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的牛津運動第二章中產階級儒生之崛起(4)

第二章中產階級儒生之崛起(4)

　　面對這兩種彼此相互矛盾、衝突的理想——即儒教的理想和現代西學的理想——張之洞大人曾天真地試圖以一種特殊的方式將它們調和起來，他得出一個結論，即對於這個問題一個人必須有雙重道德標準才行。其中，一重標準是關乎個人生活的；而另一重則是關乎民族和國家生活的：作為個人，中國人必須嚴守儒教原則，但作為一個民族，中國人則必須拋棄儒教原則而採納現代西學的原則。簡而言之，在張之洞看來，就個人領域而言，中國人必須繼續堅持自我的認同，努力做儒門「君子」；但整個中華民族，或曰中國國民，則必須全盤實現西化，全部變成「食肉野獸」以適應那主宰國際大環境的「叢林規則」。為此，他煞費苦心地動用了自己豐富的學識，不辭勞苦地列舉出古代中國的例子，試圖證明在遙遠的混亂時代，中國人也曾努力要變成「食肉動物」，以免受到外族欺淩。總之，張之洞大人就是以這樣一種特殊的方式來闡明自己的學說的。

　　張之洞大人認為，他這種奇特而荒唐的調和是正當合理的。他當時的理由是，我們中華民族當下處在那些「只認強權不認公理」的食肉民族的包圍之中，為了消弭那種已威脅到古老的中國及其文明存亡的巨大危險，民族的自強已成為時代的迫切要求。因此，張之洞大人身為一個偉大的愛國者和孔門弟子，在他心目中，中國以及中華儒家文明的利益與安全是超越一切道德準則之上的，這就如同在紐曼博土心目中對於羅馬天主教和基督教利益和安全的認識一樣。事實上，正因為紐曼博士對於基督教的優雅與美好持如此的摯愛，才使得他為了挽救和維護基督教——在他看來，基督教具體體現在羅馬天主教會中——而認為他在某種特定環境下拋棄基督教的原則是正當合理的。同樣，出於對中國以及中華儒家文明能否得以存續的強烈憂患意識，張之洞大人認為，他是被迫搞這種調和的——他迫不得已部分拋棄儒教原則，對於整個中國及中華民族來說，是完全有必要的。

　　總之，話說回來，無論是紐曼博士還是張之洞大人，像所有「牛津運動」的成員一樣——鑒於我已指出過的那種弱點——他們都是極端的理想主義者，也都是那種其才智被自身過於強烈的空想所扭曲的人。孔子曾說：「道之不行，我知之矣，智者過之，愚者不及也。」法國人茹伯則說：「愚昧，從道德方面看，可以減少罪過；從智識方面看，本身就是最大的罪過。」紐曼博士和張之洞大人所採用的這種調和折衷的辦法，在道德上和宗教上造成了所謂「耶穌會教義」的產生，在政治上則造成了一種被稱為「馬基雅維利主義」的東西。

　　儘管張之洞大人和紐曼博士這樣的人——正如我所說過的——是品格高尚、行事動機純潔的人，但是，當張之洞大人將這種「馬基雅維利主義」教給中國的儒生和統治階層時，當他的宏論被那些品德不如他高尚、心地亦不及他純潔的人所採納時——例如被袁世凱這種天生的卑鄙無恥之徒所採納的時候，其對中國所產生的危害——我不得不說，甚至比李鴻章那種市儈味十足的「自由主義」所帶來的危害還要大！

　　當年，當庚子事變結束，朝廷回到北京之後，中國政府在全民族的支持下，開始致力於採納西化方案——數年前，在中日甲午戰爭後，歐洲那種極端的物質功利主義文明的可怖巨獸次被正式帶到中國的大門口，置於古老的儒家文明面前。此前，中國的儒生們雖然對這一可怖巨獸感到驚奇、厭惡和憎恨，但他們仍然可以蔑視它，可以努力不去理會它，也可以不用想像它對於中國人及其文明可能造成多大傷害。那時，這個巨獸還遠在歐洲，遠在另一個大陸，所以它的危害距離我們尚且遙遠。然而，在中日戰爭之後，中國及其文明與這頭可怖巨獸之間，就僅僅是一海之隔了！

　　於是，在中國的儒生中，便激起了一種異常強烈的憂患意識。這種憂患意識導致的結果，自然是一場因憂患和激動而產生的群體性瘋狂——那些往日最為堅定的保守派，乃至身為萬乘之尊的光緒皇帝，居然也願意同康有為及其黨徒——他們是中國的雅各賓派，也是打算把希臘人的木馬引入特洛伊城的賊子——合作了！實際上，這種舉動就是要祈求、召喚現代歐洲物質功利主義文明之可怖巨獸來援助中華民族了。對於這種無奈的舉動，反對的呼聲自然此起彼伏：「我害怕希臘人，甚至怕他們的禮物！」張之洞大人在這時候，正如我們所見到的那樣，不得不建議對之進行調和，但是，高傲的滿洲貴族們卻起而聲言：「不可，我們寧願像一個真正的人那樣去死！」他們誓死抗拒這一亙古未有的巨變。已故的帝國重臣徐桐——值得一提的是，他是一個保守的滿洲貴族，也是一位我們中國的一流人物——便說：「要亡麼，要亡得正。」

