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的牛津運動第二章中產階級儒生之崛起(3)

第二章中產階級儒生之崛起(3)

　　然而，中法戰爭之後，張之洞大人逐漸認識到，所謂「以忠信為甲胄、以禮義為干櫓」的主張，即僅僅使用嚴正的儒教原則來對付法軍艦隊司令孤拔及其所指揮的那些配備有駭人巨炮的醜陋的鋼鐵戰艦，絕對是無濟於事的。於是，他不得不開始尋求調和折衷的道路。一方面，他覺得利用那些醜陋可怕但威力驚人的外國器物乃是迫不得已的；另一方面，他又認為在使用這些現代工業文明產物的同時，應該並且能夠盡可能地消除其中包含的庸俗、醜陋的部分。

　　在這裡，我想指出，儘管張之洞大人後來改變了自己的政見，但是他所主張的改革跟李鴻章是絕對不同的——這樣一個事實可以作為證明他的純潔動機和高尚愛國精神的證據。

　　他在擔任兩廣總督和湖廣總督的時候，正如有些宵小可能會加以指責的，他「濫用公款以引進西人器物」，但同時他也毫不吝惜地拿出自己的所有私人財產，用以創辦各類高等學院和學堂，並專門鼓勵人們研習儒家原則（即創辦存古學堂之類的學堂）。他認為，在這種時候，為時局所迫，他引進了西方的近代器物，為了消弭隨之而來的粗鄙，就必須加強對儒家經典的研習。因此，這種「存古」之舉比以往任何時候都顯得更為必要。

　　於是，張之洞大人變成了一個維新主義者。這位昔日「牛津運動」幹將推行的新政政策，也成為中國的一股政治潮流——從最初的阻礙、抑制到最終的摧毀和消弭，他成功地化解了以李鴻章為首的寡頭政治集團及其推行的鄙陋的自由主義所帶來的政治影響。事實上，正是這股中國「牛津運動」所衍生的情感浪潮，助長了中國的儒生階層對於以李鴻章為首的寡頭政治集團的不滿，也助長了對那種自以為是的中產階級自由主義的不滿，並為其在甲午戰後的突然崩潰和最後消亡鋪平了道路。當李鴻章帶著《馬關條約》及莫大的恥辱從日本回國時，也正是那種當年由「牛津運動」所衍生的潛在不滿情緒，使得頑固保守分子——如帝師翁同龢之流——也悍然將自身的命運與暴發的康有為新黨及其所倡導的激進的「雅各賓主義」綁到一起了。

　　馬修·阿諾德說：「一股對於既往歷史的強烈不滿情緒，一種對於抽象革新體制的生搬硬套，一套精心炮製、文采華麗的新式學說，一個面向未來、自稱前景遠大的合理社會構想：所有這些，就是雅各賓主義的做派。」我認為，這也是李提摩太牧師和為那些自命為「中國朋友」的外國人所極為讚賞的康有為們的做派。

　　更有甚者，「外國朋友們」不僅讚賞康有為們以及他們膽大妄為的做派，當皇太后陛下努力以最體面的方式試圖將中國從康有為們所倡導的激進的「雅各賓主義」中挽救出來的時候，列國的駐華公使居然千方百計干涉她，甚至還起了限制她老人家行動自由的罪惡念頭。至於中國的普通民眾——整個華北地區的農民們則奮起支持皇太后陛下，反對康有為們的「雅各賓主義」，從而使中國的局勢變得更加錯綜複雜。西方人錯誤地認為，在中國，只有儒生才會排外，一般老百姓則不排外。殊不知，在所有國家裡，普通民眾往往都會比知識階層更為保守。在中國，儒生們同普通民眾一樣排外，但如果論及對維新變法的反對，恐怕後者的反對情緒還要嚴重些——總之，在中國只有一個階層既不排外也不反對維新變法，那就是在中外貿易中暴發的買辦階層。

　　中國的普通民眾之所以奮起反對康有為們的「雅各賓主義」，乃是因為這種激進的思潮意味著中國要陷入全盤西化的深淵。儘管我還不能確定早期的「中國牛津運動」對於普通民眾的影響有多深刻，但可以肯定的是，它無疑有助於一般民眾憑自身的文化本能而感覺到，中國的全盤西化意味著西方那種粗鄙、醜陋的工業文明的大肆輸入。因此，當普通民眾看到歐美列強公然支持康有為們的「雅各賓主義」時，他們奮起反抗，要盡自己最大的努力將所有在華的外國人都消滅或趕出中國，便是不幸而又順理成章的結果了——所有這一切的原因，乃是在於：對普通民眾而言，全盤西化意味著讓那種粗鄙、醜陋的現代工業文明之惡魔主宰這個我們生於斯長於斯的古老帝國的命運，進一步，對於那些滿腦子充滿恐懼的普通民眾所做的一切，我們也不難理解了。總之，這就是當年義和團成員為何陷入一種群體性狂熱的道德原因。

　　由此，北京的局勢頓時變得複雜至極，同時也危險之至。皇太后陛下竭盡所能，施展一切政治手段以挽救危局。但是，那些駐在北京的歐洲列國的外交官們，不僅不對我們這位國母表示起碼的同情，反而極盡威脅恫嚇之能事，到處帶著自己手下的小撮衛兵在中國的首都耀武揚威。為了抵制康有為們激進的雅各賓主義的影響，皇太后陛下不得不召喚滿洲貴族的高貴的勇武精神和高尚的抵抗力量。已故的宓吉先生在其《英國人在中國》一書中指出，在中國近代各階層中，滿洲貴族其實是最不排外的。然而，此時此刻，滿洲人的熱血沸騰起來。這沸騰的熱血，帶著他們的高貴精神和高尚的抵抗力量，一旦這種力量同外國外交官那狐假虎威的恫嚇狹路相逢，一場大危機的爆發也就在所難免了。到了這個時候，即便皇太后陛下再偉大，即便她的政治手段再靈活，也是無能為力了——正如一個德國詩人所言：「攻擊愚昧，神仙來戰也是枉然。」

