他的名字，就不寒而慄。他在中國，人稱秦始皇——就是那個修築長城的皇帝。與這種超人相比，英國的蘭斯東和中國的鐵良只能算是其虛弱的代表，真正強有力的象徵人物是中國那個著名的皇帝。這種即將來到歐洲也可能來到中國的恐怖超人——他代表著「在公理通行之前，只有依靠強權」之主張。他是《舊約聖經》中猶太人的神，也是現代那些沒有思想的英國人的神。希臘人稱之為公正的審判官或報應女神，羅馬人則稱之為彼拉多，他不知真理為何物，把拿撒勒的聖人（指耶穌）與強盜巴拿巴不加分別地一併釘到十字架上。

　　現代歐洲人稱這一超人為「警察」。這個歐洲「警察」現在也到了中國。除非歐洲人不再做食肉野獸，而我們中國人既拒絕變做食肉野獸，又拒絕變成沒有思想的英國人——這一「警察」、這一主張「公理通行之前，只有依靠強權」的「警察」的勢力，就會不斷膨脹，直到他變成那種可怕至極的超人。終有一天，他會毀滅全部人類文明，毀滅人類文明中一切有價值的東西，而留下一片荒漠並稱之為「秩序」為止。

　　生活在革命的混亂時代和社會變革時期，那些品德高尚但缺乏智識修養的人，要想不變成喪失理智的瘋子，或不變成使他人喪失理智的無政府主義者，存在以下三種方式：像紐曼博士和張之洞那類人，正如我們看到的，其學問或智識高於簡單智識或常識，他們使自己免於瘋狂，靠的是拋棄常識、變成極端虛偽的理想主義者，即變成耶穌會士和馬基雅維利主義者。所謂耶穌會士和馬基雅維利主義者，就是通過一種虛假的極端理想主義，一方面以宗教熱忱的形式出現，另一方面又以熱烈虛假的愛國主義相標榜的人。他們那自欺欺人的實踐，實際上已經毀了自己的道德品質，但他們還在誆騙自己，以為由此保住自身高貴的品格。再一種方式，就是中國的慶王和英國的貝爾福先生所代表的。他們的常識遠遠超過了學識，生活在亂世之中，他們使自己免於瘋狂，靠的是置學識乃至高貴品格——置「道德法律」於不顧，變成悲觀主義者和犬儒主義者……他們是拋棄和扭曲了智識的人；至於犬儒主義者，則是在拋棄了高貴品格之後，又拋棄了「道德法律」的人。但是，悲觀主義者和犬儒主義者，當其實際上拋棄高貴品格——拋棄道德法律的時候，卻認為他們正以其坦率在挽救自己的高貴品質，挽救道德法律，而不像耶穌會士和馬基雅維利主義者那樣是自欺欺人。悲觀主義者和犬儒主義者坦白地說：「如何進退，需要三思。」他們用莎士比亞筆下鮑西亞（Portia）的話來為自己開脫：「如果行善與知道何為善行一樣的容易，那麼小教堂就變成大教堂了，窮人的陋居就變成王子的宮殿了。」然而，伏爾泰也說過：「膽怯是所有好人的不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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