　　與此同時，出於對現代歐洲功利主義文明即將佔領中國並毀滅中國文明的恐懼，出於對這頭可怖巨獸的害怕——再進一步說，出於對「亡天下」的恐懼，普通的中國民眾，特別是整個華北地區的農民們頓時陷入了一種群體性狂熱狀態，他們組成了義和團，樹起「扶清滅洋」的大旗，奮起支持滿洲貴族。皇太后陛下無奈之下，只有盡其最大努力設法擺脫這種困難而複雜的局勢。但是，當列強的海軍襲擊並攻佔大沽口的消息傳到北京之後，皇太后陛下得出了這樣的結論：「對戰敗的人來說，不再希望有任何救星便是惟一的救星。」身為一個絕望的母親和統治者，她同意下令向公使館開火。於是，一些滿洲貴族和整個華北地區的農民們便瘋狂而不顧一切地做出了一系列極端舉動——他們要赤手空拳地將現代歐洲功利主義文明這一可怖的巨獸，乃至「在華的所有洋人」統統趕入大海！

　　就像這樣，整個中華民族以其自身的文明資源——以滿洲貴族的英雄氣概和勇敢的義和團戰士視死如歸的精神——正如八國聯軍總司令、海軍上將西摩爾的一個部將所看到的那樣，中國人如癡如狂地向現代歐洲文明的槍口衝鋒，與他們的死對頭作孤注一擲的抗爭，要以這種玉石俱焚的悲壯方式去保衛、挽救中華文明。遺憾的是，他們的最後一搏以失敗而告終。此後，中國人得出一個結論——正如我將說明的那樣，這個結論是錯誤的——他們認為憑中國自身的文明資源去對付現代歐洲現代功利主義文明的破壞力量，終歸無能為力，亦是徒勞之舉。

　　因此，正如我所說，當朝廷在庚子事變後回到北京時，中國政府在全民族的支持下，走上了西化的不歸路。在這裡，我還想指出的是，鑒於目前的中國局勢，真正讓人覺得可怕亦可悲的地方在於，當整個中華民族決心拋棄他們自身的文明而跪拜于現代歐洲物質文明時，在整個帝國內竟然沒有一個受過教育的人對現代歐洲文明的真正內涵有絲毫的瞭解！康有為以及中國的「雅各賓分子」們，正如我們所見到的那樣，只想通過一個簡單的維新變法行動——僅憑皇帝的一紙「上諭」來在古老的中國實現西化。若不是皇太后陛下採取強力措施，成功地奪回其外甥、即光緒皇帝的統治權，並鎮壓康有為以及他手下「雅各賓派」黨徒——那麼，全世界人將看到一場可怕的悲劇：整個中華民族就會像一個瘋子一樣行動起來，砸碎自己家中的所有家具，拆毀房子，而代之以紙糊的家具和劣質的紙板房屋。

　　皇太后陛下在庚子事變結束後回到北京，便決定採取行動，以除時弊。她絕不允許自己或任何別人再像她的外甥、即光緒皇帝那樣行事——即聽從康有為及「中國雅各賓派」的居心不良的鬼話，按自己個人的意志頒佈法令來推行所謂的維新變法，以圖在中國實現西化。

　　作為一個擁有高貴天性的滿洲人，皇太后陛下個人對於歐洲文明及其社會發展模式並沒有什麼好感，但是作為一國之主——在此，皇太后陛下顯示了她的完美品格和傑出的政治家風範——她感到有責任讓自己個人的喜好與願望服從于全民族的利益與意志。不僅如此，所有的滿洲貴族成員也像她一樣，他們出於滿人高貴的天性，並不熱愛現代歐洲文明，但是他們會主動而自覺地服從於民族整體的利益與意志。

　　在此，我可以指出，那些暴發的買辦階層和一部分卑劣無德的儒生，或者那些具有鄙陋的市儈智慧而缺乏高貴品格的人——主要是這些人，他們渴望享受現代歐洲物質文明所帶來的肉欲的滿足，因而成天叫囂要在中國搞全盤西化。客觀地說，作為一個階層，對於他們的欲求，高層也無法忽視。

　　因此，綜合各種勢力的欲求，中國的皇太后陛下不得不以她偉大的人格強迫高傲而生來倔強的滿洲貴族們服從全民族西化的意志和命令——但是，儘管如此，她仍下定決心，在中國推行西化的每一個改革舉動和措施，都不能由某個人擅自為之，甚至包括她本人在內，而必須得到全民族充分而自由的認可——例如得到代表民族意志的各部大臣、在京的其他名人顯要以及各省督撫的同意才可以。簡而言之，皇太后陛下決定，如果中國非要進行一場革命不可了，它亦將是如偉大的英國公爵威靈頓（Willington）先生當年所說的那樣，那應該是「一場合乎法律秩序的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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