　　在這最危急的關頭，張之洞大人要扮演一個非常尷尬的角色——眼下，康有為及其所倡導的雅各賓主義已然偏離了他的維新方案。不僅是康有為，還有那個在雅各賓主義者中稱得上最為才華橫溢的人——梁啟超。實際上，在當時的中國，幾乎所有最臭名昭著的年輕雅各賓分子，要麼是康有為的門生，要麼是他的特殊黨徒。中日甲午戰爭後，康有為最初在北京鼓吹他的雅各賓主義時，很不受歡迎，隨即被趕出了北京城。然而，正是在張之洞大人的支持下，他才得以再次進京蠱惑光緒皇帝，甚至使其接受了他那套極富雅各賓主義色彩的維新變法方案。這一次，當年「牛津運動」的影響再次挽救了張之洞大人。馬修·阿諾德先生所說的那種追求優雅和美好的「牛津情感」，使張之洞大人對康有為所持的雅各賓主義的激進、粗陋之本質逐漸產生憎惡感。於是，在康有為的雅各賓主義得以在全中國付諸實施的最後關頭，張之洞大人明智地捨棄了他們，返回了「牛津運動」的大營。

　　梁啟超，這個最具才華的雅各賓分子，此後一直指責張之洞大人居然像卑鄙的袁世凱一樣，是一個投機政客——因為張大人曾在他們落難的時候退縮回保守派的陣營了。

　　我認為，這一指責既是絕對不合事實的，也是不公正的。我曾經親自出席過張之洞大人召集的一次幕僚議事會，會議的議題是要討論如何對付康有為的雅各賓主義。當時，康有為正以皇帝的名義大肆頒發維新法令。因為這是總督第一次准許我參加他的心腹幕僚內部會議，所以我至今仍可以非常清楚地回憶起那個場景。在此之前，我曾經冒昧地提醒過總督大人，我對他說：「就我所知，康有為人品卑劣，其計劃亦虛誇不實」。此外，我還把「愛國主義是惡棍的最後避難所」這句約翰遜博士（SamuelJohnson，1709-1784，他是英國有名的詩人、散文家、文評家和語言學家。）的名言盡可能準確、清楚地翻譯給總督大人聽，然而，當時總督大人對於這番話是聽不進去的，還指責我不懂中國政治。到了康有為及其雅各賓黨人露出猙獰面目時，總督大人便想起了我，於是，他專門叫我出席他的私人幕僚議事會，討論對策。這個議事會在武昌棉紡廠的樓頂召開。總督非常激動。我至今依然清楚地記得老總督在月光下來回踱步的情景，他一遍又一遍地重複著：「不得了！不得了！」我們的會議沒有做出任何決議。

　　我不畏煩瑣地舉出上述細節，乃是代表老幕主做出反駁，也是為了使人們相信——說張之洞大人像真正的投機分子、亂臣賊子袁世凱所做的那樣悍然出賣其雅各賓派的朋友，這一責難有失公允。或許，比我的反駁更為有力的證據就是他自己寫的那本著名的「小冊子」，即那本廣為當時西方人所知的題為「學習」（Learn，或更確切地應譯為「教育之必要」）的書。西方人認為，此書證明，張之洞是贊成康有為的維新變法方案的，其實，大謬不然。這本著名的小冊子，是我們在武昌棉紡廠召開那次議事會之後立即寫出來的——可以說，它是張之洞大人反對康有為及其雅各賓主義的宣言書，也是他的「自辯書」。該書告誡他的追隨者和中國所有的儒生，要堅決反對康有為推行維新變法的方式，此後，凡是欲推行此類的改革，就必須首先從教育入手。更進一步地，這本「自辯書」陳述了一個很重要的理由：張之洞大人之所以部分放棄他早年嚴格信奉的儒教原則，轉而贊成、提倡引進西方近代文明的部分成果，乃是事出有因。

　　張之洞大人的這部名著，像紐曼博士那本著名的《自辯書》一樣，是人類智識發生微妙變化的一個極為突出的例證。按照此二人的看法，明辨是非的真理和道德準則都不是絕對的，並且不是對任何人在任何情況下都有約束力。關於紐曼博士，正如查爾斯·金斯尼（CharlesKingsley）所批評的那樣：「真理自存，總體說來，它不必也不應該只是羅馬傳教士的美德之一。」至於張之洞大人，他一方面認為儒家原則是真理，在個人的道德生活中必須絕對遵從；但另一方面他又認為，這一原則在現代國家政治生活中則行不通了。儒家聖人之教，告誡個人或國家不必亦不該專心致志于對財富、權力和物質繁榮的追求，這一點，本乎孔子「賤貨貴德」之說——而現代西學的功利主義理論則教導人們，人生的成功和國家的強大，其基礎乃是在於擁有巨額的財富、無上權力和煊赫的物質繁榮。按照那個在中國鼓吹西學最為熱心的李提摩太牧師的說法：「一種沒有商業價值的教育，是絕對無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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